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这次疫情冲击，有3个“史无前例”

口 述：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01 疫情带给世界的3点影响 面对突发疫情，没有哪个国家是准备好的，难免会有一定的滞后和恐慌。

但这次新冠疫情，我们看到了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整个国家即刻都动起来了。如果换成其他一些国家，难以做到。 中国有一点做得非常明确，无论封城、封路，还是封小区，最终围绕的都是“治病救人”、生命第一位，并非是为了稳定而稳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是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最优先的。 目前疫情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却在世界呈现出“大流行病”的态势，许多国家仍处在上升期，仍有许多不确定性。
历史上，瘟疫和战争几乎是孪生兄弟，如果社会恐慌控制不住，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几乎只有一墙之隔。必须看到，这次是“综合性危机”，是经济危机、社会恐慌、国家治理危机的“三合一”并发症，在西方尤其明显，要非常警惕。
此次疫情对世界的影响，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主要有这3点： 1. 经济：重新反思全球化 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我认为会远超2008年，可能会比1929-1933年大萧条时还糟。 从经济层面上来说，疫情使人们对全球化产生了怀疑。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波全球化，毫无疑问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财富只是流到一些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出现了收入差异加大、社会分化、政府税收、就业流失等现象。 全球化原本是为促进资源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配置、梯次分工。但在疫情笼罩下，一些规则突然不灵了。许多国家发现，产业链一受影响，自己连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都生产不了。国家、政府的经济主权没有了。 他们就重新反思，全球化到底带来了什么？有人就说，疫情可能敲响了全球化的丧钟，是对全球化的最后一击。 但我认为，疫情并不会完全终止全球化，而是会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状态——传统的投资与贸易的形式，是一种“有限的全球化”。 各个国家会重新去争取对自己国家经济主权的掌握，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将重要的、与安全民生相关的产业放回自己国家以及交通、沟通都相对方便的国家之中。 2. 政治：种族主义抬头 在政治上，大家能看到这次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种族主义抬头。

