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省市健康码仅3地有知情同意和隐私保护条款，数据管理使用亟待改进

在“五一”劳动节到来前，北京市推进“北京健康宝”一码通行、京津冀实现健康状态互认的消息，着实让蛰居京城3个月的民众有些激动。因为这意味着，北京市人员赴津冀地区通行无障碍，“五一”外出游玩不再局限于家门口了。事实上，当前，类似“北京健康宝”的健康码已在全国多个省份实行，在手机微信支付里可打开的“防疫健康码”，则全国通用。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教授认为，在国内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全国各地包括武汉正在启动复工复产复课的时刻，健康码的应用可谓意义重大，但背后存在的一些诸如知情同意、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等伦理问题也不容忽视。日前，应英国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理事会主任休·怀特教授邀请，雷瑞鹏在有关抗击新冠病毒流行问题的网络研讨会上，分享了她对于“健康码中的伦理问题”的思考。

使用要有法可依

在防控疫情的大背景下，推出健康码，既提供了减少感染病例数量的可能性，又使人们能够以知情、安全和对社会负责的方式继续生活。在雷瑞鹏看来，发明和使用健康码，在伦理学上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在疫病大流行中，每个人可能既是感染疾病的受害者，又可能是传播疾病的媒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规范性的主张，即每个人既有权利得到保护，也有义务保护他人，包括向防疫机构提供健康情况和其他相关信息。”

获取健康码，用户需要提供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此外健康码系统利用民航、铁路、电子收费系统的交通数据，以及电信运营商数据、银行支付数据等，掌握公民的活动轨迹，并准确鉴定高危群体。那么，建立健康码在我国有没有法律根据？雷瑞鹏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就有个人报告与疫情有关信息的规定。也就是说，出于疫情防控的目的，个人有申报身份证、住址、健康状况、接触史、旅居史等个人信息的义务，相关部门和机构改变信息使用目的也具有合法性基础。

同时，我国的法规和规章也有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关条款。例如，中央网信办在《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中要求，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联合印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指引》规定，社区防控信息化产品（服务）因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需要收集社区居民信息的，应向社区居民明确提示并取得同意，明确用于此次疫情防控。

还有改进的空间

当下，也有人担心启用健康码，自己的生活轨迹等个人信息将暴露无遗，数据有可能被恶意泄露，这也是伦理学专家关注的问题。“在实施健康码过程中，知情同意和保护隐私这两个伦理要求在不少情况下没有得到满足。”雷瑞鹏提供了一组数据加以佐证，“14个省市的健康码，除上海、山东和贵州外，其他都没有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也没有要求取得用户同意。”但由国家政务平台提供的“防疫健康码”，则既有隐私政策，又要求从用户处获得知情同意。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疫情过后是否继续使用健康码？据了解，上海在疫情防控期间使用的“随申码”，今后会陆续推出更多数据、应用服务，成为上海市民的随身身份标示和服务助手。杭州的健康码则关联杭州电子社保卡和健康卡，可以直接实现挂号、就诊、取药、开电子发票等应用。这引起公众对隐私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在执行知情同意和保护隐私方面，健康码还有改进的空间。”对此，雷瑞鹏给出了建议。比如，加快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统一和规范数据收集、使用和共享，加强数据安全管理，及时公布相关标准文件，全国使用统一的健康码将是更好的措施。各健康码运营机构应完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保障用户知情权，合乎伦理、合乎法律地使用数据，避免数据滥用，侵犯隐私。疫情结束后，应建立数据删除机制；确需继续使用有关数据的（例如有利于今后的疫情预防和控制），应当明确数据使用的目的，取得用户的知情同意，并将数据匿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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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健康报记者 李阳和

编辑：彭艳

审核：陈会扬 曹政 闫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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