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轻群体不时会被报道扣上“不关心政治”的帽子：这不，虽然大选即将到来，但近日有调查称18至24岁的选民对于执政者、管理机构的不信任程度却达到极高点。不过，本文这个92年出生的年轻人，选择在处女作中细细描述自己穷苦家庭的绝望生活，并不留情地痛斥政治精英们对“这些被生活羞辱的穷人们”长期忽视、袖手旁观的态度。
据报道，近日法国中部Auge小镇一名产妇在自家产下女婴，这是小镇50年来第一次有新生人口：当地人口流失严重，镇长费了番工夫才学会如何给新生儿登记。同样，本文介绍的这位“鲜肉”作家爱德华·路易（Edouard Louis），也来自一个如Auge小镇般凋敝、了无生气的边缘城镇。
文坛“鲜肉”揭过往疮疤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生、法国文坛新秀爱德华·路易在畅销“自传”作品《告别埃迪》（En finir avec Eddy Bellegueule，2014）开篇，“自怜自伤”地写道：“关于童年，我没有任何幸福记忆。”
童年经历大多与家庭、伙伴，以及自身内外条件相关。以局外人眼光看来，可能除了天资聪颖，爱德华在这些方面的确不太走运（家庭不幸、性格阴柔）。也正是这些构成不幸的条件，彻底阻断了爱德华与故乡和解的念想，一刻不停地鞭策他朝更广阔的天地进发。
事实上，不睦与贫困的诅咒在他的家族代代相传：家族几代男性皆为工人，爷爷壮年时抛妻弃子出走，并在三十多年后死于事故。得知爷爷死讯的父亲，大笑着买酒庆祝，虽然在爱德华眼中，这不自觉的笑，更像是“脸上被吐满浓痰时的苦笑”。话说回来，深受家庭不幸所苦的父亲，并未有反思的自制力，而是继续将自己的自私、冷漠传染给下一代。
“龙生龙、凤生凤”？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有疑问：为什么那里的年轻人不努力改变世袭命运，而是依旧走上父辈老路？可别拿“寒门难出贵子”做借口，家里出了个大学生，总归算个指望。难道不读书，还更容易改善命运吗？
然而，由于文凭对时间、精力、资源和长期规划的要求高，这条融入主流文化的向上通道对小镇大部分工人子弟来说，近乎遥不可及。直接放弃求学的他们，反过来对教育采取了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
就连路易在接受采访时，也同样表示虽然自己选了文科，但出于 “对正统文化的憎恨”，书单里的书他压根一本也不想读，而只在会考应试辅导材料上下功夫。高中时，他第一次接触到戏剧，但“这难懂得简直难以忍受”。在肯定儿子坚持求学的同时，路易父母也不免流露了真实看法：“别太痴心妄想 […]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能搞些什么？”
不仅如此，在爱德华身处的社会氛围中，那些“书呆子”们成绩再好，不过是些阴柔绵软的“娘炮”。屡屡逃课的人，才具备值得推崇的男子气概。这种对权威（学校、家长）的对抗、排斥，也可视为强化对自身认同的手段。工厂艰苦的劳作条件更是巩固了大男子主义的影响。这不，爱德华在书中写道：“在我们的世界里，男性特质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就连“埃迪”这个西部牛仔片男主角般的名字，也寄托了父亲对儿子的“硬汉期望”。
可事实是，这些人虽以男子汉的反抗姿态怀疑着教育制度的价值，却没能找到更好的替代品。这种靠近主流而不得、旋即唾弃主流的心态，也反映在了选票上：投票给勒庞，是为数不多吸引主流关注的方法，虽然极右派未必是真正的“穷人捍卫者”：大选中充满了承诺、期望与背叛。最后人们也许会发现，他们似乎选择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选。就像你虽改变不了什么，却总认为自己正试图去做出选择。
面对现实束手无策：“孤星”百事哀
《告别埃迪》充斥了一种“丧心病狂的悲观”。这与美国以往的一项调查不谋而合：2011年二月，一项全国民调发现，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男子对前景最为悲观。他们认为美好往昔已一去不返，认真工作也无法带来体面生活。
