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有“变更、革新”的意思，指在某些方面进行改变，破旧立新。自胡服骑射、商鞅变法以来，历代不少执政者为了纾困或图强都尝试过改革。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至少有三次改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虽然事后看这三次的改革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取得理想效果，但从清朝执政者的角度（上篇文字提到的同理心）去看这三次改革，却有利于我们厘清改革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更好地去理解当时的满清政府以及改革这个事情。
改革的视野
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向西方国家开放，签订了很多关于通商、赔款、割地的“不平等条约”。对外军事上的失败导致的外交耻辱迫使当时的一些官员去反思不足、了解西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作战装备的落后，所以地方督抚早期大力兴办军事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后期由于资金受限而创办民用企业以积累资本，当然还有建立水师、创办新式学堂、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等多个领域的尝试，总体上局限于技术方面的探索——但这无可厚非。
改革是从最表面的事物开始——哪里问题暴露得最明显，就从哪里进行改革。所以早期的改革可能都是器物上的改革，因为那里的问题最容易看见，同时，客观上，改革都是在外部压力下被动发起的，如果没有生存发展压力，都会安于现状，而不是主动寻思着去改变，自然就看不到深层次要改的地方。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我党提出引进外来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差不多也是这个道理。本文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改革者的视野问题——认为哪些方面要改革？显然改革者不可能开始就看到所有要改革的地方，只有随着改革的不断探索和局势的变化，改革者才会知道前面的改革是否正确，是否还要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改革。
改革的经验
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这样评价洋务改革不全面，也不公平，但甲午战争的结果确实引发了士人更多的思考：洋务运动，仅通过器物上的改革，不足以改变国家的困局，更深层次的改革势在必行。
《马关条约》的相关消息传到北京后，极大触动了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引发了他们对于局势和改革的思考，因而才有康梁登上舞台变法维新。变法内容，包括「改革官制，撤裁冗余机构，任用变法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等」。这次改革涉及组织机构、科举考试、军队、实业、思想舆论等多方面，内容更丰富，也更深入，但显然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实施落地的。
首先，变法的重头戏是改革官制，将现有的很多机构撤销，并且启用变法人员，这点明显是减量和存量的改革，触动了体制内不少官员的利益，他们对待改革的态度可想而知，那么其他的改革自然无从谈起。其次，这么多改革内容一次颁布，虽然看起来很系统，但也会给反对者更多的攻击靶子，而如果改革特别是开始阶段，从易到难，一项一项地来，才更容易释放改革的红利，让更多人支持改革；同时深层次改革牵涉问题更多，更加复杂，涉及利益群体层次更高，阻力更大，此时更需要耐心一点点地铺垫、准备、改变，需要时间去回旋、争取、说服、行动，否则改革只会夭折。当然，之前很多人都把维新失败归咎于袁世凯的告密和慈禧的反对，前一点简直就是笑话，先不论袁世凯是否真的告密，改革本来就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时间去落地，其他权力派系迟早会知道；后一点关系到改革者的集权，掌有中枢实权对于改革决策者确实很重要，它会让改革更易启动、加速改革过程，但改革最终的成功，还是要先易后难地改革，逐渐释放改革的红利，让更多人支持改革，形成改革的共识，所以改革的具体顺序很重要，后期改革的耐心、定力、毅力同样关键。
康梁等人是没有从政经验的读书人，长于文章而短于实践，好空想而不务实；变法的支持者光绪帝是没有实权、也缺乏理政经验的深宫皇帝。在千年大变局的晚清，李鸿章、张之洞等资深政治家在表层改革的洋务运动中都是左右掣肘，步履艰难，而光绪帝、康梁等人，想要在更深层次的系统改革中有所斩获，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缺少权力、缺少支持，但更缺少改革——这项复杂工程的经验。在维新运动中的康梁、戊戌六君子等变法人士，勇于行动，值得历史尊敬，而最终失败，也是令人唏嘘。
改革的意愿
改革是内部以和平的方式去改变现有事物，最终是指向政权，而革命是外部以暴力的方式改变现有事物，往往是直接指向政权。改革的社会成本显然更低，但最终指向政权往往是不可能成功的，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是这样的。清末新政的内容与戊戌变法并无多大差异，虽然是慈禧亲自同意的，但除了教育方面的一些易操作的改革之外，大部分都没有落地。而立宪运动确实是深层次的政治改革，但皇室内阁的成立让天下人大失所望，立宪破产。
其实，这样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新政和立宪是满清权力中枢发起和主持的，目的显然是自救、扶危、巩固清室的统治，而立宪运动需要皇室交出或者说分享以往的权力，故而，改革者的初衷和改革的内容是相悖的，所以立宪运动在晚清没有成功，是很好理解的，毕竟自秦中央集权以来，中国几千年都是皇帝的家天下，到了开创过辉煌盛世的满清手里，怎么可能一下转变过来，愿意分享甚至放弃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改革的失败首先是时代观念问题，晚清统治者值得同情，我们不能从权力外围、从现在去评价他们，这是不公平的。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权力是统治者的核心和最高利益，不可能为了改革而放弃，否则对他们而言就是本末倒置。至少在中国是这样的，所以中国的历次政权更替，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依靠武力，绝少是原统治者的改革让位，因为他们不可能有这个主观意愿。
小结
上面从晚清三次改革讲了改革的视野、改革的经验、改革的意愿，这三者都是改革所需要的，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对改革者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开始的表层改革，相对容易，随之视野也更宽，从而开始深层次改革，此时非常考验改革者的经验、技巧和耐心、恒心，深度改革的进行，会逐渐指向各级政府的权力，直到国家政权——让当政者愿意放权，这是最难的，是对人天性的考验。
当然，改革除了对改革者的品质有要求，还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内外部没有大的动乱，才有更多的人财物投入改革；外部宽松，内部风调雨顺，改革才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容错空间。改革本质上是很脆弱的，很容易因内外部的动荡就中途夭折，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才可能进行下去。晚清，虽然改革起于外患，但不得不说，内忧外患的环境让当时的改革非常脆弱，而且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财权、军权等权力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中枢暗弱，改革缺乏统一协调，无法形成合力。晚清改革失败，时也命也！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曾经星途大海，无比灿烂。历史积淀的深厚，或许也注定了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代一朝就能完成，就像曾经辉煌的铸造同样是经过一代一代、一朝一朝的努力。从晚清到北洋，到国民党，再到当今，改革虽然是断断续续，但本质上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故而回顾前面的改革 ，可以增加今人的谈资，自娱自乐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