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疫情加剧，暴露西方老人普遍孤独的晚年生活
在医疗资源告急、卫生系统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个别西方国家做出根据患者年龄和生存几率选择性收治患者的无奈之举。在一些国家的“呼吸机分配指南”中，年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作为影响最终分配决定的因素，这不可避免地引起关于科学理性与道德伦理的争论。
与此同时，这也引发人们对西方社会养老方式的关注。在相对健全的福利体系保障之下，西方的许多老年人更愿意选择独居，与亲人、朋友保持适度的距离，而非与儿女生活在一起，但独居造成的心理孤独和生活不便，亦不可避免。这样的养老生态，是社会习惯、文化传统、福利制度、经济水平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由政府、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起养老的责任。
撰文|柳展雄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之下，老年人无疑是最脆弱的群体。欧美疫情在短时期内大面积暴发，与人口老龄化程度普遍较高不无关联。
意大利是疫情中欧洲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2%，人口年龄中位数为46.5岁，排名高居世界第五。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区长阿蒂利奥·丰塔纳说：“我们死的要么是年纪很大的人，要么是重症病人。”随着年龄下降，患者死亡的几率也在下降。
同样是疫情重灾区的西班牙，也出现了老人集中死亡的情况。据西班牙卫生部统计，截至3月26日，马德里各养老院共有1065名老人逝世，马德里的死亡病例占全国51%，养老院成为疫情集中暴发点之一。美国的情况类似，截至3月20日，美国53%进入重症监护室治疗的患者和80%的死亡病例，皆为65岁以上的群体。
军方救护人员正在对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家养老院进行消毒。
老人死亡率高，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不必过多思考的问题，因为年老体衰，免疫系统和肺部功能不佳。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老人的处境比通常以为的要更加糟糕。
欧美疫情的加剧，也暴露了老年人普遍孤独的晚年生活。2018年，伦敦经济学院估计，每十位英国老人当中，就有一位处于长期孤独的状态，他们常年只跟电视或宠物作伴，缺少亲友的陪伴。而美国65岁以上的人群，有1/3是独自居住。人们往往会忽视独居生活的危害，缺乏社会接触的老年人，虽然染上疫病的概率可能变小，但一旦得病，很难得到及时的照顾和救助。
英国鲍里斯政府发出建议，为了防止传染，年轻人尽可能避免接触老人，但应保持通讯联络，防止老年人出现焦虑和孤独问题。意大利老年人协会，针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体编制了一本手册，为他们提供健康提醒、预防知识、防诈骗、识别假信息等多种帮助。
在医疗资源告急、卫生系统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个别国家曾做出根据患者年龄和生存几率选择性收治患者的无奈之举，被一些网友批评为“西方社会抛弃老人”，但此说恐怕很难成立。总体上，因为社会习惯、文化传统、福利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西方社会的养老方式有异于中国，他们的确不像中国有浓厚的“孝道”文化，但对老年人同样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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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老年人的孤独晚景
2004年，迈克尔·布隆伯格在担任纽约市长期间，进行了一次服务改革。原本市政府每天派志愿者给独居老人上门送餐，为了提高效率，布隆伯格改为每周送一次或两次，饭菜分量不减。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老年人不满新规定，投诉抗议。因为送餐服务不仅仅是带来了食物，同时也带来了陪伴。志愿者看望老人，嘘寒问暖，询问身体和治安如何，是否需要帮助。
送餐服务可能是独居老人一天内唯一跟人接触的机会。公共健康基金委员会一份报告显示，社交生活频繁的老人平均每天有两小时跟朋友熟人交流，两小时跟家人共享天伦。而那些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的老年人，孤寂凄凉，可能一整天都不跟外界接触，几乎与世隔绝。有1/3的贫困老人一个月内，拜访朋友或邻居的次数不超过两次，大约1/5的老人从不与朋友通电话。
德国的情况类似，2017年联邦卫生部跟学术机构联合调查。数据显示，85岁以上的德国人中，1/5会感到孤独，而45岁至65岁的德国人里，感到孤独的比例为1/7。
电影《遗愿清单》剧照。
英国75岁以上的老人当中，超过一半人独自生活，人数大约为200万。在2018年相关NGO的生活满意度调查中，有3/4的老年人生活孤苦伶仃，至少有20万人在一个月内没有和亲友讲过话。
