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解封，“战场”仍在：最后的新冠隔离病房
▲武汉一家原定点医院清零后，部分隔离病房暂时保留，预防疫情出现反弹。（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图）
全文共4913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这位病人倾注了我个人、我们团队极大心血，如果救不回来，对大家打击非常大。”交接病人时，辽宁医疗队出动十余位医护人员，把病人护送到武大人民医院东院本土团队手上。
武汉多家原来的定点医院相关负责人说，病人清零之后，要保留部分病区，作为隔离病房。“听说至少保留到年底。”
周子华介绍，虽然协和医院西院ICU病人已经全部转阴，但是仍患有很多基础性疾病，病情非常严重。9个人需要气管插管，其中，又有5个人需要将气管切开插管。
“难道要像老鼠一样，下半生都窝在洞里，不能出来了吗？”一位病人在微信里向唐恬恬哭诉。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在磊 南方周末实习生 龚柔善 责任编辑 | 何海宁
自始至终，周晨亮一直都在ICU隔离病房当值。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那天，他还紧急呼叫神经外科的医生进入“污染区”，处理一位气切口出血的病人，随后，疏通另外一位病人的胆囊引流管。
这一天，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胸外科的毛教授为病人拔除了一侧胸管，肠胃科的刘教授处理了一处距离肛门7厘米位置的大出血。
“重症隔离病房能给他们安全感。”作为这家医院ICU的主任，周晨亮心里那根弦一直拽着，解封后也没有歇口气。4月4日，他解释，以往的重症病人会说，这辈子都不愿意再来，这次不同，一些人达到出院标准，走得也不情愿——不是喜欢这里，而是疫病带来的巨大恐惧久久不散。
截至4月14日24时,武汉在院的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已降至两位数：重症患者24例、危重症33例。
在武汉最后的非常时刻，三万多名援鄂医疗队撤离，病人集中安置在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协和医院西院、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金银潭医院、肺科医院等数家定点医院。很大一部分病人已经转阴，不过，基础性疾病十分难缠，医院仍在不惜成本全力救治。
这是武汉最后的隔离病房。对于坚守到最后的医护人员而言，救治和护理难度、工作强度并没有随着城市解封而消减，压力甚至不降反升。而对于这些新冠病人，能否顺利走出隔离病房仍存在很大变数。已经康复的患者，心理上的“隔离病房”在短期内很难拆除。
本土医护接力
丁仁彧一直在挂念武大人民医院东院的一名病人。
撤离武汉后隔离第5天，这位辽宁医疗队的主任医师情绪绷不住了，强迫自己不去回想一位去世的病人。领队找来了心理科的同事进行辅导时，他的脑海里就反复闪现这名35岁的病人。
这是丁仁彧第一个做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病患。机器为临时借调，配套设施不全，缺一副专门的穿刺套包。时间不等人，团队迅速变更方案，把原先制定的从颈内静脉改为股静脉穿刺。防护面屏、眼罩容易起雾，丁仁彧围住病床站了几个小时。
监护仪滴答的声音、视线模糊的画面，在丁仁彧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这位病人2月6日住院，一周后病情陡然加重，先做了气管插管，呼吸机参数降不下来，又上了ECMO，稳定一段时间之后，把股静脉改为颈内静脉。
还没完，气胸、白血球增高、十二指肠溃疡的棘手麻烦接踵而至。家属不停哭诉、哀求，一定不能放弃，愿意冒一切风险。
“这位病人倾注了我个人、我们团队极大心血，如果救不回来，对大家打击非常大。”丁仁彧回忆，棘手问题一一缓解后，病人情况渐渐好转。
3月28日丁仁彧撤离时，病人已经恢复到ECMO脱机水平。交接病人时，辽宁医疗队出动十余位医护人员，把病人护送到武大人民医院东院本土团队手上，并且整理出完整、细致的病程报告郑重移交。
类似的交接故事陆续发生在最后的定点医院里。早在3月中下旬，武汉各大定点医院便开始调整病区，病人大幅减少的病区不断关闭、合并，对病人进行转移和集中收治。65家医院恢复正常医疗，仅剩数家定点医院。
与辽宁医疗队交接那天，周晨亮是从假期里跑回来的——在一线奋战两个多月，医院安排他小憩几天。
双方详谈了很久，详详细细翻看病例报告。
当时，这名病人仍然离不开气管插管，并且还有持续发烧症状。他们一致认为，细菌感染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周晨亮反反复复检视报告，记下此前感染过的每一种细菌，以及使用过的每一样抗生素，发现辽宁队的治疗方案已经覆盖大部分常见耐药菌。
