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院原副院长姚尚龙：一家三口感染，既是医生，也是患者
在大年初四之前，姚尚龙是国内知名的麻醉科医生，03 年抗击过非典，08 年参与过汶川地震的救援，常年活跃在扶贫医疗宣讲的一线。
在大年初四确诊新冠之后，他的身份只有一个，患者。
从医生到患者，在医院的他经历了哪些危急时刻？在这个特殊时期不能上一线，在病床上的他又做了哪些事情？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给了他哪些思考和体会？以下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麻醉与危重症病学研究所所长、原副院长姚尚龙的分享：
我是家里的主力，千万不能倒下
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医护人员，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前，我一直在外面做分娩镇痛的扶贫讲座，疫情期间，女儿一直在一线。春节期间，我们一家相继出现了症状，大年初二的时候我去了医院，大年初四就确诊了。
在去医院之前，我的心里很忐忑，但是也做好了可能会感染的心理准备，当得知核酸检测阳性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担心会传染给家人。
到了大年初七、初八的时候，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先后确诊入院了。在这之前，我的母亲在老家也因为老年性的脑血管病一直在重症病房。当时对这个病所有人都是一无所知，我们一家人又都在医院，虽然我心里想着既然得了就积极治疗，但我的心里其实还是担心。
我们家三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女儿和太太都比较轻，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疗法治疗了几天之后，状况基本都很平稳了。
我年龄偏大，以前做过三次手术，还有一些基础疾病，算是这个疾病中的高危人群。初期我的症状比较重，当时吃东西的状况不是很好，加之我长期有肾病和高血压，身体就出现了严重的内环境紊乱，治疗过程中由于高血压药物的调整，血压剧烈的波动还导致了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这段时间我自己的压力也特别大，因为我是家里的主力，千万不能倒下。
但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医生，我也相信现代医学。从我掌握的医学知识来看，我知道我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程度，所以从始至终，我即便担心，但还是很有信心，也相信自己身体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我常常也和病房里的病友们相互鼓励、打气，因为在这个时候，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躺在病床上，脑袋里一直想着怎么治疗
我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住院接受治疗，这个时候我是患者，所以我一切都是听医生的，跟着他们的思维走。
面对未知的病毒，给我接诊医生也没有经验，只能根据国家的诊疗指南摸索着走，所以当时很多可能有用的药我们都试过，比如抗癌的克力芝，还有阿比多尔等等，但是很多药用过几天之后就会有一些副作用，有的胃肠道反应重，有的对肝功能影响大……
在尝试使用药物的过程中我就会想，如果有的药效果不好还坚持用，最后导致药源性的损伤，轻症变为重症就很不好了。所以住院的期间，我就特别注意观察我用药过程中的反应，结合自己的症状和用药反应，我也会和医生们一起讨论用药的问题，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找到最佳用药方法，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和对身体的损害。
2 月 15 号，我出现了房颤。虽然以前我也有过房颤，不过都不严重也不用处理，但是这次的房颤持续时间很长，加上又患有新冠，所以当时情况还是比较紧急。
以前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在医院走 5000 到 8000 步锻炼，而那个时候我只能躺在床上心电监护。但是我心里的信念还是很强，躺在病床上，我的脑袋里一直在想着怎么治疗，也还是会和医生们一起讨论如何用药。
当时我们医院一个心内科的医生住在我隔壁，作为病友，他一直在鼓励我，给了我很多信心；同时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医生，也给了一些关于我用药上的建议，比如可以使用和毕爽、异胺碘酮等等，大概 4 天左右，我房颤的情况就基本控制住了。
住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我是患者，但是职业敏感性又无法让我们这些患病的医生置身事外。可以说，病人和患者的双重身份，也给了我很多对于这个疾病，甚至是生命的新思考。
