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玛丽”：美国第一个无症病原携带者的遭遇

梅伦终其一生也未认可医生的判断，不相信自己导致了那么多人感染伤寒甚至死亡。卫生部门则认为，不将她隔离，会严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直至今日，类似的理念分歧仍对美国公共卫生决策造成两难挑战。

文 |臧博

1938年11月12日，《纽约时报》在第17版不太显眼的地方辟出一栏，刊登讣闻：《“伤寒玛丽”死于中风，终年68岁》；另配以副标题“疾病携带者，造成51人感染，三人死亡，自己却未患病”。

文中提到的这位逝者，便是后世著名的现代传染病典型病例“伤寒玛丽（Typhoid Mary）”。但她并非死于伤寒，而是在1932年圣诞节当天不幸中风，此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艰难挣扎至1938年11月11日去世。根据医学专家们的研究，“伤寒玛丽”自己从未得过伤寒病，被认定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携带传染病毒的“无症状病原携带者”（asymptomatic carrier of the pathogen）。

“伤寒玛丽”本名玛丽·梅伦（Mary Mallon，1869.9.23—1938.11.11），1869年出生在爱尔兰北部一个村庄，那是爱尔兰最贫瘠的地区之一。她于1883年孤身闯荡纽约，曾短暂寄居于叔叔家。她做过许多零工，当过住家保姆；脾性不能算温和，但对颐指气使的主人们多能忍让；她收入微薄，据说是一位厨艺不错的厨师。

若不是她周围屡发伤寒疫情，梅伦在纽约的人生道路或许会很单纯，与那个年代众众爱尔兰裔移民的命运若合符节。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大量爱尔兰青年女性只身前往美国打拼，在纽约一时蔚为大观，总数远超过其他族裔。这些女性求职集中在家政行业，多在城市富裕家庭中帮佣。据1920年时的统计数据，在美的爱尔兰单身女性中有81%从事佣人行业。因为大家你争我抢要在大城市立足，导致这些人就业机会越来越稀缺，工作中饮食作息条件也很不堪，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凌晨时分。根据有关统计，20世纪初期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其死亡率甚至还高于母国。玛丽·梅伦是她们当中特殊的一员。

长岛隐现疫情

说梅伦特殊，是因为她被认定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确认的传染病“无症状病原携带者”，也是第一个伤寒病“超级传播者”。她体内潜藏着大量伤寒杆菌，能传染给别人，自己却无症状。

身处社会底层的梅伦，有一双灵巧的手，常年帮佣劳作中练出一手好厨艺，做的布丁让主人家赞不绝口。其所供职的家庭均为纽约数得上名号的上流人家，其中就包括纽约银行家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1906年夏天，沃伦一家前往长岛牡蛎湾（oyster bay）度假，未及全家有六人患上伤寒。

此事引起度假地房东震惊，因为在时人眼中，社会下层人士才可能罹患此病，因为穷人们往往群居于卫生条件落后的贫民窟。房主担心此事传扬出去，自己的房子很难再租出去，便匆忙聘请精于卫生防疫工作的乔治·索珀（George Soper）深入调查疫情源头。

索珀花费几个星期，挖地三尺，从房屋供水系统，查到这家人食用海鲜的供应商，最后将调查重点放在疫情暴发前几个周才被雇佣的住家女厨玛丽·梅伦。索珀又去调查看这位爱尔兰女子的雇佣记录，大为吃惊：自1900年以来，梅伦曾经工作过的七家人，都有家庭成员得过伤寒，其中有一个女孩病逝。

索珀及纽约市卫生局的官员们带着梅伦去医院做一番系统检查，医生们发现梅伦身体内存有大量伤寒病菌，又因为她不喜清洁，也不常洗手，雇主又很喜欢吃她手制的布丁、冰激凌，因此感染伤寒。

