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厨房去，到阳台去：现代人进入大自然的“新姿势”
“五一”劳动节假期快结束啦。这些天，你出门了吗？因为新冠肺炎病毒，你或许长期宅在家里，即便假期出门，也无法走远。夏天就要来了，你是不是格外怀念外面那个世界，那里的人群，那里的自然？今天就和你聊聊“大自然”。
面对大自然中的可爱生灵，我们都曾忍不住拍下几张照片或者久久地驻足欣赏，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与它们的联系也仅止于此。现代社会，速度主导着一切，大家都很少再关心自然里的虫虫鸟鸟、一草一木。对于逐渐与自然绝缘的孩子们来说，这尤其是一种巨大缺失。为此，理查德·洛夫写下《林间最后的小孩》一书，他用“自然缺失症”来描述与自然逐渐脱节的孩子们。该如何弥补这种缺失？只是阅读知识性的科普书籍可能还不够，我们需要一种历经曲折捕捉到的知识，也需要一种从日常生活中探索世界背面的方法。
自然笔记便是一个尝试。2008年，《笔记大自然》一书引进中国，自然笔记作为一种亲近自然的方式慢慢被大家所接受。后来，我们有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笔记课程、自然笔记大赛，但具体怎样去做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却没有一定的范例。最近出版的儿童科普丛书《我的自然笔记》第一辑选择以“家”为半径，通过文字和图画带领孩子们到厨房里、阳台上，去观察探索身边的自然世界。
因为新冠肺炎病毒，我们不得不待在有限的空间里，但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有限的空间，利用一扇小小的窗户，通过自然笔记这一方式，去探秘神奇的大自然。好的自然笔记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其中所包含的自然和美学精神，也会在方方面面长远地影响着人的思维与心灵。
当下疫情使我们看到，在自然面前，人类终究是脆弱的。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成为我们需要从这次疫情中好好反思的问题。那么，自然笔记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的自然教育应该怎样进行？如何避免现代城市的孩子成为“林间最后的小孩”？就此，围绕着《我的自然笔记》丛书创作前前后后的故事，我们采访了丛书主编芮东莉和吕永林夫妇。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1
人与自然
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
1962年，影史上诞生了一部独特的“监狱电影”——《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Birdman of Alcatraz）。在这部改编自真实历史事件的电影中，青年罗伯特·斯特劳德因杀人罪被判终身监禁，生命逐渐暗淡。某个暴雨之夜，入狱多年的斯特劳德在牢房外暴走，突然一只湿漉漉的生了病的小鸟落在他的脚下，几经犹豫，他将小鸟带回了牢房。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小鸟渐渐痊愈，斯特劳德心底顽固的坚冰也慢慢消融。后来，监狱里暴发了一场奇怪的鸟瘟，为了解救陆续死去的鸟儿们，他发奋研究，由此成为知名的鸟类学家，而在此之前，他只接受过短短几年小学教育。
《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Birdman of Alcatraz1962）剧照。
尽管获得了世人赞誉，斯特劳德依然是一个囚徒，并最终不可避免地老去。只是，在他的精神内部，某些东西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用自己从大自然中领悟到的生命真谛，劝慰狱中绝望的年轻人。他尽量生活，甚至会去丈量一朵云彩的大小。在斯特劳德身上，我们感受到大自然对人的改变，这种改变远比我们所能想到的要深刻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亦可说是一部“自然电影”。
同样在1962年，一本关于自然的书籍引起了社会的极大轰动——《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甫一面世，就引发了“自达尔文《物种起源》之后最为激烈的争论”，并直接引发了现代环保主义运动。其实，在《寂静的春天》之前，已经不乏深刻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著作，比如《沙乡年鉴》，只是在彼时，人们尚沉溺于发展战后工业的激情中。
