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记 | 人类面对死亡的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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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谈论死亡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死亡本身吗？

                                                                  ——题记

关于死亡，我们能想到的很多，这是一个可以引申出哲学和宗教的终极问题。所以要讨论它时，首先面临的是很值得谈却似乎无从谈起的困境。于是我接着想到的，是自己和死亡近距离接触的三次经验。

第一次，那时我大约6岁。幼儿园里的一个玩伴在打闹中，被另一个玩伴推倒，后脑磕到台阶上，然后就这么走了。事故之后不久，我梦到自己坐在离开的小伙伴的床边，他漂浮在床上空对我说，其实不怪他，我的脑子里本来就有隐疾。当时的我对死亡并无概念，但总也记得将这个梦告诉母亲时她惊恐的神情，所以印象尤为深刻。

第二次，是在高考前一个学期。开学时我们得知，同学某某在假期斗殴中被当地混混捅死了。之后相当一段时期，班里的喧闹气氛消失，大家都感到莫名的压抑。那时的我们已经懂得死亡，但从未想过死亡离自己竟如此之近。

第三次，是09年春节前回家。因为父亲病重住院，下飞机后直接去了医院，没想到刚进院门便收到了医生递过来的病危通知书。当时自己就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不确定那是不是恐惧。当时的我已经自认为有了相当的修为和积累，而这一切却在死亡面前瞬间崩塌，引以为傲的对生命的理解在那时竟没起到什么帮助。

第一次时我是不懂死亡意味着什么，第二次是懂得了但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第三次是自以为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压抑。所以我想说的是，对于普通人，在我们不懂死亡时也许会无所畏惧，但当我们懂得死亡时，即便只是亲朋好友的死亡，我们也是无法真正做好任何准备的。所谓对生命的理解和积累在死亡面前，只需要一瞬间便崩塌殆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于是可以说，是对死亡恐惧的惊异激起了以下对死亡这个问题的所有观察和思考。

现在回到死亡。说到这个话题，我首先便想到了宗教。死亡的必然性和终极性决定了其是全人类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而个人认为，对其最为深刻的解释都集中在各个宗教中。暂时来看，科学似乎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可以说，宗教（乃至哲学）最初就是起源于人类试图解释死亡的尝试。但是，尽管经过数千年的思考和研究，即便是在经过时间洗礼而流传下来的伟大宗教之间，如佛教、天启宗教、道教等，人类也仍然没有形成对死亡的一个共识，虽然每一种宗教都无比坚定的认为自身解决了死亡的问题。对于死亡这个不分地域、种族、宗教的、全人类唯一确定的、公平的归宿，应当也必然存在一个唯一的解释，而我们还没有，这就不能说人类已经认识或了解了死亡，即使是在宗教领域。所以，我试图暂时跳出宗教的范畴，尝试从现象上考查人类面对死亡的方式，或者说态度。

这种思考的前提是，假设人是由肉体和智识共同构成这种观点正确，且我们认为人的本质是内在的智识，且不管将这份智识叫做什么，我们只讨论这个智识的死亡，仅是肉体死亡不在讨论之列，也没有意义。人类具有恋生惧死的本能。偏偏死亡不可抗拒又无从了解，因而面对死亡，人类慢慢学会了用如下三种方式去帮助自己克服恐惧。

第一种是漠视死亡。这也许是最多数人面对死亡的方式。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不管你做何努力，最终都会到来，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来。那么克服死亡恐惧的最简单的应对方式大概就是“不去想”，通过“不去想”达到忘记死亡以及被死亡忘记的幻觉，最终实现对死亡的漠视。我们不关注“生从何来、死向何去”，既然这是人生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只要逆来顺受，活着就做活着的事情，等到死亡来临时，我们便惊恐、不解、愤怒、怨恨直至无可奈何的离去，该怎样就怎样，对亲人、朋友和自己皆是如此。这种方式最为安全也最为简单，但本质上只是一种消极逃避的态度。

第二种是超越死亡。这主要体现为人类将死亡问题求助于宗教解脱的方式。佛教说的轮回之苦，以及为脱苦彻悟而追求的涅盘寂静；天启宗教的末日审判，以及天堂地狱的终极归宿；道教的长生不死，以及羽化成仙或地府做鬼。或者如柏拉图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将死亡认为是人的灵魂向理念世界的回归，而为死亡赋予解放和拯救灵魂的意义。这些认识是通过为死亡后的人类建立一个彼岸世界来帮助人们认识死亡，如果足够虔诚的话，这些彼岸世界对于教徒甚至是更为美好的选择。但实质上，这些观念均是通过否定死亡而实现对死亡恐惧的克服，轮回转世也好，死而复生也罢，都是说死亡的断灭并不存在，也不是人类的终极归宿，本质上只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或者另一个阶段，人终归是可以永生的，只要觉醒、信教或者得道。进一步，即使堕入地狱也是生的一种。当然，这里可以通过对生、死的精确定义来解释，但个人认为那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又或者特别者如“逍遥游”的庄子，将人死归于自然视为天道至理，因超然其外而对死亡无所在意，但这样的超越对于普罗大众毕竟不具有太多意义。

第三种是赋予死亡意义。如果漠视死亡显得消极，超越死亡又有些虚无飘渺，那么折中的方案可能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积极态度——赋予死亡意义。《左传》说，立德、立功、立言，久存不废，可谓不朽。这就是赋予死亡意义的积极态度。未知生、焉知死？既然死亡无可避免、不可知晓，不如在活着时积极作为，要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要么开疆拓土、著书立说，但求雁过留痕、青史留名，为后人传诵知晓。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对生命的延续和死亡的抗拒。但能留痕的毕竟是少数，所以之于普通百姓，香火绵延、家族延续就更具有可操作性，这实质上也是为死亡赋予意义，让家族的血脉在子嗣上得以存续，如儒家文明里，为死者立牌位、享祭祀的做法，实质上就是如此。当然，现代科学里已经证明DNA对于人类的决定性意义，老者以死亡为幼者腾出生存空间，幼者凭借DNA为老者的死亡赋予意义，这种跨个体的生命延续也是帮助人们缓解死亡恐惧的方式。

综上，不求精确的说来，人类以如上三种方式来面对死亡的恐惧。但如果仔细考查下来，这些方式本质上却都是人类对死亡的逃避。这种逃避是因为死亡的不可知性。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死亡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讨论死亡本身吗？漠视是尚不敢正视死亡，超越是否定了死亡，而赋予意义也只是绕过了死亡。进一步，如果我们相信，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肉身的存在，而是因为人类智识的存在。那么，来看看我们对死亡本身究竟知道些什么：如果诚如宗教所言，死后仍有另一个世界在，智识以某种形式到了那里实现某种转化，那就是说本质上并不存在死亡；如果死亡诚然是一种生命的断灭，那一刹那过后便没有了以后，那也就是说我们永远也无法认知到死亡，或者说根本没有了可认知的主体。所谓濒死经验无非是最大限度的接近死亡，但仍不是死亡。

因此，我们不得不无奈的说，尽管数千年来人类对死亡不断进行思考和研究，但依旧无法认知到死亡本身，所做的也只是为克服死亡恐惧而寻求到了某种方式的帮助和安慰——我们只是通过漠视、超越或者赋予意义帮助自身去面对死亡的恐惧。最后，我们得到的也许只是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要么死亡不存在，要么死亡不可知。所以，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当我们谈论死亡时，我们是在谈论死亡本身吗？显然，我的答案是，不是，死亡本身我们永远无法谈论，能谈论的只是死亡的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