人的价值是别人对你的认可
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一个医生患了新冠，听起来还是有些令人担心和害怕的。所以我基本没对人讲过我生病的事，因为我如果告诉大家，大家就会担心我，无形之中也会增加他们的压力。但同时，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期，我更应该要履行医生的职责，去做一些事情。
不能上一线，我就做一些沟通和牵线的工作，帮助我们的海外校友会和学者联系防护物品的捐赠，也是帮助一线解决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比如当时法国校友会跟我联系说想要捐赠一些物资但不知道渠道和方向，我就帮他们联系医院相关科室的负责人进行对接。
生病的那段时间，我带的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一些学生想要我帮忙改的文章，我都是有求必应，我自己也刚好有时间做一些学术研究，那段时间我在国外发表的文章有四五篇，在国内也发了三四篇。
另一方面，我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身份，在沟通医患关系上也能起到一些作用，比如有的病人对医生的治疗方案有不信任，我就能帮着进行解释和沟通。
要对未知疾病进行深入了解，尸检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国内第一例新冠肺炎尸检的遗体捐献者来自金银潭医院，因为张定宇院长是我的学生，所以我也帮着做尸检的刘良教授一直在联系和接洽这件事。
遗体捐献者是很伟大的，因为尸检之后，我们对新冠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比如发现了脾脏缩小了，脾脏里头没有淋巴细胞，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病毒是对淋巴细胞、免疫系统的影响。
住院期间这么多事务性的东西，我当时也不觉得累，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的价值是别人对你的认可，别人找我那就是认可我，所以只要是我能做的，虽然可能有的事情也没有结果，我都会尽力发挥我在人力、资源上的一些作用去帮助和推动。
疫情下对于麻醉科的新思考
面对这样大的灾难，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不应该光看到它的破坏力，我们也应该从中学会总结和反思，帮助我们自己的业务能力提升。实际上，也正是在疫情中，我们的医护人员也积累了很多传染病、危重病救治的能力和经验，而作为一个麻醉科的医生，我更觉得这次疫情也是麻醉科发展的机遇。
很多时候，麻醉医生不直接接触病人，往往大家都只知道麻醉是让人睡过去，关注的重点都在其他学科的救治过程上，但其实麻醉最重要的是要让人能醒过来，而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麻醉在重症救治中其实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是幕后英雄，而疫情也给麻醉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
在这次疫情中，麻醉在生命支持和危重病人抢救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气管插管，还有麻醉科在做 ECMO……而这些工作很多人以前都不知道是麻醉医生在做，也反映社会对麻醉的重视不够，但是在这次疫情中，媒体对麻醉学科的关注越来越多，同行之间对麻醉科也有很高的评价和认同，所以这次疫情对麻醉科也是一种宣传。
消除疼痛是人的一个基本人权，这次疫情是麻醉学科发展的一个很好机遇，但是麻醉学科参与治疗的部分毕竟有限，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地应该思考，怎么样全面提升麻醉医生的业务能力，真正做到一专多能。
「我又回来了」
作为医生，对很多疾病越是了解，心情也越不一样。我自己是做肺损伤相关研究的，因为年龄大又有基础疾病，最怕的也是呼吸不过来要插管。我们病房当时有个病人年龄比我还大，转成重症之后情况又不好不能用呼吸机，就只能气管插管以后送到 ICU，这个病人我虽然没有参与他的救治，但是光是见证这个过程，心情都很复杂。
而且在生死面前，其实是没有年龄差别的。有一天在病房，我听到楼下有人在哭，从窗口看，是一个年龄大约五六十岁的母亲在哭她的孩子。当时那个哭声真的揪着我们病房每一个人的心，甚至我们病房一个女同志讲，我要是他妈妈，我恨不得替代他死。那种身临其境的凄惨，真的是很让人触动，作为一个病人，就更能感同身受面对疾病有时无能为力的那种心境。
在这样的灾难中，作为病人和作为医生的体会真的是不一样的。
