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闫晓雨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房价的，自己都不记得了。
14年初来北京住在东五环黄渠地铁附近新开盘的一个小区，四周很荒凉，除了有个“欧尚”大超市，想下顿馆子都没有多余的去处。小区物业很差，水管什么的隔三差五崩坏，保安说话的声音像极了中学时代气急败坏敲黑板的数学老师，若是晚归碰上，对方总没什么好脸色。e栈或丰巢这类密码箱尚未进驻小区，日常替我们收快递的是隔壁楼底层开超市的女老板，一单一块钱，多放一天，再多交一块钱。
她很爱笑，也喜欢和年轻的小白领唠嗑。有一次，我熬夜赶稿子困的不得了跑去买廉价速溶咖啡饮料，她哄好熟睡的儿子，起身来外屋结账，打着哈欠唏嘘：“还是给自己打工好哦，至少想不加班就不加班”，神情语首满是看尽人间苍凉后对眼前裘衣暖被的欣慰感。
可是，她明明前几天还对另外一个姑娘羡艳：要是不守着这个烂摊子，我指不定也能混个总监当当……
人性的傲慢与慈悲，或许原本就是一回事儿。我没有再搭岔儿，拎着袋子走出去的片刻听到背后传来：“光喝咖啡可对身体不好啊，要不要再带罐酸奶？”，可爱到莫名想笑，看来全天下的老板娘都把顾客当酒鬼来哄，跟哄小孩儿似的。那一年，我不太把身体健康放在计划的备忘录里，经常熬夜，胡吃海塞，看着对楼的灯光一盏一盏有节奏地熄灭，手指摸着发烫的键盘觉得萧索又踏实。我知道，我逐渐摸到了内心的开关。
和我一起合租的，是我的摄影师朋友奇奇和一对情侣，大家是有过交集的熟人，知根打底，住起来放心。
奇奇是我原来在杂志社搭档的摄影师，住我隔壁，春天里雨水恣意的周末我们一起窝在他的屋子里看电影，宜家的懒人沙发，他腾出来给我坐。出于回报，我负责出谋划策帮他去追姑娘。
住在主卧的情侣分别称他们“徐哥”、“郭姐”，我和郭姐的关系近一点，发烧的时候，她放在我床头的那碗热汤面成为我爱上这座城市的第一个理由。见我生活能力弱，她几乎包揽了家里的大小事宜，还耐心的给我讲解哪些衣物是不能扔进洗衣机里的。除我妈之外，她是唯一一个整日叮嘱我“少叫外卖”的人，隔三差五敲开房门来给我送热饭热菜。
整个楼层只住了我们这户，每次夜里听到走廊外的走路声，我都会下意识地捏紧脖子里那条红绳串起的项链。或者，跑出去找郭姐说话。
郭姐比我大七八岁，穿着连衣裙在镜子前踮脚转圈的样子，像个小姑娘。多数时间里她担得起“温婉淑慧”中国式传统美娇娘的称号，脾气好，为人处事细腻周到。她仅剩无几的凶悍虎档，暴露在她和男朋友徐哥吵架的那面。
两个人的声音狭杂着不甘与不舍共存的微妙情绪，你来我往，分庭相抗，互不相让，厮打起来的狂热，几乎让人忘记他们刚刚公布“岁月静好”的如此婚讯。
「吾心安处即是乡」其实是个伪命题。两个异乡人，在北京这座龋齿难生的城市里，努着脖子地想要探出一块空地来供养纯粹的爱情，太难了。在决定结婚的这一年，他们必须要面临的是房子、社保、婚龄，两家大人维护自家孩子的锱铢必较，以及考虑到下一代教育问题时产生的分歧。
当时，我们附近小区的房价大约在25000一平米，六号线开通不久，房价已然如开水沸腾溢出的状态，每天一睁眼，就是一个新的价钱。
“我非常不想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房子，可是除此之外，真的找不到拯救孤独的办法了。”
房子在如今的社会里早已不单单是居住场所，层层剥茧之下，最终摊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家庭，一种选择，生存的细雾与慈悲。
和房子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还有婚姻、教育、医疗、社保，无论从哪方面理解，房子的意义都并不廉价。我所在的小区因为是回迁房，房本还没有下来，房主们一般只靠租赁搞收益，而没有买卖的权利。因为婚房的问题，郭姐和徐哥老吵架，郭姐要考注册会计师辞职在家学习，徐哥换了更高薪的工作，赚不少，对于买房仍杯水车薪。
对将来的寄望是一种苛刻。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以后——总觉得眼前的窘迫、拥挤和杂乱无章都是暂时的，生活主导权在我自己手里，只要愿意，可以随时离开，去追寻更轻盈的属于真正年轻人的理想世界。事实上却是，我们都一样，都是等待季节性阵雨的沙漠植物，老天不赏面子，便只能选择拼命扎根生存下去。
搬离这里之前，郭姐在屋子里穿上了婚纱。
在现实面前，我们的房与爱都是赤裸的。从小到大，不管中国人如何熟稔规避、隐瞒和岔开话题，在你进入社会后，房子自然会告诉你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不知道她们现在有没有在北京买房，按照他们的存款，在二线城市全款买套舒适的房子绰绰有余，但这意味着要放弃这些年里在北京积攒下来的优渥资源。前进或妥协，又有什么分别。
在那间屋子里将近住了两年，愣生生把我这么一个热爱下雪的现代文艺女青年逼成了，恨不得抱着暖炉穿越到清宫剧的腹黑小主。房子是燃气自采暖，为了省钱，大家商量只在下班回去后摁开按钮，七点钟到家，九点钟热起来，十一点关掉，睡前闭眼就坠入死一样的冷寂。