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是奥尔多·利奥波德将近一生的观察日记。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废弃农场里，利奥波德与土地为伴，写下了无数篇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土地伦理”的概念，并呼吁人们培养一种“生态良心”。但是和很多真正重要的书籍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利奥波德的著作寂寂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寂静的春天》应时而生，利奥波德也迎来了迟到的赞誉。
由普通的生命过客成长为自然观察者和研究者，这是阿尔卡特兹的囚徒斯特劳德所经历的第一层蜕变。历史上，许多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写作者都曾经历这一过程，《沙乡年鉴》试图阐释的亦是如此，普通人同样可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直至今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陆续加入认识自然、保护自然的行列。芮东莉就是其中的一员。2009年，在《沙乡年鉴》出版60年后，芮东莉邂逅了一本名叫《笔记大自然》的书，由此开启了她的“蜕变”。
芮东莉，文学博士，国内“自然笔记”最早的倡导者之一。2008年，加入上海绿洲生态交流保护中心，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2013年，出版《自然笔记》一书，并与丈夫吕永林一同发起“家庭写作工坊”。2014年，创办“自然公益学堂”并开设微信公众号，过去几年里，学堂面向社会家庭开展了数十场公益自然教育活动。（图右为正在和孩子们一起做自然笔记的芮东莉）
说起来，这种“蜕变”也是一种个人际遇。芮东莉的故乡是四川省攀枝花市，上个世纪70年代，攀枝花的煤矿开采还没有像后来那般无度，自然环境还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风貌。儿时的芮东莉触目所见，皆是各种山花野草、飞禽走兽，推开窗户、打开家门，就仿佛“天地万物朝自己奔来”。芮东莉后来意识到，这就是利奥波德笔下所谓的“荒野”：“‘荒野是可以供人们来享受孤独的’，利奥波德说。其实小孩子也需要一些时刻和内心的孤独相处，当内心沉寂下来与万物交流的时候，那种‘孤独感’是非常美妙的。我现在才明白，在童年时期我已经享受到了利奥波德所说的那种巨大的幸福感，而如今，荒野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
这种“幸福”在芮东莉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后来，随着黑煤窑开遍山野，许许多多的自然生灵，在她真正认识它们之前就已经远去了，甚至连家园也最终一起消失在瓦砾和尘灰中。芮东莉也不得不跟随父母举家迁徙，成为异乡的流浪者。因为没有对这些自然生灵做过任何记录，她已经记不清它们的模样，只留下深深的遗憾和怅惋。
在《沙乡年鉴》中，利奥波德如此写道：“对于我们这些少数人来说，能有机会看到大雁要比看电视更为重要，能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就如同言论自由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对于芮东莉以及更多亲近过自然而最终失去自然的人来说，利奥波德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2
自然笔记
蹲下身来，发现决明与葶苈
芮东莉这样回忆与《笔记大自然》的相遇：“那是一个再平淡不过的傍晚，一家再普通不过的折扣书店。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毫无传奇色彩的时空之中，我邂逅了它。当时，那本《笔记大自然》和许多图书一起零乱地躺在地上，然而就在翻开它的一刹那，我忽然明白，我在心里已经等它很久了。”
《笔记大自然》
作者：（美）克莱尔·沃克·莱斯利、查尔斯·E·罗斯