2008 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带队去了什邡支援，帮助什邡医院紧急处理伤员。当时余震不断，伤亡比较多也比较重，每天都会有一个手术，其实长期处于一线，又要时时刻刻保持战斗状态，医生们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一定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在一线的医生，更多的就是一份责任与担当，我们也更多地向病人传递关怀与希望，那份感情是很真挚的，当时我的一个病人陈语秋，现在也做了护士，在这次也上了一线。我住院期间，以前在什邡参与救治的一些病人，也会发短信过来问候和关心。在这样的时刻，你就能真实地感受到医生和患者之间情感的一种联结。
出院的时候，我发出的第一条微信是「我又回来了」，当时的心情既轻松又感动，我的身份也再次从病人回到了医生。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和病友们相互鼓励，也感受着其他人与人之间纯粹而真挚的情感流动，这些感动也让我有一种更强烈的信心和愿望去战胜疾病。
如果要说生病期间的心情是什么，那就是每天都盼望早一点好，因为早点好，就能早点上一线。 （责编：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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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年初四确诊新冠之后，他的身份只有一个，患者。
从医生到患者，在医院的他经历了哪些危急时刻？在这个特殊时期不能上一线，在病床上的他又做了哪些事情？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给了他哪些思考和体会？以下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麻醉与危重症病学研究所所长、原副院长姚尚龙的分享：
我是家里的主力，千万不能倒下
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医护人员，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前，我一直在外面做分娩镇痛的扶贫讲座，疫情期间，女儿一直在一线。春节期间，我们一家相继出现了症状，大年初二的时候我去了医院，大年初四就确诊了。
在去医院之前，我的心里很忐忑，但是也做好了可能会感染的心理准备，当得知核酸检测阳性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担心会传染给家人。
到了大年初七、初八的时候，我的妻子和女儿也先后确诊入院了。在这之前，我的母亲在老家也因为老年性的脑血管病一直在重症病房。当时对这个病所有人都是一无所知，我们一家人又都在医院，虽然我心里想着既然得了就积极治疗，但我的心里其实还是担心。
我们家三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女儿和太太都比较轻，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疗法治疗了几天之后，状况基本都很平稳了。
我年龄偏大，以前做过三次手术，还有一些基础疾病，算是这个疾病中的高危人群。初期我的症状比较重，当时吃东西的状况不是很好，加之我长期有肾病和高血压，身体就出现了严重的内环境紊乱，治疗过程中由于高血压药物的调整，血压剧烈的波动还导致了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这段时间我自己的压力也特别大，因为我是家里的主力，千万不能倒下。
但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医生，我也相信现代医学。从我掌握的医学知识来看，我知道我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程度，所以从始至终，我即便担心，但还是很有信心，也相信自己身体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我常常也和病房里的病友们相互鼓励、打气，因为在这个时候，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躺在病床上，脑袋里一直想着怎么治疗
我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住院接受治疗，这个时候我是患者，所以我一切都是听医生的，跟着他们的思维走。
面对未知的病毒，给我接诊医生也没有经验，只能根据国家的诊疗指南摸索着走，所以当时很多可能有用的药我们都试过，比如抗癌的克力芝，还有阿比多尔等等，但是很多药用过几天之后就会有一些副作用，有的胃肠道反应重，有的对肝功能影响大……
在尝试使用药物的过程中我就会想，如果有的药效果不好还坚持用，最后导致药源性的损伤，轻症变为重症就很不好了。所以住院的期间，我就特别注意观察我用药过程中的反应，结合自己的症状和用药反应，我也会和医生们一起讨论用药的问题，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找到最佳用药方法，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和对身体的损害。
2 月 15 号，我出现了房颤。虽然以前我也有过房颤，不过都不严重也不用处理，但是这次的房颤持续时间很长，加上又患有新冠，所以当时情况还是比较紧急。
