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笔者前后去过三次香港，第一次去是为看演唱会。作为80年代末生人，香港流行音樂文化伴随了我的成长历程。而红磡作为粤曲文化的一个符号，亦自然成为心之向往的地方。演唱会之余，和众多游客一样，选择了些常规旅游景点，诸如海洋公园、太平山顶……同时因为对市井文化的兴趣，亦格外留意香港一些旮旯犄角，比如茶餐厅、楼上书店。
第二次是荣幸加入PCD组织的香港城市农耕考察團。PCD中文名稱為香港社区伙伴，是一个香港的NGO，在内地几个城市也设有办公点，並開展项目。一个星期的走访看到不同的机构或团队以城市农耕作为形式（或目的），推动各自的使命或诉求。
上个月初第三次的香港之行，则是一次本土文化保育之旅。
以下正文，筆者會重點敘述這第三次的旅程裡头三個文化保育的案例，也會在文末提供一些旅程中的其他线索，以為希望多一些了解的讀者參考。
三个圍村
常看TVB劇的朋友對圍村（至少這個詞）一定不陌生。電視裡頭的劇情往往是村裡發生什麼大事，全村集結祠堂商討，最後爭執不休，還得請上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輩拍板下令。從這個用到烂的桥段，圍村的特點也能略知了幾分。
香港的圍村，多在新界，可以追溯到明朝年間。當時沿海寇患頻繁，居民在村落周圍加筑矮石牆，以保生命財產，亦作抗盜之用（也有說用作圈養動物）。到清初因為“遷海令”被迫搬離，很多圍村淪為寇穴；康熙年間，本地居民遷回，為求自保，更是做足防禦工事，如加高圍牆，挖掘護河，以及安裝鐵閘門。
另一方面，清中葉以後，客籍人士遷入新界居住者日多。因語言、風俗等與原居民不同，加之因為土地分配利益而常生摩擦。客家人聚族而居，比鄰本地圍村建立圍屋，作為防衛。
如今，香港的新界元朗一帶還保留有地道的圍村文化，既有本地圍村也有客家圍屋。我們此行的三個圍村都位於這一帶。
三棟屋坐落在荃灣，是一個典型的客家圍屋。因為七十年代興建港鐵，原居住者陳氏一族遷離，并于1987年改建成為現在的三棟屋博物館。
和傳統客家圍屋一樣，三棟屋呈長方形，四周以橫屋排列作圍牆。縱向三列分別為前、中、後三廳。沿著中軸走進圍村，依次經過安放雜物的前廳，然後是客廳，也用作議事，到最里則是宗族祠堂了。
左右橫屋連接成排均為住屋，各房的分佈自是嚴格按照輩分、尊卑有所講究。穿行在“三橫三縱”之間，幾條小巷整齊劃一，住屋大同小異，雖不大，也容易迷了路。同行帶隊的永豐老師偶然講起嫁進圍屋的女人，亦如步入小小“深宮”一般。實在深入過“圍起來的家族”，加之一番對傳統文化中女人命運的想像，大家都唏噓不已。
圍屋前是一個廣場，供族人曬穀、休憩之用；廣場前有風水池，也用作防火；而屋後竹林則用於防盜。
基本上這是一個“死掉”的圍村，從建築的佈局、房屋內的陳設、介紹室的一些文字與圖片尚略能一窺當年住在這裡的陳氏族人的生活。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是，博物館大廳展示的物件涵蓋衣食住行各個方面。你能打開竹編的鍋蓋看到裡面“蒸煮的食物”，可以試穿200年前村民的衣物拍照，做一回客家人。
大圍是我們去到的第二個圍村。此站逗留的時間不多，呈現在眼前的景象全然不是一個圍村的模樣。大圍也叫做積存圍，是一個雜姓本地圍村，裡面住了十幾個姓氏的村民。同行的夥伴說，圍村原來的圍牆皆已拆除，非村裡人很難找到村子入口。我們沿著周圍走了一圈，果然沒有看到村口的痕跡。原來圍牆的位置早已建成了新的商鋪。當時心想，大概要乘坐直升機俯視，方能盡得村子內部的形態。