甚至发生过一些极端案例，比如在英国贝尔法斯特市，68岁的玛丽·康伦去世后，一直无人过问，将近三年后家人才发现她已死。在此期间，年轻的邻居闯入玛丽的空宅，偷走了银行卡和现金，总共11743.22英镑（约10.5万元人民币）。类似的老人在家孤独老死的情况并不罕见，有的直到尸体腐烂发出臭味，才被发现死亡。
而在美国芝加哥、底特律、巴尔的摩的犯罪高发地区，老人的处境只能用“提心吊胆”来形容，这些地方的盗窃和谋杀案发生率居高不下。老年人只得紧闭门窗，防止有人入室作案。社会学家艾里克·克里南伯格调查芝加哥老人的生活，一位受访者说，她自己一年中只有6天离开自己的公寓，其中3天是生日、感恩节、圣诞节三个日子，其余时间足不出户。
芝加哥的北朗戴尔区是毒品贸易的一个据点，普通成年人都会绕着走，老年人更是不敢靠近。甚至有媒体说，芝加哥的黑帮地盘比阿富汗、伊拉克更加危险。幸而欧美大部分城市治安良好，芝加哥是少数个案。
纽约的老人比较幸运，这座城市有健全的市政沟通机制。布隆伯格把送餐改革当成鸡毛蒜皮的小事，没预计到对老人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暴露出问题后，当地的报纸和电视新闻节目展开追踪报道，最终布隆伯格恢复了每天一次的送餐服务。
2
养老院并非老人们的理想去处
老人在家独居的生活这么孤苦寂寞，那么进入养老院会如何呢？在一些中产人士眼里，传统的“养儿防老”、“四世同堂”观念已经落伍，而选择入住养老院反而是独立人格的体现。但事实上，西方的养老院正在由盛转衰。
在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期，欧美盖起了一座座养老院，在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等气候温暖地带，开发商专门建立了老年人住的小区。结果大部分房子在今天成了空宅，从2000年以来，美国养老院的居住人数不断下降，与亲人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数量增长了42%。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统计，65岁以上购买住房的老年人中，有21%是为了接近家人和亲友。
在个人生活舒适方面，养老院没有太多竞争优势。老人在自己家里住了一辈子，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环境和一群陌生人共同生活，还要遵守一大堆规章制度，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洗澡、几点睡觉都做不了主，这并不是快乐的晚年生活。英国学者研究统计，住在养老院的老人，有中度以上抑郁症的人数高达75%。
电影《年轻气盛》剧照。
阿图·葛文德曾任奥巴马政府的健康政策顾问，他对民主党医改法案具有重大决策影响，他考察过纽约的大通疗养院，发现饲养宠物能让老年人身心愉悦，减少药物依赖。在允许老人养猫、养狗、养花、养鸟的大通疗养院，缓解痛苦的精神类药物很少使用，药品总开销只是其他机构的38%。
但是，大多数疗养院对此态度消极，因为照管动物不是护工们的分内工作，老人需要另外雇请专门的动物饲养员。当狗在地板上拉屎，护工可能会拒绝打扫。如果老人大小便失禁，护工有责任处理，但处理动物大小便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护工甚至想赶走宠物，按照纽约疗养院的行业惯例，老人至多允许饲养一条狗或一只猫。
一些养老院还会出现护工虐待老人的丑闻。1月15日，英国曝出一件虐老事件，在曼彻斯特的一家护理中心，两名护理人员嘲笑七名老年痴呆症患者，并向他们扔石头，甚至还用手机拍下了视频。
在一项临终关怀的调查中，80%的美国人表示宁愿在家里死去，只有20%的人可以接受在医院或养老机构去世，可见，养老院并非老人们的理想去处。许多老人在安排后事时，都希望在子女和朋友的围绕下安详离开人间。然而，跟子女同住一个屋檐下，往往并不轻松，老年人要帮忙带孙子、做饭菜，还要随着年轻人的作息习惯来生活，并非易事和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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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生活背后的制度与文化原因
艾里克·克里南伯格的在《单身社会》一书中论述，中产女性到老之后偏爱独自生活。一位叫琼的受访者是退休心理学家，她在几十年前与丈夫离婚，育有一儿一女。她自述跟孙子的代沟太大：“我不想住在女儿家，我爱我的女儿，我知道她也爱我，但我不想和孙子孙女待在一起，我不信任他们。”关于儿子的家庭，琼也有类似感受：“我的儿子有两个女儿，一个11岁，一个17岁，11岁的那个甜美可爱，但非常喜欢指挥人干这干那，很有控制欲，我一点都无法信任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尽量一个人待着。”
《单身社会》
作者:[美]艾里克·克里南伯格
译者:沈开喜
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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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观念中，老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合住。中国很多已在大城市购房的中产家庭，会选择把父母从老家接到城里共同生活。美国人则出现一些相反的情况，子女想住得近，老人却拒绝。《单身社会》里，琼的女儿多次邀请母亲搬到自己工作的城市，希望一星期家人能聚餐几次，但是琼并不乐意，她自己在纽约住了大半辈子，有固定的人际关系网，不想离开。
