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新基建潮

▲2020年4月7日，云南玉溪，中老铁路国内玉溪至磨憨段铺轨全面启动。两个月前，云南省宣布将投资约3.6万亿元，推进实施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IC photo/图）

全文共5347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 过去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大都集中在供给侧一端，但很多专家认为，基建投资的经济拉动效应正在递减，直接补贴居民也许是更好拉动消费的方式。

• 
  

• 整个基建对GDP的贡献约为10%，狭义的新基建在基建中所占比重约10%，换言之新基建对GDP的贡献只有1%，作用有限。

• 
  

• 新基建跟老基建不是一刀两断，而是相互融合。广义的新基建，背后的体量也可以很大。以一个高科技新区为例，里面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都要有建筑物，也要有配套的公共设施，道路、桥梁、涵洞、绿化带、各种网点等等。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黄金萍

责任编辑 | 顾策

“价格特低，还没人买货。”说起2020年的钢铁行情，山东一家钢贸企业的销售负责人肖练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
他们的管材、型材产品，主要销往山东、湖南、湖北、江苏等地，用于基建和房地产业。尽管近期基建的利好消息不断，客户们的开工率已经恢复约80%，但并未如预期拉动他的销售额。
“基建重启”的信号，其实早在2020年2月下旬就已发出。
在2020年2月23日云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新闻发布会上，云南省宣布将投资约3.6万亿元，推进实施基础设施“双十”重大工程，主要项目为铁路、机场、高速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
“3.6万亿”这一数字瞬间吸引了眼球，要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政府推动的那一轮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投资规模也不过“4万亿”。
不过，从目前中国各省推出的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来看，这一轮“基建潮”可能被误读了——它并非人们所预期的大手笔。
以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被寄予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厚望，同时也因为它们自身体量太小、短期无法承载经济增长重任而受质疑。
过去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都集中在供给侧一端，但很多专家认为，基建投资的经济拉动效应正在递减，直接补贴居民也许是更好拉动消费的方式。
1

“一个家庭不可能连续几年买车买房”

云南公布的3.6万亿基建投资其实并非一年的投资。它包括10个在建项目（ 1.6万亿 ）和10个新开工项目（ 2万亿 ），且新开工项目尚在可行性论证阶段，开工时间待定。
从在建项目看，最早一个项目启动于2014年，建设周期10年，建设周期最短的一个项目也需要4年。若分解为年度投资，体量要缩水至千亿级。2020年新追加10个重大工程，投资总额2万亿元，粗略以平均建设周期6年计算，新增年度投资额约3330亿元。
同样，两天后福建省发布的总投资3.84万亿元的重点项目，去掉在建项目2.97万亿元总投资额之后，新增的310个预备重点项目的总投资额也就8700亿元，若再以年度拆分，这一数字还要更小。
很多投资其实并非为了应对疫情。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各省市就于地方两会期间公布了重点项目投资计划，比如陕西的3.38万亿元、年度投资5014亿元；河北的1.88万亿元、年度投资8000亿等等。
2020年3月17日，在国家发改委的3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刘世虎提到，最近有关重点项目投资的报道不少，重大项目建设周期长，而年度投资只是总投资的一部分，如果简单将各地的总投资进行加总，或者误将总投资当做年度投资，这就容易产生错误判断，作出错误解读。
尽管如此，各省市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加总起来，总量仍然不小。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22个已公布年度计划投资的省市2020年计划投资总额约10万亿元，18个公布计划投资额的省市投资计划已超过41万亿元。
细看各省市公布的投资数据，其实差异很大。
2020年3月5日，广东省发改委也发布了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总投资5.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7000亿元。过去三年，年度计划投资分别为5400亿元、6000亿元、6500亿元，2020的目标定在7000亿元，只能算是略增。
但实际上，前面三年广东的年度计划投资均以120%的速度超额完成，2018年实际完成投资7433亿元、2019年实际完成7849亿元。
有些省市的2020年计划投资，不增反减。海南省在2020年3月17日公布的年度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为677亿元，比上一年减少238亿元，缩水约1/4。
另以云南为例，云南省2020年“四个一百”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安排项目525项、年度计划投资4400多亿元。这一计划投资额，比2019年、2018年分别缩水约700亿元、800亿元。投资计划出台后，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完成任务。云南省近年的完成情况就不太理想，2017-2019年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分别为92.4%、79.0%、91.6%。
亚洲金融风险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秦逸飞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此时中国政府开启新一轮经济刺激的边际效应会很小，就像一个家庭不可能连续几年买车买房。上次刺激政策直到2017-2018年才逐渐退出，甚至直到2020年1月货币化棚改资金还在拨付。2020年若是再次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2