伤寒病常见症状有发高烧、头痛、腹泻。医生们发现，伤寒杆菌存活于玛丽·梅伦的胆囊中，具有极强传染性，但她自己没有任何症状。医疗史学家朱迪斯·沃尔泽·列维特（Judith Walzer Leavitt）曾对这一事件进行过开创性的深入研究，出版《伤寒玛丽：公众健康之囚》（Typhoid Mary: Captive to the Public’s Health），据其在书中所说，梅伦素来身体健康，既不知自己身携该致命病菌，也从未有过症状，最严重是生过一次类似流感的小病。梅伦的病案公布后，震惊医学界，因为这种情况在医疗记录中没有先例。梅伦就此成为美国医学史上第一个被认定的“无症状病原携带者”。

考虑携带的病菌具有极高传染性，梅伦被送往纽约东河的北兄弟岛强制隔离，那里有一家专门容纳传染病人的“河畔医院”（Riverside Hospital）。她在那里独居于小棚屋，蚊虫肆虐，苦不堪言。从1907年到1909年间，她共向医生们提供了163份检测标本，其中有一些确实检测得出阴性结果，但纽约卫生部门仍坚持令其隔离居住于岛上。

赫斯特施以援手

自1907年被强制隔离，梅伦在陋室中度过苦闷的两年时光，渐渐难以忍受。她决定付诸行动以争取自由，便以一纸诉状，将纽约市卫生局告上法庭。当时及以后，都曾有人怀疑梅伦哪里来的资源应对旷日持久的诉讼。许多研究者指出，梅伦在此期间得到了报业大亨赫斯特帮助。

梅伦被隔离的那几年，美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可谓剧变时代。宏观来看，此时正值“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一段既艰难重重，又孕育无限希望的历史时期。极端地表现出美国历史进程中诸多问题，但也迸发出美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改革动能，此其谓“进步时代”。其间，美国政府与知识界对种种社会问题积极反思，与媒体和社会舆论良性互动，催生出一系列政策更张。反腐败和文官制度改革带来新政治文化，垄断和慈善风气改善带来新商业文化，弱势群体得到妥善保护，环境问题也受到全社会重视，进步主义运动展现出文化和价值观的修复功效。

微观来看，这正是美国历史上报业发展的黄金期之一。纽约成为赫斯特、普利策两位报业大亨施展拳脚、激烈竞逐的战场。肇始于普利策旗下《纽约世界报》的“黄色新闻”，在赫斯特手上愈加发扬光大。这种新闻以罔顾事实的刺激性内容闻名，不以事实为准绳，专以激起大众关注为能事，以报纸销量为最主要报道考量，所以经常刊布不实或夸大其实的新闻报道。

赫斯特的理念是，报纸就要大胆刊发耸动的消息，越具戏剧性越能引来公众关注。年轻时，赫斯特曾任普利策麾下媒体的记者，学到普利策那种将刺激性新闻与理想主义理念相糅合的技巧，并加以改造转化，形成一种全新的新闻写作风格，在纽约乃至全美国称雄一时。他一边用各种刺激性的新奇文章买好读者，另一方面又对美国社会既得利益者大事抨击，摆出坚决支持社会改革的“进步主义”姿态。

进步主义思潮叠合纽约的黄色新闻，两股变迁的力量在一个凑巧的时间点上合流，从而将报业大亨赫斯特和爱尔兰女人玛丽·梅伦扯到了一起。

赫斯特有一套熟练的新闻操作手法，即他以敏锐嗅觉，发掘那些可能带来耸人听闻效果的人物事件，并不惜出资购买线索并撰文刊登，利用自己控制下的媒体大肆炒作。梅伦的奇特经历显然让他很感兴趣。

