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过茶叶与鸦片与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茶叶的出口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入超的地位，为中国带来了广泛的利润。罪恶的鸦片贸易又是19世纪中国遭受深重灾难的重要原因。通过茶叶与鸦片，我们能更深刻理解中国在步入近代后的地位变化。
茶叶作为中国传统市场的大宗商品，与其它重要商品相比，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国内消费需求基本平稳，影响其产量和价格的主要因素来自外部即周边的少数民族的需要以及中央政府的特殊需要，持续了几百年的茶马贸易即为这种情况的客观反映。中国茶叶出口的高峰期出现在19世纪，但是此前已有一定的规模。19世纪以前中国茶叶外销分为两个部分：通过陆路，向北对俄罗斯输出；通过海陆，向欧洲和英国输出。
茶叶作为商品通过海陆向西方输出，大概起自17世纪初期。尽管后来英国一直是欧洲茶叶的主要消费国，但在向西方各国介绍和输出茶叶的最初阶段，荷兰人功不可没。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荷兰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茶叶贩运国。英国人认识茶叶较晚，但饮茶在英国流行却极快，有人认为，大概这是因为茶叶是唯一能够成为普通消费品而又不与英国工业品竞争的一种货物。18世纪是中国茶叶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客观地说，国外茶叶市场的扩大并非因为中国商人的主动开拓，而是国外消费需求的带动，中国人只是顺应了这种需求而已，尤其是对欧洲的茶叶贸易。
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尽管中国是茶叶出口大国，但在19世纪中国仍然有茶叶进口的现象。向中国出口茶叶的国家有两个，一是日本，二是印度，都是19世纪与中国进行茶叶竞争的对手。前者抢夺了中国对美国的市场，后者则抢夺了中国最大的海外市场――英国。他们除了参与竞争的中国的海外市场，还竞争中国的国内市场，可见中国在国际茶叶市场上的恶劣形势。
中国茶叶出口之所以大起大落，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市场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即受制于国际茶叶市场；出口多少完全是需求方决定的，一旦需求方发生变化，茶叶的出口量和销售价格就会发生巨大变化。
所以说，规则的制定者才是强者，而弱者只能在强者制定的规则中生存。这便是茶叶发展后期，中国的茶叶优势一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吧。步入近代以后，许多国家都处于国际规则的约束之下，能不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在近代国家的交往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当时中国显然对国际市场一无所知，况合理利用乎？参与制定，就更不可能了。中国当时仅有的几家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茶叶公所，在面对国外资本家联合起来所制定的一整套国际交往生存法则相比，显得那样的势单力薄，和力不从心。
与茶叶衰落同时期出现的鸦片，因为中国人广泛吸食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并由此而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的冲突。鸦片并不是中国的产物，鸦片服食也并非中国个例。那为什么在其他国家，人们服用后较少有人产生心理依赖或依赖程度不深，而唯独中国例外？
中国人较为独特的吸食方法是最直接的重要原因。因为鸦片在世界各地最初一般都是作为药物使用，所以服用方法多为吞服或煎服之法。南洋土著居民（也可能是移居南洋的华人）最早发明了将鸦片与烟草混合在一起的吸食方法，这最终导致了鸦片的食用方法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通过这种吸食方法，使得鸦片的大规模流行成为可能，从而突破医学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社会现象。
18世纪中期，中国人开始单纯吸食鸦片。将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同单纯吸食鸦片有很大不同。前者上瘾速度较慢，后者上瘾速度快且消费量大。我们后来所说的鸦片危害，主要就是指单纯吸食鸦片而言。此后，鸦片成为众多种类的“毒品之母”。
18世纪是鸦片作为毒品向中国的渗透时期，由此便开始了外国走私，中国禁烟的中国独特的近代化之路。中国第一道禁烟法令颁布于雍正七年（1972）。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其一，鸦片的贩卖和吸食有逐渐泛滥的趋势，以至于国家颁布一项法令来制止；其二，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吸食鸦片烟对人体和社会有害。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对英国人来说，把印度生产的鸦片卖到中国，是维持英国――中国――印度三角贸易之关键，因为只有用鸦片换回足够的现银，才能弥补本国在茶叶上的贸易逆差。况鸦片的利润这么大！资本家们当然不会放过。
