有尊严地活着，和钱有多大关系？

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才是通往自由之路。

——  刘瑜  《送你一颗子弹》

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著名学者傅高义将新中产阶级描述成一种经济与文化的标杆。

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这些工薪族及其家庭的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与保障，构成了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涌现的“新中产阶级”。他们是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象征。

为了能挤入新中产阶级，学生要经过地狱般的重重考试进入名牌大学，因为日本社会对哪些大学最为出色有高度的共识，进入某一所大学基本就意味着归属某个群体，它清晰无误地确定了人们的未来流动。

据《经济学人》数据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已达到2.25亿。轻中产、新中产这一类标签近年来非常火热。除了商家特别爱提，还因为它们精准地传递了不少人的状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而我国最初引入“新中产阶级”这个名词，是用来描述小康社会的中坚力量。可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觉得自己进入了中产，却并不快乐？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提法：有尊严地活着，和钱有多大关系？

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就提出了他广为流传的经典理论——马斯洛需求金字塔：

有尊严地生活，首先需要物质基础的保证，但却并不是富裕阶层的特权。在过了基础的温饱阶段后，有尊严的生活就成为了每个人的都需要的状态，而不是一个节点。

换句话说，对于绝大多数焦虑的朋友，我们不是先变富再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是需要在追寻财富的同时，保持“活在当下”的尊严感。

《“新中产”理财行为分析报告》将“新中产”定义的特点在于，这一群虽然买了车但可能平时乘坐地铁上下班，没有结婚或刚成立家庭，买了房却还着房贷，但却学历高、收入高、消费 高、投资积极性高、有信用并且喜欢在互联网上进行投资理财。

这一群体现在还普遍年轻，以上班族为主，但却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待富群体”。

他们看起来光鲜，其实大多内心焦虑。可支配收入不足，维持体面生活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焦虑是因为在他们解决了基本的吃喝之后，就趋于从众，会追求社会的认同。

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便不停的用外在的事物去定义自己，什么西方教育、他人评价、中产阶级、千万存款，仿佛拥有的越多、或者越属于某一特定人群，自己就越能说服自己似的，而说服自己的逻辑依旧是“从众”模式——你看，周围所有的人都说我牛逼，可见，我自己要的大概就是这些。

其实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尊严的价格不同罢了。不如把有尊严的判断标准交给自己，情况就会不同。追求有尊严的生活，不是不需要钱。但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两者齐头并进。

每个人的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才是通往自由之路。有尊严地生活，既不是一个终点，也不是毫无束缚，而是始终处于不断赋予自我意义的状态。建立自我评价机制，摆脱虚荣感，只有你能定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