译者：麦子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芮东莉都很想跟人分享有关自然的各种故事，只是总也找不到合适的途径。直到《笔记大自然》的出现，她才知道原来还可以用“自然笔记”这种方式来传达自己的心声。她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其中，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周遭的自然世界，孜孜不倦地写写画画，并创作出了中国本土的第一本自然笔记著作。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做起自然笔记来，其中就包括她的婆婆秦秀英。在她的引导下，只读过一年半小学的秀英奶奶在年近七旬时学起了写字和绘画，并出版了《胡麻的天空》一书。
对于很多国内读者而言，“自然笔记”似乎是一种新奇的表达方式，但其实，它并不是一种新事物，而是一种观察自然、记录自然的古老方法。作为一种将手写文字和手绘图画结合起来的记录方式，它可以是科学探究式的，记录问题由发现到解答的探索过程；也可以是随笔散文式的，记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大自然的对话。
在做自然笔记的过程中，可能遇到涉及科学、美术等不同学科的问题，但不懂绘画技巧、没有生物学知识，并不会对自然笔记的创作构成阻碍。《笔记大自然》的作者莱斯利、芮东莉以及秀英奶奶初写自然笔记时，都曾望着纸上的空白惴惴不安。真正重要的，是一颗热忱的心。在做自然记录或长或短的时间中，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这个世界，同时，它也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沉静的背景，我们不仅可以仔细研究其他生物的生命轨迹，还可以认真审视自己的日常生活。
《胡麻的天空》
作者：秀英奶奶 绘著
版本：铁葫芦·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
而且，莱斯利和芮东莉都认为，没有必要跑到千里之外去进行惊天动地的探险，即使是足不出户，守着一扇最近的窗子，我们也可以记录下大自然中那些目不暇接的、正在发生着的事情。
第一辑《我的自然笔记》便是以“家”为观察半径。在《古怪的房客》中，芮东莉和吕永林发现一株小苗从浴室的地板缝里长了出来，就像一双小眼睛。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很多人的反应可能只是一句疑问：浴室里怎么会长草？然后，要么拔掉，要么不再管它。但芮东莉却带着勃勃的好奇心，一边让小苗继续成长，一边小心观察、精心养护，还在它身上做起了实验，由此发现了一系列有趣的事情。我们后来知道，这双“小眼睛”叫决明。
类似这样的细心观察，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到了另一种小小的、易被人忽视的植物——葶苈。他写道：“渴望春天，但眼睛又是朝上的人，是从来看不见葶苈这样小的东西的；而对春天感到沮丧，低垂着眼睛的人，已经踩到它上面，也仍然一无所知。把膝盖趴在泥里寻求春天的人发现了它——真是多极了。”
在《我的自然笔记》里，充满了这样的细节和瞬间。在《家有萌宠》里，芮东莉像对待家人一样，记录下了八哥“小觉”、棕头牡丹鹦鹉“青团”、紫光箩纹蛾“坦坦”的故事。在最后一个故事中，“坦坦”因为没有羽化成功而死去，读来令人感伤。在《古怪的房客》里，她对花盆里的鼠妇、蚯蚓和跳虫，书页标本中的蠹虫，香料食品里的烟草甲，甚至睡觉时不幸压扁的隐翅虫都以极大的兴致进行了观察、实验和记录。在《厨房探秘》里，她因为吃紫薯发现舌头的颜色发生变化，从而去探究植物色素的秘密；因为吃芦根而去追踪植物根与茎的奥秘，并用宇宙星系来比拟根茎上的芽眼，绘制出了各种各样的植物芽芽星系图。
芥蓝的芽芽星系图。
类似于的很多创意都让人印象深刻。她发现紫光箩纹蛾幼虫的便便是精致的六棱花柱体，于是就用虫便便制作了一幅印花艺术画。后来，她发现植物汁液在不同的环境和介质作用下会变色，便以植物汁液为颜料，创作出了各种独具匠心的绘画作品。
通过实验，芮东莉发现，如果把植物的茎比喻为动力火车，那么甘薯和胡萝卜就是一辆辆营养巴士。
阅读这些自然笔记给人以很大的快感，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芮东莉和吕永林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感受和热爱。在芮东莉的家里，无论是客厅、餐厅还是书房、卧室，都是收藏和实验“重地”，甚至厨房也摆满了做实验的各种瓶瓶罐罐。芮东莉觉得，“如果把厨房仅仅当作一个做饭的地方，那从里面出来的就只有食物；如果能把厨房变为小小的实验室，那从里面出来的将不光是食物，还会有科学探究的精神、艺术创作的灵感，以及触碰自然奥秘的快乐。”
3
探究型自然笔记
让孩子和自然愉快“约会”
在《我的自然笔记》这套书里，还有很多芮东莉这样的“葶苈发现者”，比如《和大自然做游戏》的作者之一、吕永林的五姨秦秀平，《发现一只鸟》的作者李航，还有正在创作丛书第二辑的作者们。每个作者的风格都不一样，每一本书都有许多说不完的故事。
