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回了趟老家。上飞机前的最后一刻，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今天回家，她问什么时候到，我说两个小时以后，她按捺住心中狂喜，马上安排弟弟去机场接我，在挂电话前她没忘抓紧机会问了一句“想吃什么”，我想了想，说：煎豆腐吧。
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做好菜等着了。煎豆腐，辣椒炒田螺，炖土鸡。
煎豆腐不是老家的特色名菜，却是上桌率最高的一个菜，因之营养清淡又美味，几乎人人会做，家家都吃，四季都有。看朋友圈里老家的人晒餐桌，这道菜总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不是那么起眼，地位却固若金汤。
豆腐煎到两面微黄，放一点肉末，加一点点水炖煮一会儿，撒上葱花出锅，偶尔也会搁一点切碎的辣椒。豆腐外脆里嫩，绵软顺服，肉末稍微一煮就能出鲜，让豆腐裹上一层淡淡的恰到好处的肉香，那点汤汁用来拌饭也是极美味的。
我在云南也经常做这个菜，可是大理的豆腐要么太嫩，煎不起来，要么太老，只能烤来吃，所以总是难以成功。我琢磨了很久，只能把嫩豆腐裹鸡蛋再煎，虽然也好吃，但终究不是家乡味道。回家再看母亲做煎豆腐，手法、步骤半点无差，想来确实是豆腐的原因。
土鸡是老家隔壁的娟婶子送的，炖了一大碗，是一个硬菜。田螺粒细小，但是很有嚼劲，最有料的是那份辣味，连田螺肉都能渗进去的辣味，想来是那点青椒功不可没。马上夹了两筷子青椒吃，马上连连点赞，这辣椒不错，有老家花桥辣椒的味道。老家小镇的青椒是一绝，不但辣的程度遥遥领先，还有一种难以描摹的爽快。母亲也很得意地说，你今天运气好，我去菜市场正好碰到那个人卖辣椒，我看着很像我们花桥的辣椒所以就买了一些，还剩了一半明天给你炒血鸭吃。
第二天早上，母亲早上五点就起床，给侄女做了早饭，送她上了学，去菜市场买了鸭子回来。把我叫醒，给我煮了一碗馄饨做早餐。
说到馄饨，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老家小镇的人不会吃饺子，并且管馄饨叫饺子。我最初离开家的时候也这么叫，被人纠正过好多回才接受馄饨并非饺子这一事实。
我家里每年只吃一顿饺子，就是每年正月初一的早上，我一直以为那是吾乡传统，这次回去听母亲说起来才知道这是她自创的“传统”。这一“传统”的由来要追溯到好几十年前，外公曾经是个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东北的几年里学会了包饺子，回来以后就包给几个孩子吃。母亲几姊妹中，只有她一个人学会了包饺子，后来就包给我们吃。只是比起做饭炒菜，包饺子这事显得比较麻烦，要专门去买面粉回家，和面，调馅，要会擀皮，要会包，最后再煮熟。所以，饺子在我家就像月饼一样属于特供的节日食物，一年只吃一顿，也谈不上好吃不好吃，反正只吃个新鲜。隔壁的几家邻居看到母亲每年初一包饺子，也觉得新鲜，因为电视里也总是嚷嚷着过年要吃饺子，所以也开始学着做，于是就在一个小范围里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传统”。我一直以为那是故老相传的，如今才知道是母亲独创的，令我有点小小的吃惊。
再回想一下，老家会包饺子的人确实没怎么听说过，可能以前见过饺子吃过饺子的人都不多，大家都没有冰箱，也不可能去买速冻的饺子回来吃——很可能压根就没地方卖。饺子只是一样传说中的食物，人们大概知道是用面皮裹着馅的，放在水里煮的东西，馄饨正好满足了这个条件，于是，它就被叫作饺子了。多么曲折而又顺理成章的误会。想来镇上的人们离开老家去了外地，发现这一误会时一定跟我一样吃惊吧。又想到外公千里迢迢把包饺子这个“火种”带回老家来，而我的母亲又把它“发扬光大”到了一定程度，顿时觉得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讲完饺子的故事，母亲马不停蹄地开始杀鸭子，拔鸭毛。鸭毛特别难以除净，她在厨房弄了一上午才弄干净，把昨天剩下的宝贝辣椒切了，炒出一大盘“血鸭”来。炒完以后她自己尝了一下，连连顿脚，说味道不好。我也尝了一块，只是感觉米酒放得稍微多了一点点，味道总体还行。她嘀咕着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平时也是这么炒的，有时候味道就特别好，有时候就一般。最后，在她的殷切注目下，我把鸭肉和辣椒全都吃光了，又吃了两大碗米饭，以实力为她的厨艺点赞。
吃完这顿，正坐在椅子上捧腹呻吟，她马上又开始问我下一顿想吃什么了。我想来想去说大白菜煮红薯粉条吧。