老基建过剩？

在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看来，从2008年至今，呼吁大搞基建的声音大多来自资本市场，基建一投，经济就起来了，一些资产价格便上涨。然而，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已出现过剩。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客运量约为179万亿人，2019年只有176万亿人；2018年货运量为515亿吨，而2019年为470亿吨。客运量、货运量双双出现下降，但中国基建速度一直持续往前。
从最近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2015-2019年间，中国铁路投资规模年均约8000亿元，公路及水运投资规模年均约1.8万亿元，合计约13万亿元。这还不包括水利、航空等基建项目投资。
到2018年末，中国的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3.2万公里；高铁营业总里程3万公里，是2008年的44.5倍，年均增长46.2%，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14.3万公里，总里程居世界第一；民航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
在此基础上，交通建设仍有更大的布局。201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2035年要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此后，各省纷纷打出“交通强省”口号。
李迅雷认为，基建投资肯定是需要的，但得注意结构和趋势变化，不能指望通过基建来拉动经济。
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也是制约基建投资的重要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中国政府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集中在加快地方债发行和针对企业的税费减免。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020年4月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2020年3月31日，全国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1.08万亿元，发行规模同比增长63%，全部用于铁路、轨道交通等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农林水利、市政和产业园区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地方债登上历史舞台始于2015年，那一年，新预算法颁布实施，赋予地方政府在中央规定的限额内自主发债的权利，
以2017-2019年为例，在中央规定的限额内，全国发行地方债分别为4.36万亿元、4.17万亿元、4.36万亿元，远远无法满足地方政府对基建资金的需求。同期，PPP、产业引导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兴起，弥补了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所需资金的不足。
不过，随着稳增长的压力增大，一些PPP项目异化为地方政府违规举债融资的手段，带来新的隐性债务风险，据不同的第三方机构估算，目前中国地方隐性债务规模约在35万亿-50万亿之间。若再加上截至2019年底全国地方债余额21万亿，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约等于2019年中国GDP的56%－70%，债务规模再扩张的空间有限。
“中国应避免出现新一轮低效基建投资的大潮。”秦逸飞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过去十年，中国基建的投资回报率显著降低，随着中国储蓄率降低、经常项目盈余的下降甚至出现赤字，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要关注基建投资回报率的阶段。
在他看来，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前，重点是保障现有基建项目的复工，新项目审批没有必要操之过急，不能再犯2015-2018年间先是审批大量项目，而后在2017年去杠杆时又停建一批在建项目的情况。“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家底不算厚，不能如此反复折腾”。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也留意到中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剧增的情况，他们在2020年3月底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在基建投资近10年快速增长后，优质、可产生收入项目的数量可能较为有限。因此，地方政府可能承接经济效益较低的项目，若项目未能产生预期的财务回报，则需要依靠财政收入来帮忙偿还债务。
3

