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那些杰出的少数民族领袖们，大多建立过以下五个方面的业绩：反抗压迫、统一本部、创设文字、仿行汉制、建立政权。
这个宇宙的治理结构，被自奉为文明正朔、上帝选民的人类所歧视与仇恨着的猿族，肯定是要被归入“少数民族”的，就像匈奴、鲜卑、吐蕃、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哪怕在《猩球崛起》的世界观下，猿族也依然长期遭遇着戒备、猜忌、惯性偏见、有罪推定，也依然在人类的话语体系中，与蒙昧、愚钝、野蛮等贬义的词汇相伴为邻。
所以，作为那只最杰出的猿，凯撒必须带着自己的族人（族猿），走出“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垣”的混沌的前现代，从边缘向中心挺进，凯撒的身份、使命、人设，就开始无限接近冒顿、苻坚、拓跋宏、松赞干布，或者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铁木真和努尔哈赤。
仿佛一位能骑善射却又大德宽仁的、不世出的英主，在衰朽的汉人王朝暴虐的统治面前，正等待着从部落首领变成整个草原的汗王、乃至成为天下万民的皇上。
冲决人类的囚笼、逃出冷冰冰的实验室和动物园，穿越金门大桥重回森林的怀抱，这是属于凯撒的“反抗压迫”。
把黑猩猩、倭猩猩、红毛猩猩和大猩猩聚合为一，消灭以科巴为代表的极端分子，高呼“团结就有力量”，这是属于凯撒的“统一本部”。
掌握语言、开口说话、普及以手语为主要载体的便捷交流方式、甚至兴办教育（第二部里曾经出现小猴子们在上课的场景），这是属于凯撒的“创设文字”。
为猿族开启社群化管理、细化内部分工、驯化马匹、建立常备军队、一定程度上利用现代科技，从那些关于人类社会的记忆里提取可滋借鉴的先进经验，这是属于凯撒的“仿行汉制”。
奠定自己猿族领袖地位，确立臣民们的效忠，有皇后（柯妮丽娅）、有太子（蓝眼）、有丞相（毛里斯）、有将军（之前是科巴，现在是火箭），这是属于凯撒的“建立政权”。
在这样的叙述维度和叙述方式里，《猩球崛起3》已经恍如一部弱势民族反侵略史、边缘民族抗争史和后发民族龙兴史，已经天然地拥有了一种苍劲、雄浑、悲凉的壮美，已经前所未有地近似于史诗。
然而，仅仅是这样，肯定是不够的。
作为从1968年就已经问世的经典科幻IP，《人猿星球》序列之所以在五十年后还值得被所反复讲述，除了新技术催动的视觉奇观上的外包装，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遒劲而凛冽的末世寓言里，猿猴究竟是凭什么取代了人，成为新世界的主人。
就像中国历代史家们试图回答：不可一世的中原诸夏，究竟是为什么一次次地惨败给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于是，我们就要引出又一个重要的价值系统：决定你是人还是兽的，究竟是生物性，还是伦理性。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愈《原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孔子的世界观里，礼法永远都比血缘更加趋近道统。
你的祖上世代诸侯，因周天子分封而得国，身份显贵，可你偏偏沾染了一身蛮夷的恶习与粗鄙，对不起，在我眼里，从此你就是蛮夷。
你的祖上茹毛饮血、被发左衽、逐水草而居，可你学习先进文化、归附先进文明，以“中国”之道德、“中国”之仪轨、甚至“中国”之美学来塑造自己，很好，从此我就视你为“中国”的一部分。
在《猩球崛起3》里，与其说我们看到的一切冲突都来自于猿与人对生存资源和地球主宰权的抢夺、来自于“猿生而为猿、人生而为人”的自然主义的差异，倒不如说，“猿变得比人更像人、人变得比猿更像猿”，才构成了全部的戏剧动机和观念动机。
整个三部曲的来源都是那场失控的基因改良实验和那种失控的药物，这个让人类丧失语言表达、让猿族获得思考习惯的病毒，所强行完成的两个种群之间的互换，看似只发生在能力和习性层面，其实早已透入骨血和灵魂——它重置了人格与猿格：让后者越来越具有感召力、恻隐心、真善美、悲悯情怀、互助意识、牺牲精神，而让前者堕落得越来越疯狂而狰狞、冷血而嗜血、热爱奴役、放任贪婪、甚至不惜同类相戮。
这种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疯狂而狰狞、冷血而嗜血、热爱奴役、放任贪婪、同类相戮，就是人类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
这种发生在猿类身上的感召力、恻隐心、真善美、悲悯情怀、互助意识、牺牲精神，就是猿类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上校捉住凯撒的时候说：你的眼睛，几乎和人类一样。
那个几乎是作为“唯一善良人类”的小萝莉，则怯生生地问毛里斯：我现在，是猿族了吗？
上校手刃了自己的儿子，而猿族收留了人类的小女孩。
这是一组过于明显的隐喻：人类的血脉被自己切断，而猿族却替人类守住和延续了未来。
所以，导演才要用那么多的文戏、那么多浅显的人设暗示和那么多破坏节奏的人物对白（必须承认，这里面有许多画蛇添足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成了本片的败笔），来把波澜壮阔的“终极之战”，浓缩为凯撒的一个心结——复仇，还是拯救；执念，还是放下；个人恩怨，还是族群命运；变为科巴，还是做回自己；成为希特勒，还是成为华盛顿。
这是凯撒的自我证明，也是猿族的自我证明，证明“天道好轮回、猿比人更配”，证明自己拥有“代替人类去成为人类”的资格。
当他在仇人面前放下了枪管、在族人面前献出的生命，当他践履了人类对于大写人格的全部理想，没有谁会记起它他其实是一只猿，就像没有谁会在叙述盛大的贞观之治时强调唐太宗有胡人血统、没有谁会在吟诵华美的将进酒时絮叨李白生于俄罗斯境内。
所以，当一拨又一拨观众，在影院里无从自控地爱上一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灵长目，对一只猩猩发生认同、崇拜、移情和自我代入，为它热血沸腾或热泪盈眶时，这种义无反顾的身份背叛，并非来自于“当腻了人想过一把动物瘾”的心血来潮，而是因为，它具有我们内心深处所认定的，作为人类应该具有的、也必须具有的东西——当我们的同胞表现得像野兽一样凶残时，它却表现得更像一个“人”。
我们没有否定自身，我们只是在寻找自身，从一个外在于自身的对立物之上，发现那些被遮蔽、遗忘、扭曲的，真正的大写的自身。
中原大地无数次地沦陷于快马弯刀的铁蹄，可最终，所有的入侵族群争相汉化，孝文帝革俗迁都、耶律倍感叹“愿世世代代生中国”、康熙乾隆苦读儒家经典，文化完成了对征服者的反征服，这不是中华文明的速朽，而是中华文明的不朽
同理，《猩球崛起3》剧情中对于人类的反思、反讽、反抗乃至反噬，不是人类的自我虚无化，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肯定了人类所永恒信仰的东西——自由、善良、平等、真诚、爱。这些东西，足以把猿变成人，足以为这个星球，重新开创生存的峰顶。
这不是人性的速朽，这是人性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