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左翼是如何成为「满洲殖民先锋」的｜大象公会

1930 年代，日本设在伪满洲国的情报机构，竟成为了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
文｜何必
1941 年 11 月 4 日，关东军宪兵队在大连以「共产主义嫌疑」逮捕多人，不久又根据他们招供的 60 人名单，从京都、东京一路抓到长春、北京和宁沪杭。
这场惊心动魄的镇压，宣告了日本左翼人士栖身伪满洲国时代的终结。
不过，这些被捕者并非《千年女优》中逃亡避祸的地下革命志士，反而可以算是关东军的同行——他们是满铁大调查部的几乎全体骨干栋梁，以至于大逮捕之后，这个号称「满洲殖民先锋」的机构一蹶不振。
这些人也并未违心为帝国服务，早在五年前，被捕人士之一的大上末广就谋划了「满洲产业开发永年 （长期） 计划案」，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东北社会状况，解决伪满洲国的农业危机问题。
日本左翼人士为什么要效力于右翼分子的扩张事业，又为什么会被同为帝国服务的关东军一网打尽？
东亚左翼的摇篮
与远东地区其他缺乏现代革命传统的国家不同，日本因开放较早，左派思想界早在 19 世纪与欧美同行并肩前进，无须等待十月革命的炮响。
1871 年，明治维新后首个高规格出访使团——岩仓使团的 43 名留学生中，便有一位来自前土佐藩高知城的年轻人留在法国，专注于研习哲学和政治思想，由此成为激进派自由民权思想家。

· 后来被称为「东洋之卢梭」的中江兆民

作为早期左翼旗手，中江兆民在日本也绝不是社会和知识界的边缘人，1881 年参加了日本近代第一个政党自由党，同年与后来两度拜相的西园寺公望共同创办《东洋自由新闻》，担任主编。

· 《东洋自由新闻》

中江兆民还培养了下一代革命者，如著名无政府主义作家、1911 年因卷入谋刺天皇事件而遭处死的幸德秋水，便是他的门下的重要学生，也是《东洋自由新闻》的记者。

· 幸德秋水也是日本国学大师师冈正胤的女婿，其岳父曾在幕末主谋「足利三代木像枭首事件」

起步既早、文化程度又高，日本左翼革命者的思想进步速度有时甚至快过西方革命导师，如幸德秋水早在 1901 年就写出了《廿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比列宁更早发明这一名词，并予以批判。
他的战友、早年在日本接受基督教教育的片山潜，则比其他日本老左派更进一步，成为了二十世纪国际共运最重要的创始领袖之一。

·片山潜

1901 年，片山潜和幸德秋水一同参加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从此走上欧洲第二国际的道路。此后数年间，他们除了引进、讨论西方左派文献，也在入狱之余游历海外，与美国、荷兰、甚至俄国的激进人士交流思想，不时联名发起行动。
1914 年，片山潜再次出狱后流亡美国，1917 年十月革命后转向苏俄列宁主义路线，成为了共产国际在美洲的代表，先后指导了美共、墨共的建党，成为了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一线职业革命家。
1921 年，布尔什维克西进受挫后，转而将视线和资源投向远东。片山潜作为远东老将前往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常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与当年在国内的老战友——堺利彦、内村鉴三、石川三四郎等重新建立联系。

· 1933 年片山潜去世后，斯大林等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亲自为他抬棺，将他安葬在克里姆林宫红墙下，与后来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朱可夫、加加林等人同等待遇

这些革命老将在幸德秋水遇害的震撼中沉寂多年，此时终于重聚东京，成立日共，推举堺利彦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然而，日本左翼虽然多年来打下了良好的人力和思想观念基础，但论及客观大环境，却远不如某些全靠共产国际输入、培训干部的国家。
从 1920 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就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严防死守，日共得不到星火燎原发动群众运动的舞台，警视厅接连不断的大规模镇压更将其逼入死角，1929 年到了全体中央委员都被逮捕的地步，革命无以为继。

· 1928 年的三一五事件让日本共产党元气大损

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很快便认定日本的革命条件尚不成熟，不再着力于此。幸存于监狱之外的日共残余人士，基本都没有了真刀真枪干革命的指望。
不过，日本很快就将迎来激荡狂飙的 1930 年代，左翼思想界这些教育程度高、尤其热衷研究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并不需要发愁找不到舞台。
国际主义与东亚共荣
早在 1920 年代，日共内部便不时产生背离苏联革命道路的观念和路线，他们仗着日本左翼运动深厚的资历和学养基础，并不怯于公开挑战老大哥的权威。
比如「劳农派」，其领袖山川均及其追随者在 1927 年日共莫斯科会议上遭到布哈林亲自批评，从此退出日共，创办《劳农》杂志和《劳农新闻》，并与日共中央机关报《马克思主义》激烈论战。

·老年山川均

日共被日本警方击溃后，思想界最亲近他们的则是「讲座派」，即岩波书店「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作者群体，包括山田盛太郎 （东京帝大副教授） 、平野义太郎 （东京帝大教授） 、小林良正 （明治大学教授） 等。
这些人本来并非日共中人，但 1930 年 7 月被起诉同情日共获判缓刑，从此便真的坚定站在了日共中央的一边。