更可怕的是，长期的资源稀缺使人短视。长此以往，他们的认知、判断以及表达能力，会被日常挣扎消磨殆尽，遑论自我调适、刷新自身技能。他们信奉“爱国主义”，因为这是弱势群体无可取代的避难所——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自有多种资源可利用，而弱势群体却唯有国家可依。即使暂时侥幸脱困，这种思维模式不免会导致他们再次陷入苦境。这样的父母能养育出什么样的孩子呢？
这些在阴影中枯萎的人们，让小编想起了另一群人——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为数不少的年轻参与者。就像后来美国民主党政治家桑德斯的支持者一样，他们持着开放心态，对未来充满关切，想要改变世界。很显然，太阳从来不会照耀在每个人身上。爱德华想要挣扎着和这些人分享阳光。与拒绝巴黎、非要蹲在美国南部乡村静心写作的威廉·福克纳不同，他的目标是坚持不懈地钻入“敌对”的精英阵营。
从“埃迪”到“爱德华”
到亚眠高中就学后，同学们都叫他爱德华：大家以为“埃迪”不过是个昵称，经过一番抵抗和犹豫，他接受了新名字，并借此与父母和过去告别。他开始更彻底地改造自己：他躲在卧室里练习表情、纠正乡音；他花大量时间搜索熟记同学口中提到的名人，急于在他人面前留下好印象。当他考了第一名时，难以置信到怀疑自己是不是“作弊”了。之后，学会中产阶级的喜好和表达方式的爱德华遇上了贵人，并在其帮助下被纳入了之前痛恨的精英圈子，得到了社会层面的救赎。
爱德华成名后，父亲一口气买了20本《告别埃迪》，尽管“埃迪”是他喜爱的名字。父亲还将书讯海报张贴在工厂公告栏处，打电话告诉冷战许久的儿子：“我为你骄傲”。而余悸未消的爱德华更像是从传染病医院中逃出的幸存者，他远远看着继续不知不觉互相摧残的家人们，心中为他们流血流泪，但庆幸自己一息尚存，不必再困在他们的迷宫中。
自我救赎的小镇青年
为什么爱德华要写这本书？首先，是为自己曾经所属的阶层发声：家乡的人们“似乎已从公众视线里彻底消失”。更可怕的是，大众倾向于把悲剧看作人之恶在作祟，认为穷人才是失业、贫困恶性循环的始作俑者：“我妈妈认为，社会和精英阶层让穷人们相信，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最后，他们自己也接受了这个想法。”
这些小镇在不断下沉，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它不断吞噬希望和光亮，只在出了悲剧和天才的时候，才会短暂地被人关注。爱德华认为，贫困现象是一种需要被诊治、改善的社会疾病，应该对此负责的不仅仅是他父母，还有“神通广大”的治理阶层。
但事实上，本该担负责任的特权阶层，却脱离了现实，把政治变成了矫揉造作的游戏。精英不但逃脱了对现实的责任，大众也同样背弃了社会责任。社会中各个群体都被无法理性探讨的偏执隔离开来。精英乏力、民粹兴起的背景下，靠贩卖歧视口号和相互攻击的政客，即使不去直面危机，也能在当下迅速获得权力。
其次，在深深的焦虑和挫败后，爱德华拥有了不接盘和重新制订人生游戏规则的机会。过去的世界已瓦解，只不过余下不愿熄灭的灰烬。他用这本书，将讨厌的时间囚禁于内。
可以看出，童年经历让他对负面情绪更敏感：也许，从家庭生活中得到“不如去死”的感触，这种被遗弃感比真正的“留守儿童”还强烈。书本就像海绵，它能在家中装上消音器，对内外的冲击提供减震功能，但也只能短暂地贮存怀疑、冷漠、悲伤，但这种“易感性”使得爱德华照旧堆积着低落情绪。同样，他的天赋和努力只能助其向上，却无法给予他平和之类的良好品性。也许，当良善的面孔下涌动着愤怒的毒液时，这些辛勤铸就的铜墙铁壁会像沙堡一样在浪潮中自行坍塌。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爱德华试图拉近读者和家乡人的心理距离，但他本人无法与家人“交换”情感，而是愈行愈远。从某种观点看来，男主人公最需要的并非是他人的认可，而是和往事达成和解。不过，或许怡然成长的安居者，难理解漂泊无家者的决绝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