像芮东莉和秦秀平合作完成的《和大自然做游戏》，就别有一番质朴的野趣。两人借用城市和乡村各种触手可及的自然事物，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游戏比拼——用苇叶做的“扁舟”和用叶上露珠创作的“彩晶珠宝”，用柳枝做的树皮笛和用悬铃木做的树皮面具，还有牛筋草游戏和“参拜蛤蟆君”，每个游戏背后都有一个探索科学原理的有趣过程。
2017年春天，编辑李炜看到芮东莉的自然笔记博客，惊喜于这些文字和图画俏皮可爱而又认真严谨，认为它们是做书的好素材，便和芮东莉取得了联系。在逐渐接触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彼此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在中国，尽管出版了不少冠以自然笔记之名的图书，但是真正适合儿童直接阅读学习的本土原创作品却很少。于是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创作一套“有趣的、能够激发孩子科学探索精神”的自然笔记丛书。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该如何创作这样一套书呢？在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并没有类似的范例可供参考，他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行，而在摸索的过程中，也不断有人在退出。经历几年反反复复的磨合与商讨之后，第一辑才终于面世。
秀英奶奶和八哥“小觉”。
丛书创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知识，但因为作者们都是普通人，没有专业背景，缺乏专业设备和实验室，所以每一个小小的探究过程都充满曲折。“但遇到问题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这是探究过程最真实的状态。”芮东莉说，“如果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帆风顺，这就和从普通网页上了解知识没什么区别了。当我们普通人去探究时，会发现科学探索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枯燥、乏味，也会发现平时习以为常的一些道理并不正确。有挫折才有新发现，最重要的是在亲自观察和实验的过程中的这个独立思考的过程。”
家里的自然橱窗，图中按顺时针依次为植物区、海洋区、昆虫区、鸟巢区。
4
“自然笔记”在中国
自然教育之得与失
从2009年开始做自然笔记至今，已经十多年过去，芮东莉的生活也发生了许多改变。从前的芮东莉，是一个忙于生计的编辑，工作之余常会有空虚的时刻，而现在，她不仅感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愈加丰盈，而且感受到了一种责任，“那是一种对大自然负责、同时将自然教育普及给更多人的责任”，她也由此开始认真反思“教育”二字。
随着自然笔记的引进和推广，国内陆续举办了很多青少年自然笔记大赛，很多学校也在积极倡导。在上海，已经有部分学校将其引入自然课和科技课，既作为教学内容，又作为学习手段，自然笔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芮东莉觉得，自然笔记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刚开始引进时，举办比赛是有助于它的普及和推广的，但是随着自然笔记概念的广为人知，再将比赛作为唯一或是最重要的开展形式，就背离了它的起点。“自然笔记的初衷是倡导人人平等地亲近自然，一旦搞成比赛，就会夹杂太多的等级观念和竞争意识。”现在也有很多学校和机构意识到了这一点，取消了比赛，转而做自然笔记的展示、分享和交流。
自然展示柜。《和大自然做游戏》里的树皮面具。
业余时间里，芮东莉也会带小朋友们去亲近自然，其中有一段经历让她感触很深。有一次在上海闸北公园上“雨中课”，她让小朋友们舔一舔雨水，尝尝雨水的味道，但没有一个孩子主动去做，都瞪大了疑惑的眼睛看着家长。芮东莉吃了一惊，没有想到现在的孩子与自然之间的隔阂如此之深。后来，孩子们在她的鼓励和家长的允许下，终于品尝了雨水，发现原来雨水是甜的。看着兴奋的孩子们，芮东莉既觉得高兴，又有些难过。
这种隔阂是现代生活的产物，在当前的防疫形势之下，芮东莉也有另一层担心：如今人们都在倡导远离野生动物，一方面这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是好事，但另一方面，孩子们与自然的距离是否会变得更远了呢？
