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说回来就回来了，果真是一句哄骗母亲的谎言。在远离故土一百多公里的E城，在一切都深感陌生、孤独和无助的新单位，我象一具拧紧发条的写作机器高速运转着。我荣幸而悲哀地进入了三个月试用期。
开弓没有回头箭，好马不吃回头草，这话是老辈子说毒了的。为了通过试用期而进入有固定薪酬的正式用工阶段，我不得不日夜伏案，一字一句、一页一页地写。那些天，对于我来说，没有白天黑夜，没有周六周日，只有印有浅红虚实线条的材料纸、满瓶满瓶的蓝黑墨水和那支字越写越粗、笔尖越写越滑顺的英雄牌铱金笔。那是交毕两篇论文后领导大人一时高兴赏赐给我的。
就是这支笔，三个月来把我右手中指靠近食指一侧挤压得凹陷进去了，进而生出较厚的硬膙，摸上去木木的。三个月，我基本上没多少时间走出办公楼的大门。晚上，是连续大半通宵在办公室上里打草稿，只有咝咝作响的荧光灯陪伴着我；白天上班时候，就蹲在打字房里，逐字逐句地把写就的草稿念给打字员蹇姐，包括一个个标点符号。
蹇姐也是刚接手一个多月的新手，业务不够熟套，找字慢，打出的错字也多，也不懂得顶格、换行等文字编排的基本格式要求，有时打出的二稿、三稿，明明是我一再修改调整了的，但她几乎还是改不过来。而且，看得出来，她可能也就小学或者初中文化水平，识字不多，稍微生僻、文气一点的词语反复念几遍不说，还要一笔一划地再写在纸上，然后又不得不靠她在一个个倒放着的铅字盘里尖着眼睛找寻出来，而后调整打字针头打印在用滚筒固定卷好的蜡纸上。
记得之前在学校，我们还是使用的手工刻字，叫刻钢板。就是把蜡纸平铺在长条形的有着细微粗糙感而又分布均匀的钢板上，嗞嗞嘎嘎地刻出需要刻下的文字、数字等。特别是每年春、秋两个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卷子是必刻无疑的，一刻就是几个小时，眼花臂酸指痛。而这种铅字盘打印机效率确买相对要高些，打出的字也工工整整，规规矩矩，漂亮养眼。但我不会；而且在我看来，这样效率低下、错舛重复的劳动，倒不如刻钢板要省事些。
而孟股长和单段长对材料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尤其是单段长，是连一个句号、逗号都不放过的。单段长是个心思绵密的人，而又贪多务得，好大喜功。汇报材料也好，工作总结也好，经验交流也罢，几乎经他一改一加，原来的篇幅要增加一半以上。
那时全段每年的“两会”是板上钉钉，雷打不动的，年末临近腊月小年的总结表彰会，春节十五过后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一般来说，一个全年工作总结在一万五到两万字之间；一个职代会，光一个段长工作报告就在三万字以上，加上这草案那决定，大会决议以及开闭幕词，总起在八到十万之间。而这，基本上都要由我一个人拿出草稿，经领导反复修改后最后才能打印成正稿。当然，油印、装订基本上不属于我的工作范畴，有时只是替打字员帮哈忙。
在这样紧张、繁冗，高强度、高难度、高追求的脑力劳动中，我原先在学校掌握的知识根本用不上，一切都是新的，包括思维、语言文字风格。于是，我无法象在学校备课东抄西摘一样偷懒，不得不加班加点，熬更守夜，冥思苦想，深入挖掘，常常都是写到凌晨二三点钟。
有时，临到一天的下班时分，领导踱到办公室来，先瞧瞧看看，然后拍拍你的肩膀：小谭呀，这样吧，你先把你手头的材料往后放一放，明天上午要到xx参加一个汇报会，你晚上多辛苦哈加个班，赶个发言材料，明早7点左右先给我看一下。然后，说个一二三四几条筋，如何如何。之后，拎着包步履轻松地走了。……
自此，神经衰弱症长驻鄙人头部，不离不弃；而我，在几个领导碰头后，也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地通过了“狂轰滥炸”的试用期。
后来，正式上岗了，原以为工作强度要小一些，可现实击碎了我苟且的一厢情愿。