西方社会福利体系完善，老人拥有相对独立的经济能力，对子女的经济依赖程度较低。经济学家爱德华多·坎帕内拉(Edoardo Campanella)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说：“欧洲政治决策普遍偏向老年群体。”2014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对助力她获得第三届任期的老年选民，提供了几项养老金优惠政策作为回报。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竞选时，承诺保障退休人员的福利，因为他们“铸就了如今强盛的英国”。欧洲各国政府平均花费GDP的15%用于养老金支出，养老金的中值与劳动者收入的中值持平。
法国老人甚至享有旅游补贴，2008年法国的全国度假支票机构发布新政策，持有度假支票的老人，只需180欧元便可在法国境内特定的城市享受一周美好时光，快乐七天游。
电影《遗愿清单》剧照。
克里南伯格总结到，美国中产老人们仍然重视自己与子女的关系，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他们宁可保有“亲密的距离”，并不乐意和儿孙住在一起。他们希望离家人很近，但不要太近，他们希望常常见到家人，但不是每天都待在一起。
在老年生活中，良好的社区邻里关系更为重要。一个拥有强大的社交关系网的单身老人，跟一个结婚生子却与社会断绝往来的老人相比，前者的健康风险更小。因此，老年人群体内部，中产家庭的全职主妇最为健康，她们长期有非工作的社交活动，更适应晚年生活。
工薪阶层的男性晚年通常凄凉，他们前半生以工作为核心，人际关系也围绕工作展开，退休之后，生活的支柱似乎也倒塌了。在蓝领阶层里，社会文化要求男性做个硬汉，不能示弱，不能流露脆弱的感情，即便面对生病、自然衰老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这个群体，自尊心强烈到固执的程度，个人主义演变成老顽固主义，他们刻意行事孤僻，显示所谓的男子汉气概。当离异或者配偶死亡后，男人更加厌世，离群索居。在公共灾难中，这类人通常是最脆弱的群体。《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调查旧金山老人在家孤独死的案例，发现男性死亡率是女性的两倍。
1995年7月中旬，一场超级高温热浪袭击芝加哥。在短短一个星期内，有700余人因为高温中暑而死亡，男性老年死者占的比例最高。他们宁愿待在闷热的房屋内，也不愿出去向政府或者福利机构求助。很多死者生前还把自己的房子牢牢锁起来，防止入室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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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社会共同赡养老人
在那场芝加哥热浪中，北朗戴尔区损失严重，这个社区萧条破败，看不到生机，老人死亡率高于芝加哥市平均死亡率的5倍。然而，在只隔着一条街的南朗戴尔区，老人死亡率仅为全市的一半。平日生活中，南朗戴尔区街上非常繁华，老人安逸地休闲饮茶、走街串巷，完全看不出这里属于美国犯罪率数一数二的芝加哥。
克里南伯格关注到这个怪异的现象，深入研究分析。北朗戴尔区以黑人居民为主，原本是钢铁煤炭重镇。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去工业化，产业凋敝，年轻劳动力流失，剩下大量老弱病残。以前的便利店、药店关门，老年人购买药物、新鲜蔬菜，必须开车去几英里外的地方。过去熙熙攘攘的公园、街道现在空旷荒废,流浪汉、大麻贩子出没。这种经济社会衰退，反过来又恶化了老年黑人的处境。老人不敢出门锻炼，散步，只能退守在自己家中，跟外界更加隔绝。他把这个过程称为“社会孤独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social isolation)。
南朗戴尔区以拉丁裔为主，由于教会的引导，居民在经济衰退期，仍然保持原有生活，团结互助，没有堕入小偷小摸、坑蒙拐骗。接着拉丁美洲的新移民来到芝加哥，融入社区，站稳脚跟。整体经济复苏后，南朗戴尔区迅速繁荣，有了充裕的财政收入后，社区兴建义务诊所，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服务。如果患病的孤寡老人，有年轻的邻居、朋友，那么可以靠他们在网上发布求助帖，也许能及时救治。
电影《野蛮入侵》剧照。
2018年，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设置了“孤独大臣”职务，解决空巢老人的问题。设立“孤独大臣”的倡议最初由前议员乔·考克斯发起，她认识到英国全国范围内孤独者的庞大规模，并倾其所能帮助受到孤独影响的人，并且特意成立委员会。该委员会曾发布调查报告，称英国人的社交隔离问题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因而请求政府设立专职部门来应对。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发布招募义工的信息，一周内25万人申请做医疗义工，提供送餐、送药等服务。在面对灾难的时刻，从不缺少勇敢和具有奉献精神的公民。
固然，西方社会不像中国那样讲究孝道，但同样会对老人尽心尽力。尽管确实存在大量独居老人，但并非社会抛弃了老人，相反，政府构筑了尽可能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民间非政府组织积极行善，并调动社会力量让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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