与此同时，在报业取得非凡成功后，赫斯特野心膨胀，开始涉足政界，两次当选民主党众议员。后来还曾参选总统、纽约市长、纽约州州长，不过这些尝试均功败垂成。赫氏的政治立场接近于“进步运动”左翼，即代表普通工薪阶层和底层人民立言。所以，无论为名抑或为利，帮助梅伦都成为一个不错的选项。此后赫斯特成为梅伦一系列诉讼的暗中赞助人。与此同时，赫斯特的《纽约美国人》在几年间陆续刊发一系列独家报道，将梅伦的离奇命运，悉数呈现，不仅博得读者赞赏，更借这个噱头让报纸销量大增。

1907年4月2日，也即梅伦被控制并隔离后不到两周，《纽约美国人》便按捺不住，撰文披露此事，称呼梅伦为“人形伤寒病菌”（ Human Typhoid Germ），还声称政府极尽所能试图遮掩此事。这篇报道引发民间以及报界普遍关注，赫斯特前辈和宿敌普利策麾下的《纽约世界报》也急忙跟进报道了这一骇人新闻，称梅伦为“行走的伤寒病工厂”。

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报道发表于1909年6月20日。当天的《纽约美国人》详细讲述了玛丽梅伦的故事，此文不仅彻底将梅伦“伤寒玛丽”的负面形象定型，更成为赫斯特式新闻的典范作品。文章配以惊人的图片——一位妇女在做饭，放进锅里的不是鸡蛋，而是一颗颗微型人头骨。这篇文章中介绍的健康人病菌携带者，以及这张令人过目难忘的图片，真正在美国社会全面引爆了对梅伦和“伤寒玛丽”的关注与担忧。

《纽约美国人》刊发的“伤寒玛丽”图片

亲手毁掉自由

面对玛丽·梅伦这个烫手山芋，纽约市卫生局陷入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要控制隔离她，以防伤寒病大范围扩散；另一方面，这个爱尔兰女人既未作奸犯科，其供职的家庭及邻里，对其风评也不错，似乎不便长久将其强制隔离。

最初该部门盘算，既然一时间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清除梅伦身上的病毒，不如先将这件事情按下不表，拖一拖再说。但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在进步时代的美国，以强权剥夺个人自由这样耸动人心的新闻标题，具备极大杀伤力。而且将一个自由人囚禁在岛上，无论出于多么高尚的目的，都已踏上政治不正确的红线，很容易干犯众怒。

玛丽·梅伦在被流放小岛棚屋的第三年，对纽约市卫生当局提起诉讼。她控诉道：“我一生康健，从未患伤寒。为什么要像麻风病患者一样被独自隔离？”她聘请的律师乔治·弗朗西斯·奥尼尔（George Francis O'Neill）为其据理力争。纽约众多媒体岂会放过这等良机，如饥似渴地大篇幅报道渲染。

尽管梅伦成功将自己的“冤情”诉诸公堂，但最高法院不愿承担扩散疫情的责任，于是判决她继续接受隔离。这场诉讼全程见诸报端，引发了一场社会论争，即在公共危机面前，要不要保障个人自由，以及政府在管控医疗危机中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与此同时，人们的看法慢慢开始改变，对梅伦的同情获得更多共鸣。

有鉴于此，纽约市新任卫生局长（health commissioner）恩斯特·莱德利（Ernst Lederle）于1910决定恢复她的自由，并为其提供一份洗衣工的工作，但前提是要求梅伦做出承诺，以后绝不从事食品相关行业。此举得到众多严肃媒体称赞，《纽约时报》亦刊文表示支持：“还有很多其他人，对其邻里的威胁一点都不小于‘伤寒玛丽’。她不应再受囚禁”。

梅伦对着圣经发了誓，但她很快就无法接受洗衣工的枯燥工作和低收入。此外，她内心深处始终并不信服自己不生病却能传染别人这一离奇说法。1912年9月，梅伦改换姓名，再次偷偷做起了厨师。