应该有未知耐药菌还在作祟。周晨亮带领团队先后做了风险较高的痰培养、血培养、粪培养，希望找到蛛丝马迹，结合临床经验，初步判断，应该是一种麦芽菌感染没有彻底清除。
在调整抗生素之后，耐药菌感染得以控制。其间仍有插曲，病人又出现肠道出血的紧急状况，需要及时止血。
即便在平时，肠道出血都是棘手的大麻烦，这一症状的难点在于，腹腔肠道密集、复杂，很难找到出血口。这次不同，周晨亮清晰地记得，病历上记载过这名病人曾做过十二指肠溃疡的胃镜，而且标注了准确位置。
周晨亮找来外科医生做了手术，有惊无险，出血问题予以解决。经此一役，这名病人没有再出现较大反复，气管插管顺利拔掉，目前仍住院观察，但已经能与人交流、简单行走。
“（如果）又有好消息，病人恢复到哪个程度了，都会告诉丁医生。”周晨亮说，坚守的本院医护人员与支援的医疗队，实现了一次完美接力。
大部分病人已经“转阴”
4月5日，协和医院西院胸外科副主任周子华会同多位专家，为71岁的老谭做起搏器囊袋感染清创术，后者同时也是新冠病人。
手术顺利。没多久，老谭核酸检测转阴，术后胸壁的肿疼得到明显缓解，但是仍未脱离危险期，得在ICU治疗观察。
协和西院原本有十几个新冠病区，周子华负责的病区关闭后，他被调往二楼，接替广东医疗队掌管的ICU。当前，整个协和医院西院只剩下二楼ICU、4楼母婴病区以及五楼的普通隔离病房等3个病区。其中，母婴病区最后一个病人已经出院，但是仍未关闭，医护人员仍在时刻待命。
周子华说，目前院方还未收到关于转阴病人的针对性安置政策，作为医院，自始至终都在竭力救治。
现在，协和医院西院ICU的十余位重症病患，核酸检测全部转阴。金银潭医院一名医生说，截至4月11日，重症监护室14位患者也全面转阴。武大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说，截至4月12日，该院东院有在院病人近七十名，其中阳性病人40名，“双阴”病人近二十名。
武汉一家定点医院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武汉市已经不把核酸检测呈阴性的病人，纳入存量新冠肺炎病人统计范围。
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姜利，在金银潭医院驻守时间超过两个月。她介绍说，最后阶段，如何妥善安置好剩下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截至4月9日，金银潭医院还有127位住院病人，阳性病人有六七十名。
其中，一些病人患有类似于心梗之类的合并症，但是病情较为稳定，会继续留在金银潭医院接受治疗。而一些阴性病人的心脏病、脑梗塞等基础性疾病很严重，治疗这些疾病并不是金银潭医院所长，他们会陆续转移到其他医院进行救治。
转阴之后医疗费用如何计算，暂时没有听到明确说法。
“可能慢慢应该就向日常的方向去恢复，但具体说怎么切，没有明确说。我猜，是不是有个几月几号之后的划分？新冠治愈之后，其它基础疾病不在（免费）这里面了。”姜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转阴之后的重症病患去世，是否纳入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统计数据，在姜利看来，界定标准也比较模糊。
她解释，不少病人的死因并不直接来自肺部病变。例如，借助ECMO的治疗，经常需要使用“抗凝”药物，容易导致脑出血，可见，这种并发症与治疗新冠肺炎相关。所以，是否纳入统计数据之中，在于分析死亡原因与新冠肺炎的相关程度。实际上，综合分析，极少有完全不相关的病例。
严重的基础性疾病
周子华介绍，虽然协和医院西院ICU病人已经全部转阴，但是仍患有很多基础性疾病，病情非常严重。9个人需要气管插管，其中，又有5个人需要将气管切开插管。
基础性疾病是新冠疫情最后的治疗障碍。协和医院西院转阴的危重症病人，包括脑胶质瘤、尿毒症等重病，消化道出血、血蛋白增高等突发状况，也较为普遍，最为常见的基础性疾病是糖尿病。
患有基础性疾病的重症病人，以老年人居多，不乏近百岁的老人家，而且经常是同时患有多种合并症，这让治疗过程犹如走钢丝，十分艰难。
耐药菌感染频繁侵袭重症病患。周子华说，ICU里的病人，抵抗力十分薄弱，同时，全身插满了管路，渠道比较开放，细菌容易入侵。为了便于监护、管理，重症病房设计往往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这也容易滋生病人与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压疮，这是护士的噩梦。”在协和医院西院奋战两个多月的医生唐恬恬说，长期卧床的老年病患，局部组织长期受压，持续缺血、缺氧、营养不良，致使组织溃烂坏死，在身体上生出大片的溃疡、褥疮，看上去血肉模糊。
唐恬恬是已经撤离的广东医疗队主治医师，仍保持着与协和医院西院一线护士的交流，她最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病人有没有生压疮？
