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被敌人审讯

刚看到奥卡姆剃刀写的一篇文章，开篇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被敌人审讯，供出情报敌人会认为你失去价值而杀你，不供敌人会认为你不知道杀了你，怎么办”？

说实话，这还真是一个事关生死的大问题。奥卡姆剃刀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即零知识证明。这等理论太过复杂，讲到最后似乎就是以拿捏点把柄以求存活，不过还是未直接给出被俘后如何求生的答案，不过好在我也有一些故事可讲，还是跟情报战有关的故事，也算是试着解决这个问题吧。

一个被捕的间谍，他所面临的处境显然要比前面提到的这个问题要严重得多、也复杂得多，当然，蝼蚁尚知偷生，人怎能不畏死。当选择题只有生与死两个选项的时候，如何取舍，既取决于人的意志，也取决于人的智慧，古今中外，不乏其例。谎言与欺骗，也许是间谍被捕后应对敌人的第一选择，从身份到种种活动的解释，事先都可以做预案，至于这样的口供能不能为敌人所采信，恐怕就不是表演艺术能解决的问题了。二战期间，荷兰籍反间谍专家平托上校在训练间谍时，发明了一套办法，他称之为“第二个来历”或“故事中的故事”，即在敌人揭穿了谎言后，如何再编造一套让敌人信服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让敌人听到他们爱听的、想听的，很多时候是充满着个人隐私的小故事，什么不伦之恋啊，都可以编排进来，让敌人满足窥私欲的同时，产生麻痹思想。别看这是个小伎俩，据平托上校说，是屡试不爽的，“保住了不少人的性命”。这样的结果是解释得通的，试想，被审讯人员把自己所做的道德底线之下的丑事都交待了，那么他还有什么秘密呢？

不过，这一套办法，对于精明的审讯人员，未必会发生效力。尤其是他们已经掌握了间谍很多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再玩这种小把戏，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不交待出审讯者想听的，即使死了，也会死得很难看，你会怎么做？我们看一下佐尔格的例子，1941年10月，他被日本特高逮捕，怎么办？虽然他最后在1944年还是被处死了，但他在狱中的表现，确实是很值得借鉴的。依我看，他的经验就是两点，有问必答、有所保留，做到了这两点，他才为自己成功的间谍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以致在死后多年还能得到苏联英雄的称号。他被捕时，敌人同时就破获了他的情报网，而且，他为苏联工作的最主要战略任务已经完成，所以他能对敌人有问必答，甚至敌人没问的，他还主动要了台打字机，洋洋洒洒写了很多，这样的表现，如果以刻板的概念去认识，那他无疑就是妥妥的叛徒，当然了，抓他的日本人肯定是这么看的，佐尔格已经交待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且慢，如果说这样一位做出了卓越功绩的情报员，就这么屈膝事敌、盖棺论定了，怎么会有后来的那么多追忆？情报大师的斗争艺术就体现在这个时候，佐尔格在长篇的供述之外，保留了很多核心的机密，而这些机密正是敌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却由他保护下来了。比如，他一手创建的苏军在华情报网，斯时仍旧发挥着现实而重要的作用，但在他瞒天过海的供述下，日本人根本摸不着头脑，更别提破坏了。

从佐尔格的经历可以看出，如何在被捕后进行韧性的战斗，也应该是间谍的一门必修课。我以为，真要是处在这种情境，佐尔格的做法是值得效仿的，对敌人的态度一定要积极，要让他们相信你的真诚，强顶硬抗死得快，尤其是在这个死已经是个必然结果的时候，要向死而生，要将以有为，就必须有所取舍。当然，如何去配合，这得看临场发挥，但最坏的表现就是打一顿招一点，这会让审讯者更加穷凶极恶。审讯者是会通过心理学方法进行审讯的，被捕的间谍同样也应该使用心理学的方法，在这场心理战中，间谍能不能取胜，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取胜，值得琢磨。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例子也有很多，看看抗战中很多落水军统、中统人员的表现，也可以引为鉴诫。

再谈个国内的例子，王石坚案件。这人、这事我谈过多次，不过始终也只能是从公开文献上看到的东西出发，记得十几年前，熊向晖与王珺就此事有过公开争论，以王珺的最后一篇文章收场。我看到那里，就倾向于王珺的意见，认为王石坚是叛徒了。但是，前不久，又看到熊蕾发表了熊向晖写的未曾发表的谈此案的文章，又让我对此案有了新的认识。也许，这就是个糊涂帐。还有，李德生（纪纲）案，前几年有人发表了日本人的审讯记录，如果看这个记录，那他就是个叛徒，不过他后来也没被定为叛徒。这些人、这些事，都应该怎么看？死了就是烈士、活着就是叛徒？还是不管死活，都可以看作是叛徒或者烈士？

所以，忠诚与背叛，绝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下论断的。回到开篇的那个问题，我想，答案并不是想不想死，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来说，他自己生命绝对是可以为信仰而牺牲的，这样的人自然想的不是如何与敌人进行交易来保命的；而对没有信仰的人的来说，这个问题还是无解，你以为捏了点秘密，就能活命吗？

（2013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