1850年，年轻的咸丰曾决心继承父志，颁发了一道禁止吸食鸦片的禁令，规定凡吸食者必须在五个月内戒绝，否则要判处斩立决，其眷属发卖为奴，子孙三代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并实行连坐法，知情不举者和吸食者同等罪处理。但在当时既无实力阻止走私，又不敢在外交上同英国等列强交涉的情况下，此令只能是废纸一张，仅仅能吓唬一下国内的烟鬼而已。
其实在当时，清政府在鸦片政策上是十分混乱的，因为中国在战争中失败，“使朝野人士数年来对于禁烟所费之心血，完全等于虚掷。清廷因受英人兵力之威吓，又因不明正当外交之途径，对于禁烟主张完全不敢提出。即使提出，恐亦无若何成功。”就当时清政府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来看，鸦片驰禁乃势所必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本来就入不敷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及太平军占领江南大片富庶地区后，对清政府产生了双重影响，即支出增加了，收入却大大减少了。面对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鸦片税收问题自然格外引人关注。
在鸦片问题上，英国人要追求鸦片贸易合法化，清政府则要借鸦片征税收钱，双方不谋而合；英国人顺水推舟，清政府官员“半推半就”。于是乎，在不可能停止鸦片贸易的情况下，对清政府来说，这实在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在此可以看出，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驰禁是为列强尤其是英国所迫而订立的城下之盟，事实并非如此。
由此，我想到了最著名的驰禁者许乃济，他的观点多年来被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反面典型。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许乃济的观点肯定是要受到批评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处境来考虑，他的话或许不无道理。
鸦片战争起源于鸦片贸易，导火索是禁烟，由于中国在战争中失败，因此禁烟条例尽管没有作废，但实际上已形同虚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连原来禁烟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后也有了驰禁的想法！在林则徐答复文海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至于变通之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地果有一种黄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
林则徐的这段话特别有意味，他从最为严厉的禁烟转而赞成驰禁，仅仅过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此前他曾说过的那些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豪言壮语早已抛到云外去了。
总之，为了与国外鸦片争利，为了不使中国财富流向外国，更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应付和填补诸如支付战争赔款 购置洋抢洋炮，镇压太平天国等等而导致的国库空虚的现状，征收罂粟种植税和鸦片交易税便成为清政府的首要选择。
19世纪中国的鸦片史，读来让人心酸：从严禁、驰禁、开禁到自种自吸，乃至最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和消费国。也就是说，中国人从被侵害到自我损害，从开始丧失自尊到最后毫无自尊，这是一个被屈辱和自取其辱的世纪。清政府既然无力阻止鸦片的进口，也无力阻止鸦片的吸食，于是全社会放任自流，毒品肆虐，中国人深陷灾难之中。
读即此处，不禁为许乃济感到委屈，既然驰禁是形势必然，为何还要落得如此骂名？当然，历史永远是复杂的，今天所说的，不过是历史的一个角度，不过还是有很深的感慨。
首先，大人物真的需要大担当。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不仅要综合当时的社会形势，还要面对后世的检验。
其次，局外人千万不要轻易评价局内人。就拿政治事物来说，它的复杂性，往往是局外人很难想象的，局内人不管多聪明，有的时候不得不放弃外面看起来的最优选择，而只能去追求次优选择，有的时候甚至连次优也保不住，只能去避免更差的选择。
公共政策难免会被时代思潮所绑架。局内人的决策肯定已经综合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是符合那个历史条件的决策，不一定是正确的，但一定是恰当的，古人不笨不傻，而且应当是当今人品读的榜样。
总之，局限性是历史的常态，也是人类认知的常态，我们不宜站在今天的高度轻鄙古人，也不应高估自己决断今日是非之能力。
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别人，也比我们想象的聪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