哆哆嗦嗦醒来，拎着包去上班，身体里还有股憋着的尿意，是出门前看到洗手间里有人忍住没敲门的战果。打算去地铁里的公厕解决。唯一让我觉得欣慰的是，每天早上风雨无阻停在小区门口的金丝绒座椅豪车——只要5块钱，就能快速送到地铁站。
蹦蹦的师傅没有出租车师傅那么健谈。
人间的花花诡辩，敌不过孩子上幼儿园的昂贵狱炼。
有时候我坐在楼下的木制长廊里发呆，看着小区里遛狗的雍容老太太和门外抽着烟一脸漠然、转眼看到年轻男女笑意盈盈扑上去的房屋中介，有种时空错乱感。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我的第一次搬家非常仓促，房子的续签合同刚签完，中介便反悔，不再愿意把房子租给我们，他们需要用更高额的价格，租给更年轻的毕业生，即便我们主动提出“加个三五百也无妨”的请求，对方仍旧无动于衷。
为了逼走我们，中介经常来闹事，砸门、破坏水表，在工作日时间打电话威胁我们：“一周之内，再不搬走，就别想要押金了！”
听他们的，我们乖乖打包好了行李，在离开的那天却仍然没有收到应有的押金。这一次搬家经历几乎算得上逃亡，徐哥说这个黑中介团伙势力很大，几乎垄断了东五环的房源，这个小区里很多租户都吃过亏，硬碰硬，没什么好结果，还不如抽时间尽快找房子。
一年后，我在腾讯房产的新闻上再次看到这个小区，才知道，原来这里是全北京有名的黑中介聚集地。曾经有个姑娘被逼到差点跳楼。
后来的几次搬家，居住条件改善了很多。但这种无力感已经深深渗入了我的内心深处，我第一次有如此强烈冲动：想拥有套独立的房子，不用很大，只要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就可以。
有很多人看不上日剧《东京女子图鉴》中的女主角绫，觉得她是伪女权主义，一路披荆斩棘，最终仍旧不过是惊慌都市中背负着坚硬外壳的游离者。有过几段无疾而终的感情，买了房，40岁时在马路上看到其他闪着光的女性仍旧会侧目，激发战斗欲的作女。
但根据我所了解的现实版“北京女子图鉴”这幅活色生香的时代拼图里，这已经是千千万万个从小城里出来的“绫”中最上进、最为出类拔萃的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在大城市中最终获得安隅之所。
她或许没有抵达，但绝对没有迷失。
大凡事物必有顺序，看得太超前了容易忽略脚下。另一方面，光看脚下也要不得，稍不留神就容易撞个头破血流。所以在现代生活，要在往前看的同时按部就班处理好眼下的事物，这样的功力很难。
买房更要看时机，14年住在我们隔壁小区想要买房的朋友，观望着，观望着，房价就从两万五变成了七万。这已经不是说正常人努力工作几年的问题了。
买得起，就按照有房子的逻辑过；买不起，就利用时间的空子填补快乐。
这样的方式比较可取。
有新闻报道说「90后可能成为不买房的一代」，是不想买，还是买不起？是个深究下去会显得无理取闹的问题。在共享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房租形式可以让年轻人活得更舒适，这毋庸置疑，生活质量会按照个人逐步的财富积累与微妙的心态转变，更贴合需求本身。但是，我们这一代真的对不买房无所谓了吗？
心理学研究发现，任何的外部刺激（不论是消极还是积极），最终都会被“适应”，这叫刺激适应。所以，有的人想买房，买不到，就说不想买了，也不是没有可能。
172年前，梭罗做了很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他从康科德镇上借来一把斧头，远离人群，独自来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深处。斧头是他唯一的工具，用来砍松树，削木料，立屋脊，他用大自然馈赠的天然材料，建造了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脱离社会关系，只面对基本的生活事实，与中国古代隐士避世之愿念不谋而合。但也仅仅维持了两年而已。
瓦尔登湖或许是每个人内心的一片桃花源，武陵已去，大梦不再。梭罗早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看清的事实：文明是自然的侵蚀者，可又有谁能阻止的了社会化滚滚向前的脚步。
疲劳过度的理想主义，终有一天对房价皈依。
崇岳，莽原，大山，广川，密林，麦田，在诗人的笔下拥有无尽价值并属于每一个平凡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放在今天，即便是超级网红陶渊明想要傍山而居，都得先掏钱。
当我们谈论房子的时候，在谈论什么。究竟是人类给自己的行为树起了高林，还是社会的发展为我们的内心筑起了怪诞高墙，已经不重要了。有房没房，谁都不必有优越感。归根究底生命不过也是从上帝那里暂时租来的，使用日期，同样有限。（买不到房之前我都会这样说）
但非要让我说点狡黠的实话用做结尾，还是尽量赚钱买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