至寫此文之前，筆者查閱相關資料，了解到一些大圍的歷史。作為沙田最古老和規模最大的圍村，村中有十六姓，其中韋姓者最眾，也是村中唯一有祭祀祠堂的一族。據說韋氏為漢代淮陰侯韓信後人，韓信為呂後設計殺害之後，其南粵後代便取韓字一半，隱姓埋名。而韋氏祠堂的牌匾、對聯還留有京兆堂、淮陰世澤這樣與韓信有關的信息。因為沒有村民領路，我們也沒能見到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的積存圍圍門。對於裡面住著的村民的生活，也只能憑著照片作一番想象罷。
曾大屋是客家圍村，晚清時由曾氏家族建造，至今仍有曾家人生活在此。因在二戰時曾經收留過逃難人士，由此被尊稱“大屋”。圍屋四面圍牆圍繞，高數米，由青磚壘成。四角築有碉堡，尚能見到槍孔和瞭望台這樣的防禦工事。在不打擾村民生活的情況下，偶有遊客進入參觀。我們也得以從主門悄悄走進村子內部。和三棟屋的佈局類似，分為前中后三廳。中廳的外牆上設有告示欄，告知所有村民近期大事或者議事結果。後廳祖堂，供奉著祖先神位并懸掛照片。圍內還有兩口水井，供村民日常飲用。
永豐老師特意提醒我們注意主門、住屋門以及它旁邊貼著的對聯。這包含了傳統客家人在建築自己的居所時，考慮的尺度。主門高大，門檻也高，旁邊對聯以及上面的字也是與之對應的大小；住屋門小，配套亦隨之變化。看似是一个简单的細節，也蕴藏了传统的智慧。風水考量，則是圍村文化（甚至香港文化）里不可或缺的要素。曾大屋設有村屋前的風水池，以及土地壇，就在一旁的通路上。
村裡的住屋並非一副古老陳舊的樣子，全然傳統。村民也進行粉飾，改造，讓曾大屋有別於三棟屋博物館，傳統與現代的交流也並未讓傳統失掉其核心的元素。
在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里，我們對新界的歷史有了大概的了解。新界是香港传统的乡郊，近五十年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迁。原来的围村周围，港鐵通車，河流邊界改造，各种商场、大楼矗立起来，古老的围村也陷入了被围的境地。
再见利東街
喜欢香港音乐的朋友，一定听过謝安琪的「喜帖街」。“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歌里唱著的正是利東街的故事。這首歌為08年所作，填词人黄伟文，是當年全港傳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就在不到2年後的2010年2月，利東街正式封閉，而喜帖街的故事和她所代表的美好也不得不塵封于香港普通市民的記憶之中。
位於灣仔南部的利東街，其發展沿革經歷了逾半個世紀。因為50年代港府整頓印刷業而將大部份的印刷商鋪遷至這裡，各種印刷小店逐漸發展，形成了各種形式的印刷服務，因此利东街也被稱為印刷街。到70年代，開始有商鋪經營喜帖、紅包（利是）、春聯（揮春）等印刷製品。各种形形色色的产品多了起來，逐漸為香港人所知，成為香港市民選購喜帖的地方。可以说見證了眾多香港的新人走入人生另一旅程。
2004年，香港政府出臺開發利東街的H15項目，很快遭到眾多居民的反對。在居民們看來，利東街承載的歷史意义不應該簡單的被拆除。民間亦有團隊，開始持續關注利東街開發情況，組成H15關注組。他們除了進行社區工作，幫助維權以外，也積極向市建局提交發展藍圖。他們設計的啞鈴重建方案，在2006年由市建局提交灣仔區議會，并被“聲稱採納”。之所以如此說，在於市建局的方案並未重現關注組“樓換樓，鋪換鋪”的重要原則。