谁来投新基建？

每当经济增长遇到困难，基建投资拉动都是重要之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SARS疫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都采取了大规模投资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来应对。不同的是，这次提出了“新基建”概念。
早在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便提出基建的重心不再是房地产，而是“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以及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1月初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提新基建，主要涉及七大领域：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在A股市场，基建概念、新基建概念股票在疫情期间已经有了多轮逆势涨停。
2020年2月4日，沙钢股份（ 002075.SZ ）创下近5年最低价4.99元。但其股价在3月开始暴涨。4月14日，沙钢股份的收盘价是12.28元。
沙钢股份股价异动的背后，是投资者对其于2016年启动对澳洲数据中心运营商Global Switch的并购重组计划的狂热，哪怕它在国内开展数据中心业务为时尚早。
新基建对股价的驱动力十足，但能否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还有待观察。
李迅雷跟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整个基建对GDP的贡献约为10%，狭义的新基建在基建中所占比重约10%，换言之狭义新基建对GDP的贡献只有1%，作用有限。寄望加大对狭义新基建的投资，帮助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就跟之前提到的新旧动能转换一样，仍需要时间。
2020年4月9日，在全球化智库（ CCG ）“疫情下的数字经济‘新基建’”线上研讨会上，CCG常务理事、普华商业集团董事长翟山鹰认为，数字经济的起点在企业家手里，新基建应该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可目前新基建由地方政府承担主要的投资责任，存在很大的问题。
翟山鹰出身金融行业，曾任建银国际( 中国建设银行投资银行部 )中国公司总裁。
“我们尝试了无数次，大数据、创新、特色小镇，我们尝试让政府干所有的事，最后发现只能卖土地。”翟山鹰表示，“基建方面的不良资产占比这么高，往下怎么保证地方政府投的新基建能产生良性循环体系？”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凡是政府强力推动一个扩张，它都可能带来一些计划经济的思维卷土重来，以为政府万能，以为政府做什么都有道理。
提振经济，是一个优化结构，同时结合总量扩张的过程。贾康看好新基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新基建跟老基建不是一刀两断，而是相互融合。广义的新基建，背后的体量也可以很大。以一个高科技新区为例，里面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等都要有建筑物，也要有配套的公共设施，道路、桥梁、涵洞、绿化带、各种网点等等。
他预计，2020年特别国债很可能特别聚焦新基建投资。
2020年3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这将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发行特别国债，前两次分别为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2007年发行1.55万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向央行购买外汇组建中投公司。
“特别国债规模待定，但一定很有力度，它不会轻易推出，要推出就是大事。”贾康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前面两次发行的特别国债所带动的资金、放大效应都很可观。
4

补企业不如补个人？

相对于扩大基建投资，很多受访者认为，目前最迫切的还是拯救消费。
“中国经济是靠消费拉动，不是靠投资拉动的。”李迅雷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经济政策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应平衡，过去的经济政策，包括2020年以来的政策都是在补贴供给侧，减税、免租金等等都在补贴企业，这倒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最终如果居民收入下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产能过剩。
2020年3月1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司长哈增友介绍，2019年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7.8%，已经连续六年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引擎”。
然而，目前的财政、金融政策所关注的重点仍是投资。
贾康认为这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投资应该在消费之前。消费是归宿、是目的。可持续的消费，一定是有效投资带出整个经济活力，潜力释放带出预期向好，带出消费的可持续性。
不过，李迅雷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小企业数量众多，补贴的标准和理由，如何体现公平是个问题。其次，企业主拿到补贴后，并不能保证他会用这笔钱救活企业、不裁员，他很可能结业,还可能多裁员。
但更多的时候，政府更愿意补贴企业，因为企业可以拉动GDP增长。
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新增社会融资规模高达11.08万亿，首次超过10万亿，同比增加2.47万亿。这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1.58万亿元地方债，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增加了7.44万亿元，同比增加1.13万亿元；其次是金融市场为企业提供的直接融资。
在统计了3月份近万亿债券融资的投向之后，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钟林楠认为，政策不断降低融资成本，给实体注入流动性，要小心企业用低成本资金购买金融资产来套利。
他们发现，某股份银行在4月5日发行的6个月理财产品收益率是3.83%，同期1年AA＋中短期票据的到期收益率为2.34%。面对这样的利差，企业如果发行债券用于购买理财，能获得超过150BP的收益，其风险收益可能要高于投资实体经济。要改变这种空转的现象，未来需要财政或准财政用支出性的手段，创造出需求，改变企业的预期。
在拉动消费方面，一些城市已经在行动，给居民发放消费券。李迅雷认为，这些不过是杯水车薪，且有地域限制。他建议，由中央政府来补贴居民，从需求端来落实政策。
（应受访者要求，肖练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