公园是孩子们亲近自然最便捷的去处，但是如今，城市公园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整齐划一。闸北公园是芮东莉一家搬家前最常去的地方。当年，公园还保留着原有风貌，虽然面积小，但层层叠叠的灌木丛很有历史感，很多动物栖息其中。后来要搬家时，公园正在进行一次大改造。说到这次改造，芮东莉感到有些辛酸。她说，为了符合城市的规整化要求，人们把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灌木丛都给砍掉，换成了低矮的草皮，以前园子里有很多枝枝蔓蔓的小树林，曲径通幽的小路，现在则是平坦坦的一片，原本的风貌都已经消失殆尽。
从前，闸北公园里有一片悬铃木树林，树上有几个巨大的喜鹊巢，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稀有群落。本来这是一件好事，也是开展自然教育的良好素材。但是有一年，一只喜鹊因为在公园捡不到筑窝材料，只好到工地去捡，叼到半路掉了下来，正好打中一个游客，公园因此遭到投诉，一夜之间清掉了全部喜鹊窝。这让芮东莉又气又悲。“在很多人眼里，城市公园是供人休憩的场所，但是对野生动植物来说，那里却是它们的家。如果人们不改变自己的审美观念，不给予野生环境足够的宽容，我们失去的就是大自然延伸到我们近旁的一只只触角。失去了这些触角，我们便再也无法近距离感知真实的大自然了。”
在芮东莉看来，大自然本应是丰富的、有棱有角的，而非千篇一律的温柔。“大自然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人们常常用‘静谧、宁静’来形容。其实并非如此。大自然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生物，所有的生物都在说话、言语，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在表达自我，这才是大自然真正的语言。”
以植物汁液作画。
多年前，喜欢生物的芮东莉误打误撞成了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后来她意识到，其实人类的语言和大自然的语言是如此相似。语言的演化就像生物物种的进化一样，由下而上，由少成多，最后长成一株枝叶繁茂的大树。
在自然教育中，一项重要的功课是对于自然的心灵储备。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能让人们到达乡野、亲近自然，美国政府修了很多道路，反而破坏了当地美丽的自然环境，利奥波德因此提出：“发展休闲娱乐，并非要把道路修建到美丽的乡野之中，而是要让人类心灵有能力感知郊野之美。”
反观当下，芮东莉觉得利奥波德的话依旧没有过时，“利奥波德在很久之前就讲了这样深刻的道理，但我们现在依然在重复同样的破坏行为。只有先有了这样的心灵储备，才有可能知道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进入到荒野之中，既不会破坏它，又能够感知它的美好。所以我现在更愿意从家里和学校就近出发，引导孩子去锤炼这样的一颗‘美丽心灵’。”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年1月11日—1948年4月21日），被称作美国新保护活动的“先知”“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沙乡年鉴》是他的自然随笔和哲学论文集。
5
疫情之下
我们对自己的改造和创造
疫情期间，芮东莉和吕永林在“自然公益学堂”公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大疫之时的普通人或两枚“铁丁”的自白》，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谈起，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想做自然的逆子，想超越自然对人的限止，并以此自立为人。然而，人也是自己的自然。人必须反对自己，做自己的逆子，以第二次诞生。”
这段在特殊心境中写下的话，凝结了两人多年来对自然教育和环境保护的思考。吕永林是这篇文章的主笔，他认为：“要想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终究还是得依凭于人与人关系的摆放。我们想要保护环境，但我们也知道，人都处在各自的生存境遇之中，处在各种各样利益纠葛的链条之中。一方面，一个人会去做一些对自然有益的良善的事情，另一方面，一旦他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回到各种利益链条中，就很有可能将他在自然里怀有的那种良善美好的意志放弃掉。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永无休止，无法有一个比较好的缓释，人对于物的欲念、对于自然直接或间接的掠夺也将是永无休止的。”