一個香港的社工朋友告訴我，“利東街參與者主要是街坊，H15 關注組的組成雖然有不少專業人士和義工在旁協助，但主要的還是街坊，發展到了現在，H15 關注組還有很多當年的街坊在裡頭，每月不斷地就著重建和住屋議題開會和辦活動，每次有新的重建區公佈，必定有H15 的街坊May 姐主動到場協助講解和組織街坊會，現在他們全都變成了我們的夥伴，是行動者，也是組織者。”
經過這一帶，已然看不到利東街舊時的影子，老的商鋪早已被清拆一空，新的工程開建，告示上則是香港兩個房地產商偌大的名字。香港的朋友描述說，曾經這裡的小孩子甚至可以在六樓的平台上放風箏。不少人是在消失後才意識到原來生活的模样。城市的所謂“破陋”和“臟”一定要通過拆掉、重建來解決嗎？推倒重建又能否保留社區居民希望保留的元素，包括它的故事它的记忆。消失的利東街也讓更多的香港人開始追問，我們究竟在乎什麼？
馬寶寶社區農場
這個屬於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一部份的馬屎埔村，或也不能抵擋最終變成大廈的命運。香港新界東北發展是政府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就研究的計劃，2008年正式立項，作住宅和商業開發。這一帶是香港傳統農業集中區域。其中，馬屎埔村是位於粉嶺北的一個村落，居民一直過著農耕的生活。
現在，更多返鄉的青年人正用藝術的方式試圖為村子留下更多的東西。原來默默無聞的一個小村落因為護鄉青年們的行動，让很多人知道了關於馬屎埔村的故事。六十年歷史的馬屎埔村曾經看著他們長大，如今村子更像是他們的孩子，年輕人都稱呼她作馬寶寶。
筆者在兩年前的城市農耕考察里第一次來到馬寶寶社區農場。當時，地產商已經買下全村的土地，逼迫居民搬走。原來七百多戶的村子剩下一百來戶。留守的村民有無力搬走的，也有不願搬走的。在一個過幾天就可能見到拆毀一棟房屋的環境下，或者當初更多出於希望能有好一點的生活氛圍，讓尚居住在这里的人能擺脫恐懼，安心、舒適的生活，村民們特別是年輕人們開始想些讓村子活起來的方法。農地當然繼續種，還採用有機耕作的方式。每週在村口舉辦農墟，售賣有機瓜果，也開辦一些食物工作坊，吸引周圍居民前來。
除了有當地的力量之外，馬寶寶也得到了諸多外界的支持，特別是藝術界朋友的加入。有幸在第一次到訪馬寶寶時趕上一場馬屎埔村生活器皿展。村子里其中一棟兩層樓高的廢棄屋子被收拾打整，外牆繪上好看的圖案，成為馬寶寶的田邊故事館。展出在故事館里舉辦，展品都是年輕人們從廢墟裡面收集撿回的一些生活用具，吃飯的碗、耕地的鋤頭、施肥的肥船（村里農戶在田裡施肥時，會用一小船載著肥料以節省體力，筆者注）。還有藝術家或村民們捏的泥人兒做的陶瓷，村裡的農戶手寫的文字，藝術家們其他的創作也在小小的田邊故事館展出。小小的故事館里滿是村子的故事。透過器物、創作或文字，村民甚至外來參觀者得以和村子的過往連接，真切的觸到馬屎埔的脈搏。“杯碟釋放雲龍，土地釋放人民”，這是到今天為止，我依然記得的參觀時讀到的一句短詩。
因為“牽掛”馬寶寶的變化，今年再到香港特意多留了一天回去看看。馬寶寶呈現了更有活力的面貌。村口立起了一面社區農場導賞圖，想來一定有更多的人被這個藝術護村的馬寶寶吸引；新的LOGO設計也頗具藝術气息，兩個馬頭相視，在村口、在售賣的產品包裝上，都能見到馬寶寶的身影。