在我被“嫁”到段里的那个时期，正是单位连续攀登晋级，争创省级和省级最佳文明单位的激情亢奋期，活动多，会多，交流多，接待多，上级检查多，各种大小材料包括总结、汇报、经验交流、领导讲话稿等，每天每月每年纷至沓来。而我，还必须要摸准领导的心思和意图，有领导想得到而说不出的你要写出来，还有是领导没想到的你更要写得出来，等等，等等。
开始，领导还说个大致观点或想法，后来领导更忙了，白天要接待联系，晚上还要联系接待，这边桌子刚下，那边桌子又上；这边喝得醉醺醺，那边唱得脖子粗。于是乎，领导再没时间有想法有观点了，只交待开个什么会讲个什么话，一切都靠你去揣磨去模拟去发挥去拓展，这就象搞科学研究一样，没有止境和终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可是材料打不走，急时派不上用，跟不上单位精神文明创建如火如荼的速度，领导也看出了问题所在。
于是，单段长同意并介绍我把材料拿到舞阳坝的曾氏打字店里打，打一次签一次字。
曾总和他老婆，听说是湖南人，但说话不象主席那样鼻音浓重，反而有些叽叽啧啧的口音，好多话一两次听不懂。
但我很喜欢店里的那个打字员，后来听说是曾总的小姨妹儿，姓杜。她也戴着副近视眼镜，而且度数比我高，纤弱的身材，有些瘦削的鸭蛋脸，只是脸上的皮肤白晰中有些暗褐的青春痘斑，让人觉得并不是美女系列。然而她口齿伶俐，反映敏捷，看文、选字、打字快而准，相应的标点符号不念，她晓得该打什么号。
更让我十分佩服的是，有时我们单段长修改添加的文字我都半天认不出来，拿不准，她却打出来了。单领导的字小而密，勾勾连连，向两边鼓起，如同他的心思叵测一样，认全他字的人几乎没有，有时去问他自已他也还要看半歇。他的字在单位难认是被公认了的，而在这方面，我还算半个专家呢。可小杜，有时实在是她认我认都认不到了，她却根据上下文意思兀自打了出来，然后问我可不可以。这，不得不令我刮目相看，暗自赞叹。
那时，她大约也才二十左右，竟有如此识文断字之功夫，使我不时涌冒出一种他乡遇知音的感觉。
她说话特快，虽也有些叽叽啧啧的口音，但一口白牙镶嵌在红唇之间，象天然就排整齐了的珠玉，让人一望而呆。
说实在的，在打字店打材料，减少了我很多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而且，不言而喻，于枯燥的写材料工作中又平添了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愉悦，有时甚或可以偷偷地放纵一下自我安慰的想象。
但是，工作的强度和压力丝毫没有减弱。一篇材料尽管抠破脑壳、搜尽枯肠写好打好呈交领导，但一看领导东添西加、这圈那改搞得面目全非，那种自得的成就和自豪感陡然烟云荡尽。我暗暗告诉自己，要把一个地道的教书匠变成一个成熟圆通的文秘，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于是，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我也几乎没有时间去想念母亲，更不用说回家探望了。平时，我也尽量压抑这样的思绪和念头，一旦冒出想念母亲的星火苗头，我便强制性摇摇头，咬咬唇，心里告诉自己：不想不想，不能想，心思不集中，材料又交不了差了！
每每，只有夜深人静上到三楼那间领导特许我打住而无需交费的单间职工招待室里休憩的时候，当我三刨两爪洗嗽完毕，拉灭电灯躺在棕绳绷子床上，在黑漆漆的寂静里，在无声无响的孤独中，我便不由自主地想念起母亲来了——我听到母亲掌着灯扶着腰墙去看猪圈牛圈羊圈自言自语说话的声音，在茫茫无边的夜空中弥散；我听到她深夜躺在锦房屋那笼补了又补的棉纱帐里，咯咯咯地一直咳个不停，直到咳得我不安、心疼、抹泪；我听到她鸡叫头遍时，因两腿风湿性关节炎发作而疼得天一声妈一声地惨然叫唤……
那个时候，我多想回到母亲身边，陪她说说话；甚至，我多想把那些咳嗽、那些疼痛转移到我的身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