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苍茫》：如何对待社会中的悲情故事？

《冬日苍茫》的结构与通常所见的作品有所不同，分为引子、上篇、中篇、下篇四个部分，其间夹杂附记。其中引子与附记都是在描写作者自身的亲历，而上、中、下篇则分别以杨兆元等案件前期接触人员，犯罪者卓相波、杨启林与公安局副局长李玉修等办案人员的角度来展开的。不知道方方在组织这篇小说的叙事结构时，是否是受到了芥川龙之介的《筱竹丛中》的启发。

这篇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十九岁的少年卓相波与杨启林在生活困顿之际，抢劫了董市镇信用社桂花分社，但在抢劫过程中，遭到了桂花分社的两个女值班人员杨大兰、潘星兰的抵抗，于是残忍施害，造成“二兰”一死一伤，并引发了一系列案件侦查及社会凭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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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写实主义的领军人物，她率先关注知识分子及底层人民的生活。冷静，客观是她的作品的主基调，但总能感受到她对人的悲悯感。在《冬日苍茫》这篇作品中，即使是对于两个行凶手段凶残的暴徒也是如此。

有一个情节描写让我映像深刻：“卓相波父母长期分居，他（卓）从不叫他父亲，但是在枪决的那天，他突然大喊了一声‘爸爸’”。大概卓相波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喊“爸爸”。或许是这十九年的情感空洞突然爆发，对父亲的渴望，以一种生命原始欲望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膨胀的生命突然被枪声终结。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方方作品中存在的这种悲悯，不是为了一个“人”，而是为了生命本身。她理解这个生命的道路，但绝不承认它作为一个“人”的选择。

这几年，系统化的人文教育教导我要理解与关怀每一个人，我把它作为看待人与事的原则，但这原则是建立在疑惑的基础之上的：这样的话是不是间接承认了人生来就是善的？如果是一个生来便是恶的，并且后来环境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其品性的人还需要同样的理解与关怀吗？还是说人应该要以普世的情怀，即使面对恶，也能够善良对待？

不过，我现在可以把这种疑惑减掉几分了，理解与关怀的对象应该是生命，而不是将生命伪装起来的“人”这种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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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人，更确切的说是文明化、社会化的人，似乎存在两种不同的情感。最真实的情感往往是在瞬时间表露出来的，而情感经过时间的发酵特别是又经过社会因素的添加后，往往变质得厉害，以至于失真。我相信，大部分人听闻“二兰”事件的第一时间，他们的感动与敬佩都是真的，但随着社会有目的性的引导报道后，其情感便带上了工具性的甚至是麻木的色彩。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描写：“前些时‘两兰’事迹刚为人知，许多许多人都从大老远的地方驱车赶来，车上都一律放着花圈。车大多开到董市镇，在镇上打听杨大兰坟地何在。可一听说那地方在很偏远的乡下，汽车进不去，许多车上的人便将花圈卸在董市镇上，然后寻一饭馆，吃罢一抹嘴，又驱车回返。一时间，董市镇的马路上零零落落地搁了不少花圈，令老年人看了发怵”。

最初的崇敬与缅怀之情，经过时间与社会因素的发酵，此时倒显得有些自利性了。来来往往的世人，与其说是来瞻仰，倒不如说更像是一场郊游，只是为这场郊游冠上一个崇高的名义罢了。我甚至猜想，这种形式化的情感，是不是人们获取心灵快感的一个途径，用一种“我缅怀英雄人物，所以我亦高尚”的错觉来迷醉自己。“但回去的人们谈感想，写简报以及向领导汇报一定还是慷慨激昂面面俱到的”。“二兰”的青春，此时却成了社会各界完成形式主义的一大工具，是可悲，也是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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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需要故事吗？当然需要。但我更喜欢那些温暖人心的故事，因为温暖是不会变质的，因为温暖关注的，永远是生命本身。而那些悲情甚至可以说是悲壮的故事，常常被人为地加上一个外壳，但真正属于生命的东西，丢了。

为了全国各地的媒体采访报道“二兰”事件，“二兰”的所在单位花了不少钱，“当然，他们都说这钱花得值得”。但我不知道，对于付出了青春年岁的“二兰”来说，这值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