藝術家們的新創作出現在道路旁，以五顏六色水泥雕塑的形式；出現在村屋的牆上，牆壁上被畫上耕作的農夫或者友蓮士多；還出現在搖搖欲墜的棄屋，有藝術家利用拆剩的牆壁、支架橫樑做起了裝置藝術……雖然故事館沒有了（還是沒有開，似乎沒有看到這棟建築了），村裡還定期舉辦音樂會，10年秋是“讓土地呼吸”，12年新春又是“我愛我家，粵曲迎新歲”，幾百上千人參與其中，用音樂代替吶喊，也凝聚更多力量。
村裡的友蓮士多仍然開著，雖然我們沒有見到裡面住著的伯伯。士多，英文store音譯，即小商鋪之意，在馬屎埔村這樣的社區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村民購買日常生活用品之餘，閒暇時也會聚集在士多，聊天、玩笑、話家常。作為這樣一個公共空間的士多，同行香港的朋友告訴我，已不只是一個“store”，它也“store”（儲藏）了太多的東西。
我未必能想見再過兩年的馬寶寶會是什麼模樣，只是兩次邂逅她講述給我的故事，已經足夠讓我在往後的時光里再常常回憶，像我忘不掉的“土地釋放人民”，忘不了的“士多的寓意”。
尾聲
近年來，香港文化保育中常常用到一個詞，叫做“活化”。這個概念究竟如何定義或者極少人說得清楚，但從看到的文化保育的案例中也能明白个七八。比如深水埗的舊區法庭現在是一個藝術學校，建築內部保留了原來作為法庭時幾乎全部模樣，甚至關押等候審判的人的“監獄”也都原樣保留。我們路過時看到藝術學校的老師正在“監獄”里辦公。
發展和保護的博弈當中，被犧牲掉的總是弱勢人群的利益。如香港反高鐵運動，民間對抗的聲音如此強烈，但菜園村所有村民依然得讓位于強勢的發展，另尋新的地方建立家園。同樣也是發展和保護的博弈當中，我們看到許多對於城市發展或更新的舊有想像被打破，重建并不只是“賠償”，發展與傳統文化保育可以如何調和？
不同利益相關方的介入在其中起到不少作用。已是香港一級歷史建築的“藍屋”是香港文化保育案例中“留人留屋”的第一個，即政府已經收回房屋所有權，原居民仍然得以留在這裡生活。藍屋是位於灣仔的一列唐樓，也是香港目前少有尚存露臺的唐樓。其變成藍色的經過也頗具趣味性。1990年香港政府在粉飾外牆之時，只剩下藍色油漆，於是便有了如今的藍屋。2006年發展該區時，政府引入許多NGO參與活化，聖雅各福群會將藍屋一樓鋪頭改造成了香港故事館，吸引眾多市民遊客前往參觀。
作為香港最早關注文化保育的民間團體，長春社從六十年代末開始在城市的建設和都市的更新中發出更多來自民眾的聲音，記錄保育香港的歷史筆記。從來，歷史都是官方書寫的，這些行動讓我們看到民間開始爭取歷史的詮釋權。
香港的文化保育，不只有激烈的對抗，如菜園村；也有持續的關注，如利東街；還有平和的進行，用藝術用故事的方式將保育“內化”，而非僅僅留住死掉的建築，如馬寶寶。這些經驗也昭示我们保育的真正内涵。保育并非隔离起来，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外来的无法进入，而里面的也难以出去。保育是挖掘传统中智慧，建立与现代的连接，讓傳統得以為當下更多人所用。
建設不只是修建房屋，保育也非對建築本身的關注。人才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元素。人本精神深刻地暗含在以上這些保育的故事之中。
我想，香港文化保育理應給到大陸更多的“刺激”，我們怎麼對待歷史，怎麼對待社區文化，怎麼對待腳下的土地，又怎麼看待自己的身份認同。
Hoo
2013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