尤其是美国，此前一直揪着“新冠病毒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呢”这个问题作文章；《华尔街日报》还说中国是“亚洲病夫”。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实际上就是围绕着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展开的。 再举个例子，欧盟原本是作为欧洲区域人类共同体的典范的，但这次疫情一来，欧盟国家又都回到了主权国家的时代。意大利、塞尔维亚急需帮助，但没有哪些欧洲国家可以帮他们。大家又走向了自私。 未来10年，将会是一个民粹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 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知识可以在全球流动，但是老百姓不能自由流动，贫困也无法流动，政治权力更是无法流动，所以各国主权意识势必日益强化，民粹主义日益高涨。 3. 国际关系：二战后的国际体系摇摇欲坠 而从国际关系来说，以往国际关系的基石正在慢慢消解，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已经是摇摇欲坠了。疫情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 这不仅是对西方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该如何解决？目前为止整个世界都还没有方案。 谁都不知道新的体系是什么样的，由谁来建立，而且也不是说美国主导的世界不行了，中国就可以主导。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再强大，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品。 但不管怎么说，“逆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了，中国再怎么努力都很难逆转。它的主要动力来自中美关系的恶化，从科技到意识形态，现在中美在科学技术上的人员交流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两国意识形态对立。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美国主要是想借机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期望通过一场“技术战”拖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不能那么乐观，中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合作，另一条腿是斗争，后者不可避免。 未来的全球化，或许是“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世界、两个体制”，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另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一些国家跟美国多做些生意，另一些跟中国多做些生意，也有些国家两边的生意都做。 中美两个市场之间也不会完全脱钩，会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但两个相对独立的市场已是不可避免，接下来中美贸易依存度必然会有所下降。这未必是坏事。 中国政府和民间，都不想与美国交恶，但这已经不是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的了。因为美国视中国为“眼中钉”，我们只能“以直报怨”。
02 未来10年： 中国要避开陷阱，我的6点建议 所以说，未来10年，中国或许将会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前方“陷阱”重重：“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 对此，我有6点建议： 1. 做好制度建设 在这场抗疫过程中，也有一些值得再深思的地方，许多人讨论中央政府足够果断，但早期一些地方政府还比较自我，甚至隐瞒信息“不作为”。然而光是“谴责”地方政府就足够了吗？ 一般来说，今天地方的行政机构里，可以发现3类群体：一类是唱赞歌的，热衷讲大政治和大话，“口惠而实不至”；另一类是不作为的，准时上下班，上班读书看报写文件，但没有行动；还有一类是想作为的。 三种群体，三个结果。每天吹牛拍马、唱赞歌的，被上级领导注意到，被提拔了；不作为、也不干活的，他不犯错误，也有机会提拔。那些想作为的却困难重重，一旦做点事情，就容易触动到其他人的利益。利益被触动的人就会变成告状者，就有人来查你。因此，对想作为的干部来说，不作为便是最理想的选择。 这样的情况下，谁来干活呢？大家都学着吹牛拍马，大都学着不干活。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低级红，高级黑”多了起来，要从制度上找原因，从制度上去改进。 就人性来说，不管什么样的体制，总会出现这3类群体。但要想促成领导干部有所作为，就必须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体制的设计就是要克服人性的弱点。最高领导人这几年也反复强调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所以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负责任”？你不能光指着某个领导说：你不负责。新冠疫情的扩散就说明了这点：武汉市长辩说他不报也是根据法律和政府规定来的，没有权力把这个公之于众，他也有他的说法。 我多次说过，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起，而外部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延伸而已。没有一个制度是十全十美的。所以面对未来的不确定，从体制角度来说，中央、地方还是需要改革，目标就在于如何使得地方政府更具责任感。 不能光从人的角度来说“你不作为”，要从制度上找到不作为的原因。核心是找到“谁来承担责任”，我觉得这一点中央政府要明确，中央政府谁承担责任，地方政府又是谁承担责任，然后从体制上保证他们能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说光去批评。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有些该集权的地方没有集好权，该放权的地方没有放好权，这样地方政府的权力就不足。所谓“使命型政党”不是说不会犯错误，也是会犯错误，但是他有使命，可以自己去纠正错误。 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
比如不到600万人口的新加坡只有一级政府。武汉市有几级政府？至少三级半。中国哪怕像新加坡这样规模的城市都是三级半政府，需要这么多层级的政府干什么呢？中国从秦朝、汉朝到晚清都是三级政府，现在有这么多级别政府，还是需要改革的。
其次，怎么激发公务员、官员的积极性呢？除了强调意识形态，或许还需要物质。新加坡是世界上公务员工资最高的国家。当然不是说中国公务员的工资都要像新加坡这么高，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公务员也是人，也要过体面生活的。
还有一个要法治，要是太讲政治，法治就会受到影响。政治都是比较主观的，不像法治比较客观，依法治国是国家现代性的主要表征。
我一直在说，利益的困局始终是需要利益来突破的。要让责任跟利益正相关。你不能叫我承担无限的责任，而没有利益。有多少利益就有多少责任，我想这个道理整个世界是普适的。 2. 破除“唯GDP主义” 这次疫情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容易出现社会问题；但如果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积累起来，最终就会造成社会失序的局面。 经验地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的问题。我们需要重视起来，防止中国未来陷入到各种陷阱之中。 目前的中国，主要存在着两条政策思路：第一条就是盛行多年的GDP主义。在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时期，GDP主义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但说穿了，GDP主义就是要把中国社会货币化、商品化。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货币化，比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从这次疫情也能看出，中国现在最主要的不光是追求GDP的增长，还应该搞社会建设。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改革要分三步走，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以后条件够了，中产阶层做大了，再去做政治改革。这几年我觉得最遗憾的就是社会改革比较缓慢。 第二种政策思路就是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和第一种把社会商品化的思路相反，第二种思路就是要通过保护社会，建立消费社会来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未来的核心在哪里？就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这也正是美国、特朗普所害怕的地方。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 真正可以促成中国改变整个世界格局的，是其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博弈的世界经济重心，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消费水平。 3. 做大中产阶层 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中产阶层占70%以上，现在已经降到不足50%。美国、欧洲为什么现在不稳定？就是因为中产阶层变小了。 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阶层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像泰国那样，如果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而其他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所以，要做大中产阶层的规模。 但培养中产阶层的关键并不是“杀富济贫”，光是分蛋糕的话，这个蛋糕马上就分完了。所以还是需要做大蛋糕，比较有效的选择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 在这一点上，日本有着丰富的经验。日本是东亚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经济起飞后，日本政府实施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层社会，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社会之一。 4. 辅助好中小型企业 从汉朝到现在，除了几个很短的历史阶段外，中国呈现出“三层资本”的经济结构：顶层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底层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和一个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互动的中间层。 只要这3者的力量是均衡的，经济发展就会是稳定、可持续的；反之，就会出现经济问题。 当下要做好的是扶持好中小型企业。对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而言，目前仍然缺少投资空间。新的空间从哪里来？一方面需要国有企业让渡一些自己不作为、也很难作为的空间；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创新。 第二个问题是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因此需要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比如设立大量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中小型银行。 5. 重视社会改革 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今后几十年社会制度的建设。因为社会秩序、社会稳定有它的制度基础所在。 像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主要用于消费。房子很便宜、看病不需要很多钱、读书不需要很多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一个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发展，而不是说社会分化的发展，比如在一二线城市外，着力发展三四线城市，包括产业、卫生、教育等资源和服务，增强国家综合抗风险能力。 6. 避免陷入“明朝陷阱” 从整个世界史来看，进步需要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面开放。 1500年世界海洋时代拉开帷幕，拥有着强大海上力量的明朝却实行了“海禁政策”，中国由此失去了一个时代。但即便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中国的瓷器也远销欧洲，在当时中国瓷器受追捧的程度超过了今天的iPhone。 中国要吸取这个教训，切勿陷入“明朝陷阱”。改革开放的道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国家领导人这些年宣布的几项重大改革，比如海南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都必须是在开放的条件下才能做起来、发展下去的。 当下，需要社会上每个人负起责任来。当每个人对社会有担当时，这个社会才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就可以减少内耗、增进团结。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