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科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一度被人遗忘，但时间到了21世纪，人们发现他的思想和学说竟然如此有魅力，如此贴合当今的世界，对人文和社科领域有如此精确的描述和独特的理解。维科的思想到底如何呢？一起来看。
维科（1668-1744），是意大利的政治哲学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法理学家。他为古老风俗辩护，批判了现代理性主义，并以巨著《新科学》闻名于世。起初，他在哲学史上并没留下任何痕迹，但是到了20世纪，人们发现他的思想在人文领域起着无与伦比的润化作用，开始重新引起哲学界的注目，维科的贡献在于：在科学理性获得思想霸权地位的18世纪，他并没有忽视掉人文的作用，强调历史、政治、法律、哲学等人文学科对人所产生的价值和世界观上的影响。
不仅在思想上，在研究方法上他强调古希腊以来的“论题法”，反对笛卡尔的“批判法”，更反对将“批判法”运用于一切学科和领域。在真理观上，他提出“真理-创造物说”，即人只能认知人创造的东西，或者说只有人创造的东西才是可认知的。而这一观点深深的影响和改变了很多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认识角度。
维科的生平
维科全名乔瓦尼·巴蒂斯塔·维科，1668年出生于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自幼勤奋好学，尤着力于在语言学、法学、历史学和哲学上的修为，毕生以追求最高智慧为生命之要义，在诸多西方古典哲人中，尤为钦佩柏拉图和塔西伦，认为前者代表了一种玄奥智慧，后者代表了一种普通智慧，并认为一个真正的哲人就必须兼备这两种智慧，维科认为近代哲学家培根则是这种二者兼备的代表。
既然认同培根，维科就开始学习和研究培根的思想，在培根的《新工具》的影响和启发之下，1725年，他出版了《关于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则，凭这些原则见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体系的原则》一书，这就是后来以《新科学》一名扬世的著作的第一版，这本书在1744年第三版的标题被改为《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
《新科学》的要点
维科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开辟了文化历史领域的新天地。正是因为他的工作太超前，因此使得同时代的人反而未能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给予正确、有意义的评价。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维科的创造，受到古希腊的周期循环理论启发，维科在古希腊哲学大师们的基础上又更进一步，他逐渐掌握了两种文化：古希腊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用更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以后，他写出了西方第一篇关于文明比较研究的论文。而最能代表他核心思想的还是《新科学》一书。
《新科学》的目的是为了探讨人类各民族的共同性原则，这些原则被分成关于思想的和关于语言的两部分：
在关于思想的部分，维科认为，哲学方面的一些新的历史原则，首先是一种人类的形而上学，即一切民族的自然神学，凭这种自然神学，各族人民创造了自己的神，比如埃及的泛神，中国的自然神话，古希腊的各种类人神。对神的敬畏导致最初的一些民族创造出男人和女人结成终身伴侣的遥想，这就是人类最初的婚姻制。随后，维科又从形而上的思考里得出一种为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伦理学、政治学和法学。
在关于语言的部分，维科发现了诗的一些新原则，认为并解释了在一切原始民族中诗歌都起于同样的自然必要。根据这些原则，维科考察了徽章、纹章、钱币和语言的起源。
通过这两个原则，维科发展出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他说，一切民族从兴起、发展到鼎盛一直到衰亡，都必须经过这种理想的人类永恒历史。这一永恒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神的时期、英雄时期和人的时期，它们对应的政体分别是氏族公社、贵族政体和君主独裁政体，对应的语言则分别是神的语言、象征语言和民众语言。
除了哲学、政治学和法学，维科还探索了美学，贡献了他关于“诗性智慧”的理论。他认为，人类原始民族的创造者都是某种诗人和哲人，他们的思维是一种诗性思维，即以一种隐喻的原则创造了事物，创造了各门技法和各门科学的粗糙的原始，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他们自己。
人文思想的建立
维科最初也学习笛卡尔的自然学和哲学，而且接受了笛卡尔的逻辑主义和合理主义。但后来，他发现笛卡尔方法的根本缺陷。维科认为，笛卡尔所说的从必然性的真理出发做出的推论虽然是正确的，但因为作为出发点的前提只是对客观现实的某个特定侧面的描述，所以基于这种推论，我们不能对对象的整体有一个全面认识。笛卡尔提出的真理标准（即清晰、明白），虽然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可以达到，但在人文、历史、政治等学科和领域则是不适用的。
对此，维科提出，笛卡尔的真理观，也即普遍的、超越时空的真理观只是一种妄想，一种伪学说。为了寻找学问的正当性的依据，我们必须探明其历史的由来。例如，基于演绎的数学方法确实是可靠的。但其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我们能够对数学命题进行论证是因为它们是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即我们能够正确把握的东西只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这就是维科的著名命题“真理即创造之物，创造之物即真理”的由来。
