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赢家》优点突出，但国产喜剧的那些缺点也都没少

文

唐令

算下来，我们差不多都两个月没能进电影院了。《囧妈》和《肥龙过江》之后，又有一部院线电影在前几天选择了转网络平台播出，大鹏主演的《大赢家》。
不过，我们今天想聊的不仅仅是这部电影本身，还有国产喜剧电影的一些问题，《大赢家》刚好是个很有代表性的案例。
大鹏这段时间很高产，几乎每年都有一两部电影跟我们见面，他凭借这些角色树立起了一种很特殊的银幕喜剧形象，在同年龄段的男星中，几乎没人能把这类角色演得比他更好。
总结一下，就是那种有点就「憨」的老实男，《煎饼侠》里的大鹏，《受益人》里的吴海，都是这类角色。而新片《大赢家》里的严谨，简直是这类「憨男」角色的集大成者。

这点很关键，因为严谨这个角色的憨，是整部影片高度戏剧化情境成立的关键。
也就是说，《大赢家》要是换一个人来演，这戏基本就不成立了。
买了《游戏永无结束时》版权的《大赢家》有着非常极端的设定，银行职员严谨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做事太过于认真的人。
这个「太」的意思是，当他接过任务，要在自家银行的抢劫演习中扮演劫匪时，所有人都不当回事，只想做做样子蒙混过关。只有严谨一个人，认认真真地当起了劫匪。

这种高度戏剧化的情景下，你甚至立马就能想到一些荒诞的场面，尤其是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的语境下。
片中也的确捕捉到了不少这种中国式作假的片段。
像是电视台是记者来采访，领导告诉摄影师你就随便拍拍得了。
结果严谨不按套路出牌，领导下意识脱口而出：「通稿上不是这么说的呀。」

相信做媒体的观众，看到这里都能会心一笑。
又比如之后严谨要「杀人」的时候，银行职员之间「让领导先死」的「谦让」，也是对中国式官僚做派的讽刺。

再像是高潮时，为了提前结束演习，行长了作假，可大家都不敢揭穿。直到人质里的小孩说出真相，众人才都敢揭开「皇帝的新衣」。
说真话都变成一种「起义」的职场规则，很多人应该也都深有体会。
在这个过程里，严谨的认真和其他人的应付，始终处在一种拉锯战的状态下，影片也因此制造出了一种在真和假之间不停切换的节奏感。

严谨的这种「当真」，对应的是现实社会中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作假；而演习里「假」的部分，比如给人质们挂上的死亡、强奸等牌子，对应的则是可能在现实中产生的「真实后果」。
《大赢家》强烈的讽刺感，也来自于我们在观看时，会不由自主地把影片中的假和现实生活的真对应起来，这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强烈的讽刺效果，也让影片具备了探索现实的触角。
但可惜，这些触角并没能去到它应有的深度。

在这里首先要承认，《大赢家》的确很好笑，你几乎能感受到创作者们在不遗余力地在把笑点填满影片的每一分钟，并尽量让这些笑点不重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问题正好在于，这些强化喜剧性的桥段，反而成为了影片的败笔。

比如当演习进入到夜晚，那场点火锅外卖的戏。
这场戏首先承担了戏剧结构上，划分第二幕和第三幕的作用，也是相对轻松、调整节奏的松弛戏份。

当看到柳岩饰演的海娇举着双手报菜名，我们只会发出单纯的笑（可能也还想吃海底捞？）这种中场休息、刻意让观众笑的身体喜剧，和影片整体上经营的现实性讽刺脱节了，也拉低了喜剧的段位。
之后妈妈通过喊话来征婚、妹妹不惜暴露自己的男嗓也要提醒哥哥、严谨吃饺子等情节点，几乎就是直接在对观众喊话：这儿该笑了！这儿该感动了！

这些笑点，从本质上来讲，都属于喜剧中的「段子喜剧」。当这些段子喜剧被放在笑点更密集的冲突性场景中时，问题就不会那么明显。
比如影片前半段严谨用实际行动反复对同事们强调必须认真对待演习，警察、同事不甘心，纷纷大闹现场的段落，我们的注意力都会被冲突牵着走。