·平野义太郎

如此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左翼思想界，既然无法掀起实际的革命行动，便纷纷回到了自己更熟悉的战场，互相以口头和笔头的辩论展开斗争。
比如，「讲座派」认为，日本虽然经历过明治维新，但社会性质仍然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而「劳农派」则声称，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一步革命任务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外人看来一头雾水、也不像能造成任何后果的笔战，一时间成为了日本左翼活动的主要内容。
与此同时，在「无产阶级无祖国」的国际主义情怀驱动下，他们的辩论也逐渐触及到了日本海对岸的邻国。
1931 年，苏联为了总结中国革命问题召开学术讨论会，立刻引起日本学界的大讨论，俄语舶来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共同体理论」成为日本学者研究亚洲、中国的时髦词汇。
这一次，日本人还是没有照搬苏联人的说法，真正令他们折服的是前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卡尔·魏特夫的理论——他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定性为「东方专制主义」，且认为日本与之不同，而更像是欧洲国家，尽管相对而言落后畸形，但在 18 世纪也具备了向资本主义进化的条件。

·卡尔·魏特夫和他的《东方专制主义》

魏特夫的理论大受讲座派知识分子欢迎，他们进一步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造成的社会停滞，只发生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诸民族，日本并不受其影响。
在保守不开窍的日本官方看来，这些用词处处散发着苏联气息的理论怎么看都充满危险。1936 年日本出台《思想犯保护观察法》之后，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等讲座派学者都遭到监控，两年后劳农派也遭到镇压。
不过，在日本帝国真正的扩张前线——满洲和整个中国，这种宣扬日本在远东一枝独秀、无须脱亚即可入欧的新鲜理论，却很快就找到了用武之地，为日本左翼知识分子换来了意外的就业机会。
到满洲去
早在 1930 年代初，满铁调查部就向左翼人士敞开了大门。
满铁调查部隶属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后者的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男爵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在台湾开展过大量社会经济和风俗民情调查。

·后藤新平

1906 年，后藤新平成为满铁总裁，延续在台湾的经验，组建调查部以研究中国东北地区社会民情和风俗习惯。
随着满铁经营项目越来越丰富，关东军在东北也越发活跃，满铁调查部的调查内容越来越广泛，生产出了《满蒙土地放贷资料参考》《满洲气象与旱地农业》等高质量调查报告，成为日本在华重要的情报机构。
「九一八事变」之后，满铁调查科改为「满洲经济调查会」，在日本国内雇佣了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社科知识分子。

· 大连满铁调查部大楼旧址

这些人大多经历过「讲座派」和「劳农派」的论战，其中「讲座派」大上末广等教授几乎垄断了调查会年刊《满洲经济年报》的报告论文，帝国在满洲的情报机构由此竟成为了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外部舆论阵地。
这些左翼人物在伪满洲国如鱼得水并不奇怪，大上末广等人提倡的「解放贫农」「开展协同组合 （合作社） 」「振兴农业」等观点，与关东军中下层军官「反对财阀」「反对资本主义」「用户农本主义」的朴素右翼观点颇有相合之处。

· 风靡少壮军人的《青年日本之歌》：权贵只晓傲门第 / 忧国此中真乏人 / 豪阀但知夸积富 / 社稷彼心何尝思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华政治军事活动大为扩张，满铁调查部承担的课题激增， 1939 年改组为大调查部后，人员数量增加到 2000 余人。
研究课题堆积如山，与此同时国内左翼知识分子的中国研究则越来越倾向于为「东亚共荣」作学术背书。
1940 年 11 月起，满铁调查部在华北开展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收集到的材料整理后同步发往大连满铁调查部和东京帝国大学供分析。

·《华北农村惯行调查》

「讲座派」学者平野义太郎利用这批材料，着力分析中国的「共同体」社会性质，将中国定义为魏特夫所谓的「停滞社会」——这样一个国家若想走向现代化，只能靠已经资本主义了的日本提携。
到了这一步，「东亚共荣」在日本左派学术中已经呼之欲出。
大批胸怀左翼理想的日本学人，既然革命无望，便奔赴伪满，开始以纸笔为祖国的扩张事业作出始料未及的贡献。
不过，他们并未贡献多久。
1941 年 10 月，日本东京警察厅特高科逮捕了昭和研究会的尾崎秀实和「德国记者」佐尔格，震动日本政坛的苏联间谍案由此爆发。

·佐尔格与尾崎秀实

由于尾崎秀实和近卫内阁及陆军大本营参谋本部交往密切，事件导致近卫内阁总辞，东条英机上台。
除了东京高层，尾崎秀实也和满铁大调查部关系密切，而后者又在日本政府列为「极密」的研究项目——「中国抗战力调查」中至关重要。
危急时刻，关东军宪兵队对满铁大调查部实施突击抓捕，第一批被捕者佐藤大四郎、铃木小兵卫等人迅速招供：他们这些左翼分子一直以来利用调查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讨论中国革命和未来日本共运的展望。

·关东军宪兵司令部

连番逮捕后，满铁调查部核心成员几乎被抓光，元气大伤，1943 年改为调查局并迁往长春，从此处于关东军的严密监视下，再难有所作为。
在狱中，知识分子们并未死扛，大多认罪并获得从轻发落，战后纷纷参与了重组的日本共产党，结果日共成为了战后日本所有政党中干部学历最高、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中学历最高的党，继续发扬以笔为刀、以文互斗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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