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被敌人审讯

刚看到奥卡姆剃刀写的一篇文章,开篇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被敌人审讯,供出情报敌人会认为你失去价值而杀你,不供敌人会认为你不知道杀了你,怎么办”?

说实话,这还真是一个事关生死的大问题。奥卡姆剃刀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即零知识证明。这等理论太过复杂,讲到最后似乎就是以拿捏点把柄以求存活,不过还是未直接给出被俘后如何求生的答案,不过好在我也有一些故事可讲,还是跟情报战有关的故事,也算是试着解决这个问题吧。

一个被捕的间谍,他所面临的处境显然要比前面提到的这个问题要严重得多、也复杂得多,当然,蝼蚁尚知偷生,人怎能不畏死。当选择题只有生与死两个选项的时候,如何取舍,既取决于人的意志,也取决于人的智慧,古今中外,不乏其例。谎言与欺骗,也许是间谍被捕后应对敌人的第一选择,从身份到种种活动的解释,事先都可以做预案,至于这样的口供能不能为敌人所采信,恐怕就不是表演艺术能解决的问题了。二战期间,荷兰籍反间谍专家平托上校在训练间谍时,发明了一套办法,他称之为“第二个来历”或“故事中的故事”,即在敌人揭穿了谎言后,如何再编造一套让敌人信服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让敌人听到他们爱听的、想听的,很多时候是充满着个人隐私的小故事,什么不伦之恋啊,都可以编排进来,让敌人满足窥私欲的同时,产生麻痹思想。别看这是个小伎俩,据平托上校说,是屡试不爽的,“保住了不少人的性命”。这样的结果是解释得通的,试想,被审讯人员把自己所做的道德底线之下的丑事都交待了,那么他还有什么秘密呢?

不过,这一套办法,对于精明的审讯人员,未必会发生效力。尤其是他们已经掌握了间谍很多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再玩这种小把戏,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不交待出审讯者想听的,即使死了,也会死得很难看,你会怎么做?我们看一下佐尔格的例子,1941年10月,他被日本特高逮捕,怎么办?虽然他最后在1944年还是被处死了,但他在狱中的表现,确实是很值得借鉴的。依我看,他的经验就是两点,有问必答、有所保留,做到了这两点,他才为自己成功的间谍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以致在死后多年还能得到苏联英雄的称号。他被捕时,敌人同时就破获了他的情报网,而且,他为苏联工作的最主要战略任务已经完成,所以他能对敌人有问必答,甚至敌人没问的,他还主动要了台打字机,洋洋洒洒写了很多,这样的表现,如果以刻板的概念去认识,那他无疑就是妥妥的叛徒,当然了,抓他的日本人肯定是这么看的,佐尔格已经交待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且慢,如果说这样一位做出了卓越功绩的情报员,就这么屈膝事敌、盖棺论定了,怎么会有后来的那么多追忆?情报大师的斗争艺术就体现在这个时候,佐尔格在长篇的供述之外,保留了很多核心的机密,而这些机密正是敌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却由他保护下来了。比如,他一手创建的苏军在华情报网,斯时仍旧发挥着现实而重要的作用,但在他瞒天过海的供述下,日本人根本摸不着头脑,更别提破坏了。

从佐尔格的经历可以看出,如何在被捕后进行韧性的战斗,也应该是间谍的一门必修课。我以为,真要是处在这种情境,佐尔格的做法是值得效仿的,对敌人的态度一定要积极,要让他们相信你的真诚,强顶硬抗死得快,尤其是在这个死已经是个必然结果的时候,要向死而生,要将以有为,就必须有所取舍。当然,如何去配合,这得看临场发挥,但最坏的表现就是打一顿招一点,这会让审讯者更加穷凶极恶。审讯者是会通过心理学方法进行审讯的,被捕的间谍同样也应该使用心理学的方法,在这场心理战中,间谍能不能取胜,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取胜,值得琢磨。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例子也有很多,看看抗战中很多落水军统、中统人员的表现,也可以引为鉴诫。

再谈个国内的例子,王石坚案件。这人、这事我谈过多次,不过始终也只能是从公开文献上看到的东西出发,记得十几年前,熊向晖与王珺就此事有过公开争论,以王珺的最后一篇文章收场。我看到那里,就倾向于王珺的意见,认为王石坚是叛徒了。但是,前不久,又看到熊蕾发表了熊向晖写的未曾发表的谈此案的文章,又让我对此案有了新的认识。也许,这就是个糊涂帐。还有,李德生(纪纲)案,前几年有人发表了日本人的审讯记录,如果看这个记录,那他就是个叛徒,不过他后来也没被定为叛徒。这些人、这些事,都应该怎么看?死了就是烈士、活着就是叛徒?还是不管死活,都可以看作是叛徒或者烈士?

所以,忠诚与背叛,绝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下论断的。回到开篇的那个问题,我想,答案并不是想不想死,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来说,他自己生命绝对是可以为信仰而牺牲的,这样的人自然想的不是如何与敌人进行交易来保命的;而对没有信仰的人的来说,这个问题还是无解,你以为捏了点秘密,就能活命吗?

(2013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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