1915年时，纽约的斯隆妇产医院（Sloane Maternity Hospital）突发伤寒疫情，共25人患病，其中两人不治。病毒的源头再次锁定到梅伦身上，此时她已改名为“布朗夫人”。此举彻底激怒公众，因为使用化名似乎表明梅伦有明知故犯、刻意欺瞒的主观恶意。此外，当时社会上原本就对女性存有偏见，对外来移民和穷人更多有歧视，这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人们对梅伦二次造成疫情这一事件的定性。

当梅伦被送回北兄弟岛上的隔离医院后，几乎没有多少人同情或为她说情。自此直到去世，玛丽·梅伦在这个岛上度过了23年。

玛丽·梅伦化名“布朗夫人”后再次引发伤寒疫情。图为1915年她再次被送往隔离地点时的病案，披露了她两次被隔离的细节

“两套正义”和“带菌人”

因为玛丽·梅伦一生居无定所，且用过多个化名，实际被她感染的具体人数不易统计。但根据当时纽约卫生局的数据，以及后来研究者的普遍看法，一般认为直接被她感染者计51人，其中三人死亡。

平心而论，即便在今天的纽约，这样的传染规模并不算最严重，因为仅在1922年，纽约人托尼·拉贝拉（Tony Labella）就导致100人感染伤寒，其中5人死亡。伤寒玛丽这个词汇影响如此广泛，更多表征着人们面对自己尚不知晓的问题，所产生的恐惧和过度反应。

梅伦被送回北兄弟岛上的隔离医院，直至其于1938年因中风和并发症去世，后半生的23年都在寂寞孤苦中度过。她至死不信自己造成了伤寒疫情，更不要说导致三人死亡。待她去世后，纽约又发现了超过400位无症状伤寒病菌携带者，但强制隔离的做法，尽管有效，但在美国当时的政治正确和社会心态语境下，已经很难执行，所以这些人都得到了单独的治疗和更和善的对待。

碍于知识水平和生活阅历，梅伦终其一生也未认可医生的判断，不相信自己导致了那么多人感染伤寒甚至死亡，更不愿意接受“伤寒玛丽”这样污名化的称呼。她工作勤勉，厨艺上佳。在其看来，卫生部门指责并将其长期隔离是不公正的。梅伦曾经控诉：“我过着体面日子，做着正当营生，如今却被关在一个蚊虫、老鼠肆虐的陋室之中，我的名字也变成了‘伤寒玛丽’。”这样的遭遇让她认为，美国社会所谓的公道颇有几分虚伪，对下等人和上等人分明存在“两套正义”。

卫生部门则认为，不将她隔离，会严重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双方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关于伤寒玛丽的故事广为流传，大多真假参半。人们对此事以及梅伦的看法也多有歧出，但这些不同的视角在百年中不断被放大，汇集成一种强大的力量。直至今日，类似的理念分歧仍对美国公共卫生决策造成两难挑战。

梅伦去世后，身边只有九位旧友参加葬礼，他们大多是北兄弟岛上隔离医院的工作人员，以及神父。她的独特经历和曾遭遇的困境，在之后近一个世纪中被反复研究与反思，“伤寒玛丽”事件不仅在医学界、法学界、媒体产生深远影响，也在美国文化中留下印记，成为长盛不衰的话题。

在医学界，最大的影响是让医生和卫生主管部门更为重视传染病与病毒携带者之间的复杂机理，在流行病防疫工作决策中特别注意无症状感染者和无症状病原携带者这一思考方向。法律部门也陷入两难，平衡医疗预防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最终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

彼时的部分媒体，尚未建立起足够的社会责任意识，一味利用公众对疾病的恐惧与担忧，炒作他们眼中那个去人格化了的“伤寒玛丽”。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公众态度随着事件真相水落石出，一直起伏反复，但后世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都已倾向于同情梅伦的遭遇，对当时纽约市卫生局的决策提出种种批评和商榷意见。