那么该如何缓释？吕永林说，“人从自然中诞生，也就背负或者因袭着自然之于人的种种限制，所以人想要超越。这并没有问题，因为这正是人与兽区分的界碑，是人之为人的根性所在。但是并不够，它能保证人成为人，但无法保证人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因此人需要再对自身做一次否定和超越——做自己的逆子。”这个“自身”，不仅包括每一个生命个体，也包括每个生命个体所组成的人类物种、文明与社会。所谓“反对自己”、“做自己的逆子”，其实是人对自身的一种全面反思和更新。
芮东莉根据紫薯汁液中花青色遇碱变绿的特性创作的画。
芮东莉平时会和吕永林讨论类似的问题，常常谈到的一点是——我们对自己心灵的环保。这说的也是一种反思，人应当时时反思自己的心灵，不可懈怠。如果我们前一秒刚刚去自然里感受到美好和慰藉，后一秒就接受了朋友的邀请去吃山珍野味，这是心灵的污染；我们可能开始时心里会有点矛盾，但最后还是会选择跟随大家，这是心灵的怠惰。
芮东莉提到，梭罗每天早上都会去湖里洗澡，“但洗澡其实只是一种外在的仪式，真正的目的是每天借此进行心灵的净化。梭罗说，‘如果醒来时面对的不是一个比入睡时更为高尚的生活，那么这一天是没有多少指望的。’所以他日日进行心灵的更新。我们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但心灵的环保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也能够做到的事情。”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7月12日-1862年5月6日），美国作家、哲学家，他也是一位废奴主义及自然主义者。点击图片阅读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专题“多面梭罗：寻找一个人的乌托邦”。
通过勤恳的反思，最终我们对自己的“反对”会成为我们拥抱更加自由、广阔、深刻生命的可能。但是，要想真正实现这种可能，最终还是需要落实到每个普通人对自己的改造和创造上。就像这次疫情中，前前后后、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在召唤普通人。吕永林在文中写道：“普通人必须创造世界，普通人必须创造自己。”
所谓的“创造”，也是一种内心力量的生成。外部世界存在瘟疫，人的内心也存在瘟疫，人类生活中的很多危机其实都起源于众多普通人的日常腐败，这种日常性的腐败会形成普遍的风俗，造成普遍的势力。因此“创造世界”的必要性在于，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比自己更广阔的天地作为支撑，便很容易在中途撤退、倒下，成为随波逐流的顺应者。而所谓“创造自己”指的是，普通人虽然在权力上居于弱势，但不能在智慧、勇气、德性上将自己流放，而是应当反观自己的意识与无意识，主动去摆脱世界上那些居于主导性的观点、生活方式，去开辟自己的生命道路。
这是一条漫长的路，但非如此不可，人应当从疫情中得到真正的教训。从小的方面来讲，做自然笔记的个人行为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改造”，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微小“革命”。诚如文章里所写：“人唯有处理好跟自己的关系，才能处理好跟天地万物的关系。我们都应该向卡夫卡学习，不断发动一场又一场反对自己的战争。我们不仅要反抗一切他者的腐败，更要反抗一切自我的腐败。”而这，也正是阿尔卡特兹的养鸟人从大自然中领悟到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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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从人类对自然的驾驭，可以管窥人类统治的本质。”
回归自然，灵魂就有家可归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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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特刊“觉醒的时代”，点击专题封面进入专题文章《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觉醒的时代》，文末内含18期五四人物特别报道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