最后的隔离病房中，救治形势依旧非常严峻，压力并没有随着城市解封而减弱。唐恬恬为坚守的同伴感到揪心，不仅仅只是救治难度、护理难度、工作强度有增无减，还面临着医学伦理的拷问。
在武汉的最后阶段，唐恬恬参加过一次死亡病例讨论会。她说，那天大家复盘了4位去世老人的治疗过程，这些老人均年逾八十，基础性疾病缠身，其中有3个人在最后时刻使用了ECMO抢救。
当时一位专家反复提示，国际上有一些行业惯例，超过65岁的老人应该用较为平稳的治疗方案，不适宜使用ECMO，这3位老人采用这么激进的诊疗方案显然不合适。
这位专家的观点，遭到现场很多同行的激烈反对。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如果凡事只会严格遵守诊疗方案执行，医学永远也不会有进步，摆在病人面前，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尝试。
专家分成两派，双方互不相让，争论得面红耳赤，场面一度有失控的端倪。最后，国家卫健委一位官员出面平息事态，他总结说，国家下那么大力气，投入如此多的资源，还是希望能多救一个。
“如果严格按照65岁标准划分，那66岁得了这个病，就该死吗？”疫情进行到中后期，每一个死亡病例都会被拿到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参加的死亡病例讨论会上，进行集体讨论，姜利作为8名专家之一，参加过很多次讨论。不过，转阴后的死亡病例，不再在死亡病例讨论会上进行讨论。
她说，疫情初期资源匮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治疗强度不够，中后期治疗秩序规范化，设备、补给以及医护人员跟上之后，伦理问题自然而然便会发生，尤其是在最后时刻，基础性疾病缠身的危重症病人很多，伦理争论更为突出。
即便在平时，这一问题也一直存在。姜利解释，这与近年来医患关系紧张的这一大背景有一定关系。“宁可都给你做了，而不是说，有一个事情没给你做，之后你回来再把我告到法庭。”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医生意识到，对于高龄病患，治愈的可能性已经十分微弱，到最后比较适宜采用保守维持疗法。一方面，减轻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减轻家属的负担。
“借着这个事情，伦理问题值得大家去思考，但是实际上，伦理问题日常的情况下也会存在。”姜利说。
走不出的“隔离病房”
武汉解封当天，协和医院西院医生江科去开了个会，会上领导反复强调，精神不能松懈，要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努力努力再努力，坚持坚持再坚持，不能放松。”
鉴于国际疫情严峻，再加上警惕有可能出现的反弹，江科说，协和医院西院的隔离病房，短期内不会关闭。
协和医院西院四楼的母婴病区，专门用于接收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孕妇，疫情期间为26名孕妇进行了分娩。4月8日，最后一名新冠肺炎孕妇出院，可是病区保留下来，随时待命。
武汉多家原来的定点医院相关负责人说，病人清零之后，在恢复正常接诊的同时，还接到通知，要保留部分病区，作为隔离病房。“听说至少保留到年底。”一位病区负责人说。
最后的隔离病房，不仅需要医治重症病人，还在接收新的病患。就在武汉解封前后，社会上关于无症状感染者、复阳患者的担忧甚多，其中，部分复阳患者被再次送往隔离病房。
“我们就接收了几个复阳的（病人），主要是康养为主。”周晨亮说，复阳患者基本没有传染性，而且活动轨迹比较清晰，数量也有限。
在姜利看来，复阳并不是一个科学严谨的概念，按照以往规律，病毒感染结束之后不会出现复阳情况。她分析，很有可能是病毒并未清理干净，或者核酸检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准确。
疫情接近尾声，复阳疑云笼罩在新冠肺炎病人的心头。“很多病人还没出院，就开始担心受歧视了。”回到原单位之后，唐恬恬仍能接收到武汉病人的求助信息，在各类微信群、公众号里，类似于新冠病毒会一直跟随病人、至少两年内不能与其接触等信息，让新冠肺炎康复者苦恼不已。
“难道要像老鼠一样，下半生都窝在洞里，不能出来了吗？”一位病人在微信里向唐恬恬哭诉。
这让唐恬恬揪心不已，社会歧视会让新冠肺炎患者的脆弱神经，长期笼罩在“隔离病房”般与世隔绝的阴影里。
曾参加过2003年抗击SARS疫情的姜利对此感同身受，“我都被歧视过，确实很难受。”姜利说，2003年那波疫情结束后，她从前线撤下来，回家时被拦在了小区门口，他与同事回不了家，只得找了一家小旅馆，过渡了一段时间。
“歧视肯定会存在，只能交给时间去弥合。”姜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