但当喜剧节奏一松弛下来，或者剧情进入到煽情阶段的时候，这种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集中于「制造笑」，而不是挖掘笑背后现实逻辑的段子喜剧，完全没有办法支撑起影片原本应该呈现的极度讽刺、批判现实的黑色幽默。

这不仅仅是《大赢家》的问题。
回看这些年市面上的不少喜剧片，你会发现它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的症结。
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它们大多都有不错的设定，比如《大赢家》的假戏真做，《西虹市首富》的一个月花完十亿，它们的笑点都来源于把设定推到极致，例如超乎常人的轴，疯狂的拜金。但是，批判拜金的《西虹市首富》，吸引力却全部来自于对拜金的展示，在展示那些拜金情节的时候，我们看不出什么批判性和讽刺性，只有意淫的快感和审美疲劳。因此它只能算好笑的喜剧。
这背后的原因要分好几个层面来说。

首先是创作理念的问题，创作者们都想往上走，这点应该没有异议，选择复杂、荒诞又充满现实影射的故事构架就已经说明了这点。
但这些创作者们一面在努力做出喜剧的现实性和深度，一面又担心表层的段子喜剧不够密集而流失了观众。
鱼和熊掌都想要的结果，就是像《大赢家》一样，铺设过多不够高级的段子，损害喜剧的批判性。

对段子喜剧的难以割舍，就又要说到第二个层面上的问题了。
喜剧电影是文本创作者和影像创作者的共同作品，但在观众感知上，最终效果很大程度与演员挂钩，喜剧演员的个人特质，决定了喜剧的走向。

大鹏代表了中国电影中最新的一批喜剧人，特点是网生代，通过小品、舞台剧、综艺、相声等小舞台成长起来，互联网成为了他们扩大国民度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种小舞台、仰仗互联网传播的喜剧出身，让他们的表演拥有某种定势，那就是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更要有超快的临场反应来抓住即时发生的素材，制造出最新最快的笑点。
这是非常厉害的喜剧能力，能做到的，都成了角儿。大鹏当然是，类似的诸如沈腾，诸如岳云鹏，都演了不少喜剧片。

这批小舞台的喜剧演员转向大银幕之后，那种喜剧定势也就被带到了他们的表演创作中来，具体体现就是对「段子喜剧」的执着，下意识地想要在电影里填充更密集的段子。
当然，我同样坚定认为，他们也的确努力在避免这种定势，这是身为一名表演者的自觉性，但就现在的作品呈现而言，这种表演定势给创作带来的惯性依旧强大。
《大赢家》里那些不合时宜的段子笑点，甚至能让人强烈感受到创作者们害怕自己没能不停刺激观众笑点的恐慌。

接下来就要说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了，段子喜剧为什么不够好？或者说，段子喜剧怎么变得更好？决定喜剧高低的本质问题在哪里？
这首先涉及到不同的喜剧载体，比如在相声或者脱口秀这样的喜剧载体中，段子喜剧几乎就是灵魂，是当仁不让的核心。
但是如果进入到喜剧片载体中，段子喜剧便不再是「灵魂」，而是构成喜剧片的「基本单元」。一部喜剧片当然少不了段子，但是一部只由段子组成的电影，我们充其量只能叫它段子集锦。

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高级的喜剧虽然由段子组成，但这些段子都有一种核心任务，那就是让观众通过笑，发现「笑的逻辑」背后存在的问题，那是现实的荒诞与黑色之处。
而普通的段子喜剧，通常只是浅层的笑，比如我们因为憨豆摔倒而笑，这是这是肢体喜剧，它不需要一种深层次的，与社会、文化中存在的问题相关的逻辑。
高级的喜剧，是一种谜语，笑是谜面，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问题是谜底。

回到《大赢家》这里来，整部影片让人发笑的逻辑其实很单一，就是严谨当真、其他人作假之间的错位感。
这种错位对现实中那些形式主义、官僚作风，完全没有任何逻辑层面的挖掘，我们只看到了官僚们「怎么做」，看不到他们「为什么做」，这场演习也没给严谨或者片中任何人的人生，带来真正的危机、挣扎、醒悟和醍醐灌顶。
这部电影就像很多可惜的国产喜剧片，它终究没有超越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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