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从魏玛历史看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
提到德国中部古城魏玛，自然会让人想起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
对德意志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互为因果。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及其儿子普鲁士威廉王子被逊位，第二帝国寿终正寝。之所以说“被”逊位，因为此决定非皇帝亲自宣布，而是由当时的宰相马克西米连·冯·巴登出面公布的。个中的原因非本文重点，在此省略。
1919年2月至9月，德意志制宪国民会议在魏玛举行。与“古典魏玛”时期不同，这座优雅的小城这次偏离了其“文化首都”的传统定位，在命运的捉弄下，被动地成为决定德意志命运的政治中心。
魏玛这次之所以被选作国民会议的会址，除了“避开政治动乱之柏林，在安静的环境下从容议政”这个原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一战失败后，德意志对内对外都亟需一个新的开端、新的象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意志的政治精英意欲打造一种代表共和新政的“魏玛精神”，以此来取代此前代表普鲁士武力崛起的“波茨坦精神”。
魏玛国民议会最困难的课题，并非制定宪法，而在于决定是否在苛刻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签，德国将被解除武装、失去大片国土、支付巨额赔款、放弃海外殖民地，这是朝野官民都很难接受的结果；不签，战事将继续，最后德意志或许会从欧洲版图上消失。
面对这两难抉择，国民议会最后决定接受《凡尔赛和约》。就这样，新生的魏玛共和国虽然实现了民主共和，却从一开始便难以得到民心。因此，有人将签署《凡尔赛和约》称之为魏玛共和的“原罪”。
15年后，这个民主政体最终孕育出纳粹这样的独裁政权。当时的德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正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相信希特勒及其纳粹理念能使德意志民族再次伟大。这种强大的民意使希特勒能按照魏玛宪法，合法顺利当选德国总理，并很快收拢权力，取缔反对党，建立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专制政权。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的“千年帝国”之梦比“魏玛共和”更加短命，轰轰烈烈存在了12年后便彻底瓦解。这让笔者想起德国小说家维克多·克莱姆佩勒的那句话：“一切就如此轻而易举地崩溃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魏玛共和”生于原罪，死于民主。纵观当前世界上的选民政治，我们不难看到当年魏玛的影子：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俄罗斯的普京、匈牙利的奥尔班·维克多、菲律宾的杜特尔特，甚至包括美国的特朗普。他们都是民选领导人，均凭选票走入权力中心，可他们身上的专制色彩丝毫不弱。我们虽然有理由相信，民主体制的坚韧和强大，但“魏玛共和”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同样可以孕育独裁。
除了“魏玛共和”之外，这座文化古城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古典魏玛”。
17世纪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强调理性和敢于求知；18世纪晚期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张个性解放和回归自然。歌德与席勒代表的魏玛古典主义，则试图克服这两场运动的极端因素，关注不同力量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追求恢复古希腊艺术中提倡的完美，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推崇人道和宽容。
历史就是这样一直在不断地自我修正中螺旋发展。这样一个“古典魏玛”最后怎么会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象征？又怎么会沦为极端种族主义的工具？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了解歌德与席勒所处的时代：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代表自由主义的第三等级宣布法兰西新民族诞生，并把贵族和教士等级排除在外。市民阶层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并通过民族主义来动员农民、手工业者和产业工人。因此，法国民族意识的形成或重生，从一开始便带有浓重的阶级色彩。
而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刚刚成为历史，德意志内外交困，前途渺茫；战乱导致哀鸿遍野，经济凋敝。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难以发挥民族感召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语言和文化便成为德意志各邦的唯一纽带，官僚和知识阶层成为民族振兴唯一可以指望的力量。
19世纪初，强大的法国军队飓风般横扫欧洲，包括散沙一盘的德意志各邦所在的中欧土地。1806年10月27日，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柏林。15年前由普鲁士国王“胖威廉”为纪念致使对手法国衰落的“七年战争”胜利而建造的勃兰登堡门，此刻见证了拿破仑的复仇和雪耻，门上那尊驾车的胜利女神雕像也被拆下运往巴黎。
德意志当时的破落，与巍巍的法兰西和不列颠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这深深刺激了德意志的精英，兴族强国的愿望与日俱增（此情此景，让笔者想起五四时期的中国）。诗人用诗句探寻民族的未来，音乐家用音符抒发抗争的激情，哲学家用理念激发至高无上的国家崇拜。因此，德国19世纪历史的主要课题就是民族的统一和自由。回首当年，可以说，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其实是民族悲观主义的产物。
在这样的背景下，倍受德意志知识精英崇拜的“古典魏玛”代表人物歌德和席勒，被民族主义运动推为“伟大的旗手”。用德国戏剧家海因里希·劳勃的话说：“两位文豪秉性迥异，反映了德意志民族内在既矛盾又统一的特性；两人珠联璧合，体现了德意志最完美的组合。”
与法国不同，德国的民族主义并非启蒙运动的产物，而是浪漫主义的结果，所以它从一开始便带有浓重的非理性情绪。国土沦丧滋长了人们对法国占领者的仇恨，民族主义逐渐走上一条极端化和种族化的道路，最后甚至发展为宗教的替代品。
1807年，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回到被法军占领的柏林，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此外，在历史学家恩斯特·莫里兹·阿恩特和“体操之父”教育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亚恩等的作品中，也能找到纳粹的思想理论根源。
这些带有极端主义思潮的文人，都喜欢引用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在其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对日耳曼人的溢美之词：“我个人倾向于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未曾与异族通婚、因而依然还保持自己纯净血统的种族。”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意志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种族主义”和“血统主义”的基因。纳粹开除犹太人国籍和后来的大屠杀，只不过是这些理论的可怕延续和具体落实而已。
笔者发现，关于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人们习惯将其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层面。譬如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治或平等的斗争属于前者；而突出本民族的优越，鄙视和压迫其他民族则属于后者。放到德国的语境中，前期抗击拿破仑占领的民族主义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而后期威廉时代的扩张式民族主义则具有消极意义。
但许多研究表明，这样的区分法难免片面和简单。民族主义其实一直像罗马神话中的双面门神，集积极和消极因素于一体，很难区分。至于民族主义最终究竟是“神性”还是“魔性”抬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局势。
纵观世界历史和现实，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受害者变成作俑者的例子比比皆是。究其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引领民族运动的精英本身就在不断变化着。
德国的民族主义相当复杂，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崛起，一代代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也给周边民族带来巨大的痛苦，而多数时间里，它与自卑、压抑、失望和悲伤相伴，所以是扭曲的。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纵观当前世界上的选民政治，我们不难看到当年魏玛的影子：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俄罗斯的普京、匈牙利的奥尔班·维克多、菲律宾的杜特尔特，甚至包括美国的特朗普。他们都是民选领导人，均凭选票走入权力中心，可他们身上的专制色彩丝毫不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