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正是这些提着脑袋治病救人的民间中医，掌握了真正的中医思维，中医疗效显著。也正是他们的“非法行医”，才保住了中医的一点生机与火种。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学教育出来的中医大都是不懂治病的，能治病的只有这些非法行医者了！
1、行医的标准化
在中医的发展历史上，一位郎中被老百姓接受并认可基本上都是靠口碑。
他们一般是先给亲戚朋友邻里看小病，效果不错，就有人找看大病、疑难杂症，这样慢慢地医名就开始传播，由近及远，由本村本地传播到外乡外地，最终成为有口皆碑的郎中。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看一个医生的本事，其实很简单，就是看他治病的疗效。
但是后来随着西医的传入，我国的中医教育也像西医一样走向了规模化、量产化之路，行医也开始走向了标准化，即要以《执业医师法》为标准。
打着中医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旗帜，实际上就是以西医为尺度来改造、消灭中医。
于是这奇特的一幕就出现了：
大学教育出来的中医很多不会看病，却有行医资格，而民间传承或自学成才的中医能看病，却被称为“非法行医”受到管理部门的封杀。
马鞍山的蔡长福，经方论治40年，治好无数病人，全国各地大医院放弃治疗的疑难杂症，常常在他这里妙手回春，但却被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活活难住了。
失去执业医师资格后，蔡长福原来合法的诊所被取缔，屡屡被当地卫生局查抄罚款，最重的一次一个方子就罚了几万元。
金华的倪海清，农民出生，小学文化，自学中医没有行医资格。他研制出了一种能治疗晚期癌症的中草药方，救治了数百名晚期癌症病人。
由于影响了旁边艾克医院的生意，倪海清被实名举报，于2011年10月被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刑事拘留，后被该区法院以制造、贩卖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款100万元。
温州的潘德孚，行医几十年，著作等身，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包括很多癌症、白血病患者。甚至还专门开了癌症、白血病治疗专科，每天看30多人，仍然是半夜就有人来站门外怕挂不上号。
却一直没有取得最低的执业助理中医师资格，他的中医诊所也被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取缔。
2、提着脑袋治病的民间中医
很多民间中医虽然看得了病，却没有执业证，一纸证书挡住了他们的行医路。于是，有的被迫放弃行医，有的无奈流落海外，有的任由中医技法年久失传。
而看看现在的中医院，或者西医院的中医科，这些拥有中医师资格的人，又有多少人是没有中医行医能力或只有很差行医能力的呢？
他们对中医没有信心，看病和西医一样，各种化验检测一样也不能少，四诊不参，十二纲不辩，疼痛就用止痛药，气滞就用补气行气药，血瘀就用活血化瘀药。
基本都是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西医思维，距离合格中医实在太远。
我们对祖传中医、师承中医（指民间没有中医师资格的师承）、自学成才中医，不授予中医行医资格，说他们没有中医学历。
其实，正是这些人掌握了真正的中医思维，中医疗效显著，口碑很好。也正是他们的非法行医，才保住了中医的一点生机与火种。
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学教育出来的中医大都是不懂治病的，能治病的只有这些非法行医者了！
但是，这些民间中医往往处境十分艰难，是真正的提着在脑袋传承中医，治病救人。
中医圈里的人都知道，在现在的环境下，非法行医，是法律所禁止和严惩的，治病救人必须得承担很大的责任和风险。
对于擅长治危急重症而又诚实行医的民间中医来说，收取的这点诊费相对于风险责任来说，简直是火中取栗。
记得有篇文章说，医生救治病人，谁来救医生？有政府武装力量保护的医院医生尚且发出这样无奈的呼声，处于最弱势，作为政府打击对象的诚实行医的民间中医还能说什么？
3、失败的中医教育
为什么民间能够培养出治病的中医，而大学却培养不出来呢？毫无疑问，大学教育违背了中医教育的规律。
正如科学家钱学森说的：中医至少超前西医1000年，和西医不一样，中医把人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是符合系统论理念的，把人作为活生生的生命看待。
可中医的大学教育呢？却是按照西方科学的模式来进行的，即机械化、标准化，只讲究可观察的实体，而完全不考虑那些精密仪器观察不到的本质。
专业教育从理论入手本也不错，因为理论能够指导实践，但是，现在的中医理论早就被西方科学搞得四不象了。
现在中医药大学的课程60%以上是西医内容，中医学生不去攻读中医经典，却做对中医药几乎没有意义的小白鼠实验、搞尸体解剖，怎么能培养出有中医思维的接班人？
只能是满脑子的细菌病毒、内分泌失调、过敏、炎症和化学指标，看病不分寒热虚实，不懂基本的望闻问切，连中医的基本常识也不具备！
医学本质是治好疾病，疗效是第一标准，第一战场是临床，只要能提高疗效，它都是合理的。
可我们的中医教育只注重学历，不注重疗效。建国之初，为了提高疗效，聘请了大量民间中医进入高等教育，而之后呢？
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法再也看不到了，大学当中充满着只会讲课不会治病的“教授”，教授都不会治病，它们教出的学生能治病吗？
虽然全国每年培养数以万计的中医中药专业的毕业生，但真正成为中医的并没有与其数量形成正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医界人才匮乏的呼吁便从未停息过。