按照这一原理，数学因为完全是人构筑起来的知识体系，所以其真实可靠性最值得商榷，而政治学、历史学其次，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因为具有最多的非人为的质料，所以其真理性最低。但是，正如数学只能描述蚂蚁的运动而不能明白蚂蚁作为生命的意义一样，我们通过数学方法对自然物的认识只是一种横截面的、静态的、抽象的认识，远远不能穷尽自然物的真实。
维科基于对人类理性的界限的清醒认识，对科学独断论、理性万能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而有了这种质疑后，人文主义才能得到发展和壮大。
在维科看来，对于人的实践活动而言，只是“批判”是远远不够的。在人的语言活动和思维活动中，除了“批判”，还必须有作为“发现”技术的“论题法”。如果说“批判”代表的是科学理性、理论理性，那么“论题法”代表的就是生活的智慧、生命的探索。如维科在《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中说：“批判方法可能是真实演说的艺术，而论题法则是雄辩演说的艺术”。
“批判法”与“论题法”的较量
对“批判法”与“论题法”的区分并不是在维科时代才出现的，早在古罗马的辩论术的传统中就有了类似的思想。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论题”决定着在进行议论之时，此议论与多少事情以及与何种类的事情发生关联，还包括话题将如何开始为宜等，往往涉及人的才华、学问和辩论技巧。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推论分为两种：论证式的推论与辩论式的推论。前者从确定的真理出发，后者则以多数人相信的常识为基础。而“论题法”的对象显然是后者。具体的推论过程包括：发现、举例、设问。即“当一个人欲发问时，需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第一，发现论题所在，从而推导出辩证术的推论；第二，在心中将诸问一一举例，证实；第三，最后将这些问题在许多人面前表达出来”。可见，在论题法中，“发现”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西塞罗在《论题法》中说：“一切严肃的辩论法皆有两个部分，其一为发现的部分，其二为判断的部分”。而且，在西塞罗看来，从事物的本性来看，论点的发现应该先于对其真理性的判断，亦即“发现法”在自然的顺序上先于“判断法”。
“论题法”又被称为“场所论”，因为“论题法”的第一步是发现论题之“所在”，也就是“场所”。这里的“场所”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场所，而是指蓄积于记忆中的诸种论点、论据和常识等。著名论辩大师西塞罗说：“正如知道了隐藏的场所就容易知道隐藏的东西一样，如果我们要进行充分的论辨，就必须知道关于这一问题的论题之所在”。场所论所蕴含的哲学内涵在现代哲学中被人们所重视，也是日本当代“场所哲学”的理论源头。
修辞学之祖苏格拉底曾将高超的论辩的智慧称为“哲学”，可见哲学原本是与修辞学、论辩术密不可分的。在近代意义上的客观的、科学的“知”之外，还有着古老的论辩的、实践的“知”的传统。这一论辩、实践的“知”传统直到西方近现代也依然在被沿用。
维科的高明之处
维科的思想高明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从外部——“科学革命”做出反驳，而是在充分认识到“科学革命”的成就和意义的基础上，对其局限性做出了敏锐洞察和分析。维科担忧的是我们可能会将几何学的方法和规则简单地导入自然学领域，以及由此导致的将数学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相混同的危险。几何学的方法是数学家建立起来的，只能适合于数学的世界，而自然学领域则必须有自然学独自的方法。如果无视这一点，将几何学的方法机械地运用于自然领域，甚至人文和社会领域，就会把两者视为同质的存在，最终走向科学认知的死胡同。
维科的“论题法”首先强调的是知识与实践智慧的区分。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方法、试验方法是有效的，运用这种方法，我们确实可以得到对事物某些本性的确定认知。但在社会或历史领域，这种方法就显出局限性。因为人文学科或实践学科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却有着自由意志，有各种情感和欲望的存在。如果我们将人视为单纯的理性的存在，按照某种理念去解释社会或历史，就会误入歧途。这不仅因为社会或历史现象具有无穷变量，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可能像处理几何学问题那样穷尽这些变量，更因为知识要求用一个原因演绎式地解释许多自然现象，而实践的智慧则要求用众多的原因说明一个社会历史现象。这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大的区别。
与此相关，维科对抽象思维与实践思维进行了区别。基于演绎而得的所谓理论真理因为排除了常识和意见的纠缠，所以看起来是纯粹的、必然性的最高真理，而实践的智慧不仅得到的是或然性的真理，而且需要照顾人们对真理的看法和感受（即常识）。
从思维方式上看，笛卡尔的“批判法”追求事物表象之后、之外的逻辑必然性，所以是对事物的抽象的、一般的特征进行分析概括；而“论题法”则是对事物本身进行多方面的、多层次的、立体的把握，是对事物的具体的、特殊的性质的认识。正如维科在对古代罗马的医学与近代机械论医学的比较中所指出的那样——“批判法”体现的是分析思维、主客分离思维、清晰思维；而“论题法”体现的是一种系统思维、整体思维、模糊思维（即中医思维）。
维科的著作一度曾因其知识庞杂，考据烦琐，学理艰涩而遭到冷落。但到20世纪之后，维科及其著作又成了西方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其思想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