如今对“伤寒玛丽”事件最集中的看法是，纽约卫生局处理梅伦一事，有失于粗糙和不经心，这样的做法至少间接造成了1915年那些被感染并去世的病例。纽约市卫生部门没有向梅伦耐心讲解相关医学知识与社会利害，只知将其隔离了事。在释放她时，也未曾充分考虑其回归社会后的境遇，草草介绍了一份洗衣工的零活，便以为此事得到了妥善处理。这导致梅伦生活难以为继，加以她始终不信自己会给别人传染伤寒，从而做出更名改姓、重操旧业的莽撞之举，走上一条不归路。伤寒玛丽带给世人的深刻教训是，面对传染病患者，卫生部门若视其为麻烦，对其另眼相看或待之以歧视，必然导致患者急于自保，要么躲藏，要么拒不接受检验，从而导致隔离措施实施不力，公共卫生政策更难以良好执行。

“伤寒玛丽”的故事并没有定格在1938年11月11日，而是在之后的岁月中伴随不同时代的公共卫生等议题一再被拿出来反思与探讨。玛丽·梅伦去世十年后，中国媒体上才出现了介绍她的文章。1948年，叶昭槱在《医潮月刊》（第2卷第6期）撰文介绍“伤寒玛丽”，称之为“带菌人”。作者提醒人们注意“伤寒玛丽”所代表的无症状病菌携带者现象，并建议各机关、单位宜时时注意厨师的健康状况。

（作者为《财经》文化编辑、《财经》读书会召集人，编辑：何刚）

与“伤寒玛丽”有关的参考书单：

1、 《伤寒玛丽：公共健康之囚》

朱迪思·沃尔泽·列维特（Judith Walzer Leavitt）著

灯塔出版社（Beacon Press），2014年2月

首先要介绍一下作者朱迪斯，出版此书时她任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教授，擅长医学史和女性研究。正是这样的学术背景赋予她研究“伤寒玛丽”的好奇心与写作冲动。

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此前的研究者多集中在医学史领域。本书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引入了更丰富的视角，从社会阶层、女性地位、疾病传播、大众心理、媒体责任等多个维度上探讨，从而呈现出这一历史事件立体、完整而生动的原貌。书中既能看到媒体人的看法，也重现了卫生官员的忧虑，法官们的两难，以及玛丽·梅伦自己的苦痛与彷徨。作者旁征博引，梳理关涉此事各方的态度与意见，以及过去近百年来关于此事的典型研究文章与报章评论，史料丰富、论述细腻，可以说是研究这一问题的最佳力作之一。

2、 《伤寒玛丽：一段纽约旧事》

安东尼·伯尔顿（Anthony Bourdain）著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美国分社（Bloomsbury USA.），2010年10月

这本书的出版商和作者都值得一说。布鲁姆斯伯里始建于1986年，与英国其他老牌出版公司相比，这是一家年轻的出版社。其最擅长发掘未成名的新星，打造老少咸宜的超级畅销书，有不少已经被译介到国内，口碑与销量俱佳，这包括但不限于《哈利波特》和《追风筝的人》。作者安东尼·伯尔顿是美国名厨、美食旅游节目主持人，布鲁姆斯伯里曾出版他的《厨房机密档案》，成为超级畅销书。

伯尔顿写的《伤寒玛丽》颇为不同。他从同为厨师、热爱烹饪的普通的人视角出发，“重访”玛丽·梅伦的一生，以自己擅长的厨房里的人情冷暖为基调，描绘出一个热爱生活、厨艺精湛，却经历悲酸的爱尔兰女人。在伯尔顿看来，真正毁掉梅伦一生的决定并不是将她隔离关押，而是禁止她进入厨房。这是一本立意新颖、极富诚意的作品，史料未见得丰富无缺，行文则不乏温度与同理心。

3、 《瘟疫与人》

（美）威廉·麦克尼尔著, 余新忠等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

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

作者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将传染病置于历史的重心，给它应有之地位，并以流畅的笔调、敏锐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书直接启发了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写作，激发了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深刻影响了当今学术研究的视野与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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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刘思言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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