国医大师裘沛然就曾痛心地指出：现在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中医简直就是废品，连庸医的水平都达不到，庸医也还是要懂一些中医的汤药方剂，可现在培养出的学生对中医的理法方药根本不懂。
“我毕业于中医药大学七年制中医专业，课程设置是60%中医、40%西医，最后是中医没学通、西医没学精。”北京某中医院的一位医生曾在网上发文，感叹他的110名同学中仍在吃“中医饭”的不到20人，有的同学至今不会开方子。
想想解放前特别是西医进入中国之前的几千年，什么危急重症不是靠中医？而现在的许多中医，碰到感冒发烧患者就赶紧往西医推，这怎么能取得国人的信任？
许多患者本来相信国粹中医，但多次碰壁后，只好认为好中医在历史、传说中。难怪有人会激愤道，灭中医者，中医也！
4、行医资格应该是行医能力的认定
中医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同疾病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一开始哪有什么职业中医，如果一开始就认定行医资格，医学永远也无法产生。
现在社会发展了，也有医学院了，难道就不准老百姓自己与疾病作斗争了？就不准老百姓探索了？
就像网友说的那样，现在的民间中医，就好像当时农民，不是用枪炮也不是正规军队抗日，而被定性为“非法抗日”一样可笑。
如果你咳嗽，你妈妈摘了几片枇杷叶给治愈了，如果你又用同样方法治愈朋友的病是非法行医吗？
在历史上，中医从来都是由公众监管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注重自己的生命，更不会把自己的生命随便交给一个医生。
中医之所以得到信任，是因为他们能够先把自己亲人、朋友的病治好了，这比那些医师资格证的说服力大多了。
同样，遣方用药从来都是中医必备的技能，它是没有具体标准的，可现在主流却动不动就给它们扣上了非法制药的大帽子。
行医资格认定的设置，应该是为了更好保障人们的生命健康，只要有行医能力，不管你是什么学历，都可以授予行医资格。
如果没有行医能力，不管是什么博士、教授、专家也不能授予行医资格！这才是设置行医资格的初衷。
可现在的中医行医资格标准，明明许多民间中医的水平要远远超过医院的中医和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但他们却没有合法地位。
如果要获得行医资格，还需要这些远不及自己水平的人去认定，这样的资格认定标准难道不悲催吗？
中医为什么遭到了国民的全面抛弃？就是伪中医遍地，他们名为中医，拿着国家发的中医行医资格证，却不会治病。
国民被骗一次还行，你骗两次、三次，还有人相信吗？中医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多少人再相信了！没有了国民的信任，中医靠什么发展？
5、中医复兴离不开民间中医
事实上，中医起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很多国医大师都是来自于民间，如蒲辅周、董建华、李重人、王绵之等，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院校教育。
像云南白药、福建片仔癀这样的名药也都是民间实践、总结的结果。
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一些单方、偏方、验方、秘方，都是历代临床实践的结晶，即便是中医经典著作中记载的方药、技术，也离不开民间中医的贡献。
中央电视台十频道“走进科学”栏目曾连续报道过，湖南省慈利县人武部的一技之长者许小武，用祖传蛇药秘方治疗蛇伤的事迹。
灌云县“土郎中”几十年如一日钻研的治疗疑难杂症的偏方也有口皆碑，广为传播。
另外，小针刀也是建国后出自民间、而今在国内外广泛应用的中医创新技术。
已故的发明人朱汉章就是“赤脚医生”，他在针灸针具基础上研发的小针刀，在治疗骨性关节炎、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肩周炎等数十种西医难治性疾病方面，展示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多次获科技成果奖。
朱汉章还出版了近百万字的《针刀医学》专著，并使这一技术在国内外广为流传。许多西医教授都成了他的学生和针刀拥戴者，现有千余家医院开展了这项技术，使数以百万计的患者受益。
民间中医过去是传承中医的主体，现在仍然是传承中医的主体，未来更是促进中医发展的主动力。
那些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西化的学院派中医队伍，只能逐渐异化性地消灭中医。
中医近几十年来的持续衰落，代表着主流中医的彻底失败。因为他们虽为中医，实则西医，看看他们的科研论文、研究院、医疗机构，还有几个纯中医？
他们早已被西医同化了，如果让他们继续挑大梁，主导中医，中医只有死路一条。
当今之际，中医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优胜劣汰的制度，把那些不能治病的伪中医扫地出门，只要他们在中医行业里一天，就会给中医抹黑一天，让他们在中医行业里再呆几十年，中医就彻底玩完。
真正的中医在民间，也正是他们，才传承着真正的中医精髓。
我们不仅要认可民间中医，保护民间中医，还应该把有真本领的民间中医请进大学、请进研究所、请进管理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中医真正的突破性进展。
也唯有他们，才能够重新赢得国民对中医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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