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一边是订单减少,一边是成本上涨,夹在整车企业和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的零部件企业觉得,自己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2月份和3月份上旬,海外订单还很多,但海外疫情严重之后,公司订单急剧下降,”4月16日,谈及集团的出口汽车零部件业务,担任某零部件集团高层的黎宏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安全气囊4月份的订单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0%左右。”黎宏表示。而背后的原因很简单——位于海外的整车企业受疫情影响纷纷减产、停产。
除出口订单减少的情况外,依赖大量海外采购的零部件企业,则正面临着“断供“压力。黎宏掌管的安全气囊业务正是如此,由于这种安全气囊的部分零部件来自海外供应商,如今面临库存紧张和运输成本上涨,接下来很可能出现变相涨价。
“公司今天刚刚开完会,讨论来自跨国零部件企业将出现的涨价,提醒大家做好原材料的储备,提前下订单。”4月16日,国内一家大型整车企业的市场部负责人林元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整车企业已经感受到了从零部件供应商处传导而来的涨价冲击。
在一些受影响严重的领域,涨价早已经开始。3月27日,国内激光雷达制造商镭神智能表示,受海外疫情影响,其原材料供应商减产,产品价格激增20%~50%,所以公司决定自4月1日起,对旗下全线激光雷达产品价格上调20%。根据海关统计,2019年我国汽车零部件进口额为367亿美元,来自日韩、德、美、墨西哥五个国家的零部件占进口额超八成,而这些地区如今仍处于疫情影响之中。
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有超过10万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全球80%以上的汽车零部件和中国制造有关,这些零部件企业既从国外获取部分子零部件和原材料,也对外供货。据了解,2019年我国自动变速器及零件、发动机及零件、车身未列明零件等三类零部件进口占比超50%。而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50家整车工厂停产,与此同时,博世、大陆、采埃孚等多家零部件汽车巨头也难以幸免。
一边是订单减少,一边是成本上涨,夹在整车企业和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的零部件企业觉得,自己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希望我们也能对整车企涨价,但是很难,他们压力也很大,还年年找我们降价呢。”黎宏称。
为抢货主动加价
“我们公司第一季度受国内疫情影响比较大,海外业务从3月份开始受影响,国外有些主机厂因疫情暂停采购货品。”国内某家中型零部件企业内部人士刘尹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据介绍,其所在的公司海外业务占比高达四成。
“目前国内业务基本已经恢复了,海外我们得到的消息是,部分整车企预计从5月份开始逐步复产。”受影响的还有上游供应环节,刘尹表示公司有些高端零部件从国外进口,“目前还有些库存,但从4月份开始可能量会减少,断供倒不至于。”
一些在海外设有子公司的零部件企业也受到影响,渤海汽车德国子公司就因疫情暂停了海外工厂大部分业务。此外,整车出口的受挫也给部分零部件企业带来冲击。“我们的业务主要是两部分,一是为国内车企出口的整车供货,另一部分是直接供货给伊朗。目前国内整车出口业务受疫情影响,我们的订单也随之下滑了超过20%,伊朗的业务由于它自身政治方面的因素,实际我们的订单相比去年还略有增加。”黎宏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国外采购的断货压力直接反映在价格上。盖世汽车3月底发起的一份有近1500人参与的调查显示,47%的参与者称其所在企业近期遭遇过供应商涨价,仅有27%的参与者表示没有遇到涨价,这些参与者来自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多位汽车零部件企业人士也向记者佐证了这一现象的存在。
“我们从国外采购的零部件,很多产品都是一年、半年的长期订单,目前还不会涨价。但是疫情后,不排除供应商库存不足的情况。目前听到一些同行抱怨买不到国外的货,所以不管什么价格买就是了,甚至会竞相提价来抢货,这也相当于是变相的涨价。”刘尹告诉记者。
部分关联海外供应商的零部件企业,在货源紧张的情况下,还将承担高额的运输成本。黎宏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目前公司安全气囊所需的原材料预计能够维持到5月底,后续在采购可能会采取周期短的运输方式,将会承担特殊运费。据了解,受疫情影响,近期空运费用因很多航班停飞价格翻番。
“终端价格会不会上张,主要看涨价现象具体出现在哪一环,而不是简单的层层推进的关系,可能中间某个环节并没有跟着涨。如果到了整车厂这一端了,那么整车终端价格也很有可能跟着涨,只是涨多涨少的问题。”中汽协副秘书长师建华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面对供应商涨价,32%的企业表示“将继续采购,但多出的成本自行消化”,23%的企业表示“将继续采购,同时对旗下产品涨价”。
在收到来自供应商的涨价要求后,林元表示,他所在的整车企业终端车型的价格会不会跟着涨要视实际情况而定,“现在毕竟还有一些库存,如果要涨价的话,产品的指导价肯定不会涨,就是终端优惠会少一些。”
零部件企业叫苦
“我们这样的企业很多都是和下游签订了长期订单,所以就造成上游给我们涨价,但是我们往外卖的时候却涨不了。主机厂在议价的时候比较强势,上游原材料比如钢厂也不会轻易接受减价。我们夹在中间,比较痛苦。”刘尹无奈地说,随即又补充,“不过,这也和整个经济有关,可以理解。”
一位国内某主流合资车企内部人士对刘尹的说法进行了另外的“说明”。“(供应商)涨价也不可能吧,我们终端的车不涨价,凭什么一个零部件涨价?”在汽车供应链体系里,相比整车企业和上游原材料,中游零部件企业数量众多、竞争激烈,因此整体议价能力相对较弱。去年年底比克电池被众泰汽车、华泰汽车等下游客户拖欠9亿元供应款,同时又被上游供应商频繁要账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但这并不包括一些具备核心技术优势的零部件企业。“上游企业的主动权如何,取决于他们的行业地位。大部分都是竞争的情况,所以主机厂可以充分选择。”国内某大型车企已退休高层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分析称。为了解决产业链这一问题,2019年工信部还起草发布了《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型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但多位业内人士对这一文件的落地效果仍持观望态度。
而海外大批零部件公司停产,似乎为部分国内零部件企业提供了上位替代的机会。“挂车的导向臂,原来国内的大车企都是找海外企业来供货,但是由于价格偏高和疫情的冲击,今年他们来找我们合作开发。”刘尹表示,但这只是一部分,受技术门槛的影响,国内零部件商并不能完全取代国外。此外,验证周期长也是一大问题。“成为替代供应商的一般都是开发短周期的部件。长周期的不好办,很难做替代。”黎宏表示。
一些零部件企业则计划向汽车后市场、5G、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转型,但这些领域竞争同样激烈,且意味着巨大的投资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