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皇后乐队的《波希米亚狂想曲》是迄今为止最盛大的音乐传记片，但同样也是大谬不然 (2)
《波西米亚狂想曲》
翻译：Ryan-Chopin
校正：Emm.Z
原文摘自：Pitchfork
这个经典的摇滚乐队一直都很擅长于表现自己的品牌和传统，但他们的这部奥斯卡提名影片却有些过甚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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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已成为品牌效应下的一大财源，但它也充斥着对皇后乐队及其国际巨星地位的谬误、谎言和严重的缺略现象。例如：“We Will Rock You（将你震撼）”等歌曲发布时间错乱；乐队成员相遇过程乱造；影片错误假设了皇后乐队在“Live Aid（拯救生命）”演出前就已解散；由Mike Myers饰演的百代唱片公司执行董事Ray Foster对乐队的工作不屑一顾，而现实上从未有过执行董事轻视过该乐队工作。这些问题也成为了大多数评价对影片的苛责之处。制作人Graham King承认，他很早就和乐队就历史准确性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据报道，他告诉May，“我们在拍电影，不是纪录片。”
在某种程度上，King的做法是对的。传记片常常为了讲述一个连贯且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捏造事实。但作为一部传记片，《波西米亚狂想曲》远不止这点，它实际上混淆了历史细节，而这些细节似乎对乐队职业生涯的任何一环都至关重要。当乐队还未真正解散时，为什么要假装皇后乐队传奇般的“Live Aid（拯救生命）”演唱会是一次重聚呢?Mercury以自我为中心想追求个人的成功，因此解散了乐队，但为什么Taylor在Mercury单飞之前就制作了一张个人专辑呢?
除了对事实的篡改，影片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在于对Freddie Mercury的还原描写。虽然这部电影没有掩盖Mercury是印度人的事实，但它也没有费心去深入思考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全球背景对于他后来的音乐生涯是如何影响的。笔者认为，很多观众即使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仍然不知道Mercury是在东非海岸出生和长大的，他们从未停下来思考过他那后殖民时代的童年究竟有多么复杂。(比如，上世纪50年代，年轻的Freddie在印度一所寄宿学校学习古典钢琴，他和同学组建了一支Little Richard（小理查德）翻唱乐队。)忽略了Mercury的非洲根源，就像拍一部关于David Bowie（大卫鲍伊）的电影一样荒谬，因为观众走出电影院，也没有意识到David Bowie是英国人。
这部电影还减少了Mercury隐秘的双性恋情节，这让人匪夷所思，影片还捏造了他在80年代被诊断为艾滋病的时间，编造了老套的“悲剧性同性恋”的故事。影片将他塑造成了一个自我疏离型同性恋，且其自恋性选择几乎毁掉整个皇后乐队，这种人物刻画没有展现出Mercury的内修生活或其男子气概非凡的表现力，例如缺略了他原本演绎的这首猫王式风格且重塑了其体育场摇滚演唱会中性别与性之约定的歌曲“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初恋这件小事）”。在拍摄过程中，导演Bryan Singer做了一个美学选择，为了支持这部评级PG-13且有药物使用片段的影片，他淡化了Mercury广受好评的在性领域的探索与冒险。《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制片人为这一选择进行辩护，并表示他们是被迫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一是为一小部分艺术性欣赏的观众制作一个真实的LGBTQ故事，二是制作一部能够获得巨大成功但将事实有所扭曲的电影。
当然，这种二分情况显然是虚伪的。这似乎意味着一部多维的LGBTQ电影不可能评级为PG-13——这就是一个自负现象，例如像2018年的青少年浪漫喜剧《Love, Simon（爱你，西蒙）》这样的电影一直在悄无声息地自我否定中。这也可能表明要拍一部适合家庭观看的电影，你必须抛弃复杂的同性恋情节，只需要将那些削弱LGBTQ群体的陈腔滥调再次搬上荧幕。最后，这还可能说明青壮年和青少年不善于自己处理电影中的多层面同性恋身份——这是另一种含蓄的恐同情绪和自负的年龄歧视。
《波西米亚狂想曲》对历史的摸索，同时也发生在我们目睹后事实性流行文化崛起之时：那些旨在讲述真实历史人物故事的创意性作品，却忽略了其故事刻画现实的真实性。相关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最值得一提的要属《马戏之王（The Greatest Showman）》，这部无所顾忌的修正主义电影音乐传记片将P.T. Barnum塑造成一个跨时代的自由救世主，他向那些衣衫褴褛的社会弃儿发出救助之音，包括同性恋人、有色人种等，而在现实中，他是一个奴隶贩子,他靠着黑人剧、大规模商业展览和剥削社会中的“怪胎”赚满盆钵。虽然后事实性电影继续风靡，去年的纪录片《惠特尼（Whitney）》就展露了一个情欲流动的Whitney Houston，而并非强调那个被迫贴上的异性恋偶像的标签，这类尖锐的纪录片表明了一些消费者希望他们在娱乐行为中有更多机会见到偶像级人物的多维度生活，而这些被叙事者要么忽略，要么削弱。
在某种程度上，音乐传记片几乎本质上都是后事实性影片：它们常常为了将历史人物的生活神化而回避事实。也许《波西米亚狂想曲》在皇后乐队看来的确是“真实的”——乐队现在的成员都活在历史中，但我们没有。但后事实性流行文化的问题并不一定是反真理的，或者更严重一点说，敌视真理的。实则更糟糕的是：这种文化对事实漠不关心。
有些观众在看《波西米亚狂想曲》时，并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它充满了错误的历史。那些人只是不给予关心，也不会去关心。笔者已不记得有多少次和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交谈时，他们只是简短地回应了对电影的批评，“但它还是很有意思啊！”这里我们能想到的一点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娱乐行为有其单独的价值，它应该能够证明和解释其历史事实，且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讨论：我为什么要关注事实呢？况且电影里有所有我最喜欢的歌曲，我还可以对着屏幕大声唱出来呢。
笔者完全赞成将享受流行文化作为一种娱乐行为，且电影带来的乐趣本身就具有深远的价值。笔者真心表示：我也喜欢《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某些方面，尤其是Rami Malek饰演Freddie Mercury时令人着迷的肢体表演。Malek给这个超越剧本限制的表演带来了意义深远的真实性和节操感。
但我们不要把艺术自由和历史事实故意歪曲混为一谈，不要乱来扯淡。2005年，作家Harry Frankfurt在他的首部著作《论扯淡（On Bullshit）》中，将扯淡定义为一种沟通方式，旨在说服那些对真相不感兴趣的人。说谎者知道自己在混淆事实，而扯淡者甚至不在乎自己说的是事实还是假的，只要能赢得对方的好感即可。
虽然《波西米亚狂想曲》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很有意思，但它根本上还是一种娱乐性的欺骗。它所做的只是一种营销策略——通过讲述情感故事来吸引消费者。但消费娱乐并不是以牺牲复杂的真实性为代价的，因为有时掩盖历史真相的细节会让我们变得毫无创造性，说白了，变得无知。
处于全盛时期的皇后乐队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巧妙地运用营销技巧来维持住一大批优秀艺术作品的热度。另一方面，《波西米亚狂想曲》提醒我们，品牌效应也有让我们与历史事实脱节、模糊和歪曲边缘化群体生活的风险，而让那些已经享有权力的人从中谋取利益与乐趣。
《波西米亚狂想曲》将于3月22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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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皇后乐队的《波希米亚狂想曲》是迄今为止最盛大的音乐传记片，但同样也是大谬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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