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谈写作

我年轻时写过诗，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写。我对于诗只有一点很简单的

想法。一个是希望能吸收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新诗本是外来形式，自然要

吸收外国的，——西方的影响）。

一个是最好要讲一点韵律。诗的语言总要有一点音乐性，这样才便于

记诵，不能和散文完全一样。

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间发议论，也是夹叙夹议。我写不了像伏尔

泰、叔本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

生哲理的长篇散文。我也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

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我读了

一些散文，觉得有点感伤主义。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

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

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

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长

篇小说当然不是篇幅很长的小说，也不是说它有繁复的人和事，有纵深感，

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长卷??这些等等。我觉得长篇小说是另外一种东西。

什么时候我摸得着长篇小说是什么东西，我也许会试试，我没有写过中篇（外

国没有“中篇”这个概念）。我的小说最长的一篇大约是一万七千字。有人

说，我的某些小说，比如《大淖记事》，稍为抻一抻就是一个中篇。我很奇

怪：为什么要抻一抻呢？抻一抻，就会失去原来的完整，原来的匀称，就不

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我以为一篇小说未产生前，即已有此小说的天生的形式

在，好像宋儒所说的未有此事物，先有此事物的“天理”。我以为一篇小说

是不能随便抻长或缩短的。就像一个苹果，既不能把它压小一点，也不能把

它泡得更大一点。压小了，泡大了，都不成其为一个苹果。宋玉说东邻之处

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敷粉则太白，说的虽

然绝对了一些，但是每个作者都应当希望自己的作品修短相宜，浓淡适度。

当他写出了一个作品，自己觉得：嘿，这正是我希望写成的那样，他就可以

觉得无憾。一个作家能得到的最大的快感，无非是这点无憾，如庄子所说：

“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躇踌满志”。否则，一个作家当作家，当个什

么劲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