红薯粉条也是小时候在老家常吃的东西，每年冬天的时候几家人一起做粉条，是一个热闹而庞大的工程。先用大竹筐装着红薯在井里淘洗，再逐个逐个用手洗净去皮，把家里最大的一个灶眼点上，一大锅红薯熬成糊，再用一个大漏勺滤成粉条，晒干了一捆一捆放起来，能吃一年。自家做的粉条很地道，不过这东西不能单吃，用老家的话说是太“寡”了（寡是淡的意思），一般要用荤汤来煮，或者是配着荤菜吃。小时候我有一次自己煮了一碗粉条吃，半夜里一个劲干呕，难受地哭了起来， 把家里人全都惊动了，个个都惊恐万状束手无策，最后问知是吃了红薯粉，大家打个呵欠一散而去，说是吃两块大肥肉下去就好啦。后来每次看到人说“淡出鸟来”，我就忍不住想起那次的难忘经历，何止是“淡出鸟来”，简直是“寡出人命”了。
晚上母亲便给我做了粉条，只是买不到好吃的白菜，又怕粉条太淡，所以用排骨汤来下的粉条，估计她也记得我当年的糗事。可是买来的粉条不怎么好吃，好在次日要去小姨家，小姨父现在在老家当村支书，家里堆满了各种土货，红薯粉条尽可以管够。
小姨也煮了一只土鸡，烧了两条鱼，一大钵红薯粉条，酸辣椒和酸豆角炒了一只板鸭，还有一大盆猪头肉和一大碗凉拌海带。吃完饭走的时候又给我们挖了好几捆酸豆角，装了几颗好吃的白菜，两百个土鸡蛋，还有一只杀好的八九斤重的大鹅，可谓是满载而归。
下午父亲和小叔分别打电话来叫我去吃饭，都被我婉拒了。因为这次回家没有开车，去哪里都要弟弟送我，他有他的事情，不可能随时听我差遣，来小姨家这一趟已经是提前两天预约了的行程，不好意思天天烦他的。况且我要是去吃顿饭的话，父亲得费不少工夫，他自己又不会做饭，还得专门请小叔过去帮忙，小叔也是要上班的人，做饭耽误他半天，喝醉酒再躺半天，一天的工钱就没了。
父亲为此很生气，他从小叔家喝了酒出来，摇摇晃晃走在街上给我打电话，说我不给他面子，连饭都不跟他吃。而母亲对于我的决定则表示坚决拥护，在她眼里，父亲想要染指我的三餐简直是对她主权的挑畔。我回到家里，理所应当是应当要吃她做的饭的——每一顿。她像母鸡护崽一样严格保护着自己的领地。因为我是小姨带大的，所以特批可以上小姨家去吃一顿饭，至于我父亲，那是排不上号的。
从小姨家回去我就订了离开的机票，准备过两天就走了，母亲掐表似地算好了我还能在家吃几顿饭，要精心安排把我想吃的爱吃的都嵌在这几顿饭里，尽量满足我的口腹之欲。
自从回到家以后，我们便一直在讨论吃的问题。我这十几年都在外面，勤的时候一两年回去一次，懒的时候三四年，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人生所有事情都自己作主，她从来插不上嘴。况且如今她已年老，身体又不济，对于我的生活早已无力参与。她的双翼已经逐渐萎缩，管辖范围只剩了我回到家里的那几顿饭，她的拳拳爱意、万千挂念都只能煮进饭里。因此，这几顿饭对她来说就变得无比重要。
对于我来说，这几顿饭也是同样重要。我这人格局很小，又恋旧，常常想念家里的那口吃的，有时想得抓心挠肝。我有时经常做一个假想，如果我回到老家生活，家里的饭菜吃久了大概也会经常想念在外面吃过的一些好吃的，这两种想念，到底哪一种会更强烈更难以忍受？不过，这个假想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这一辈子大概就只能漂在异乡，活在对家乡吃食的想念中了。
为着这同一个目标，我跟母亲同心戮力，最大限度地配合，她精心地做，我努力地吃，每天吃足三顿，每顿都吃到腰圆肚滚。
虽然我已尽了最大努力，到最后她依然有点遗憾，因为我还要去大连，并不是直接回云南，所以不方便从家里带些吃的走。每次回到家里，走的时候她总要给我捎上一堆吃的，这小城别无长物，好在吃的总是此地独一份的，不管多寒酸也不会失礼。
走的那天在高铁站看到一个中年男人，腋下夹着一只小包，左、右手各拎着一只红色塑料袋，透过半透明的塑料袋可以清楚看到里面还套着一只白色塑料袋，在白色塑料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六只饭盒，两只手加起来就是十二只饭盒。安检的小姑娘笑着问“带这么多东安鸡啊？”男人自豪地笑着说“当然啊，难得回来一趟嘛”。饭盒里装的是饭店做好的本地名菜“东安鸡”，街头巷尾到处有售，我前两天也买过一盒回家吃，一盒就是一整只小仔鸡，卖40-45元不等。车站里拎着这样饭盒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就数那个男人拎的最多，他过了安检，把饭盒们小心翼翼地放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心满意足地长舒一口气，大概是想着到了长沙还可以开怀大嚼好多顿，那份快乐连我都能感同身受。
我虽然没带任何东西，但是在临走前对母亲说，不用带了，都装进肚子，长成肉带在身上了。她也笑着接受了这份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