以前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在医院走 5000 到 8000 步锻炼，而那个时候我只能躺在床上心电监护。但是我心里的信念还是很强，躺在病床上，我的脑袋里一直在想着怎么治疗，也还是会和医生们一起讨论如何用药。
当时我们医院一个心内科的医生住在我隔壁，作为病友，他一直在鼓励我，给了我很多信心；同时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医生，也给了一些关于我用药上的建议，比如可以使用和毕爽、异胺碘酮等等，大概 4 天左右，我房颤的情况就基本控制住了。
住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我是患者，但是职业敏感性又无法让我们这些患病的医生置身事外。可以说，病人和患者的双重身份，也给了我很多对于这个疾病，甚至是生命的新思考。
人的价值是别人对你的认可
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一个医生患了新冠，听起来还是有些令人担心和害怕的。所以我基本没对人讲过我生病的事，因为我如果告诉大家，大家就会担心我，无形之中也会增加他们的压力。但同时，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期，我更应该要履行医生的职责，去做一些事情。
不能上一线，我就做一些沟通和牵线的工作，帮助我们的海外校友会和学者联系防护物品的捐赠，也是帮助一线解决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比如当时法国校友会跟我联系说想要捐赠一些物资但不知道渠道和方向，我就帮他们联系医院相关科室的负责人进行对接。
生病的那段时间，我带的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一些学生想要我帮忙改的文章，我都是有求必应，我自己也刚好有时间做一些学术研究，那段时间我在国外发表的文章有四五篇，在国内也发了三四篇。
另一方面，我医生和病人的双重身份，在沟通医患关系上也能起到一些作用，比如有的病人对医生的治疗方案有不信任，我就能帮着进行解释和沟通。
要对未知疾病进行深入了解，尸检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国内第一例新冠肺炎尸检的遗体捐献者来自金银潭医院，因为张定宇院长是我的学生，所以我也帮着做尸检的刘良教授一直在联系和接洽这件事。
遗体捐献者是很伟大的，因为尸检之后，我们对新冠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比如发现了脾脏缩小了，脾脏里头没有淋巴细胞，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病毒是对淋巴细胞、免疫系统的影响。
住院期间这么多事务性的东西，我当时也不觉得累，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的价值是别人对你的认可，别人找我那就是认可我，所以只要是我能做的，虽然可能有的事情也没有结果，我都会尽力发挥我在人力、资源上的一些作用去帮助和推动。
疫情下对于麻醉科的新思考
面对这样大的灾难，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不应该光看到它的破坏力，我们也应该从中学会总结和反思，帮助我们自己的业务能力提升。实际上，也正是在疫情中，我们的医护人员也积累了很多传染病、危重病救治的能力和经验，而作为一个麻醉科的医生，我更觉得这次疫情也是麻醉科发展的机遇。
很多时候，麻醉医生不直接接触病人，往往大家都只知道麻醉是让人睡过去，关注的重点都在其他学科的救治过程上，但其实麻醉最重要的是要让人能醒过来，而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麻醉在重症救治中其实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是幕后英雄，而疫情也给麻醉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
在这次疫情中，麻醉在生命支持和危重病人抢救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比如气管插管，还有麻醉科在做 ECMO……而这些工作很多人以前都不知道是麻醉医生在做，也反映社会对麻醉的重视不够，但是在这次疫情中，媒体对麻醉学科的关注越来越多，同行之间对麻醉科也有很高的评价和认同，所以这次疫情对麻醉科也是一种宣传。
消除疼痛是人的一个基本人权，这次疫情是麻醉学科发展的一个很好机遇，但是麻醉学科参与治疗的部分毕竟有限，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地应该思考，怎么样全面提升麻醉医生的业务能力，真正做到一专多能。
「我又回来了」
作为医生，对很多疾病越是了解，心情也越不一样。我自己是做肺损伤相关研究的，因为年龄大又有基础疾病，最怕的也是呼吸不过来要插管。我们病房当时有个病人年龄比我还大，转成重症之后情况又不好不能用呼吸机，就只能气管插管以后送到 ICU，这个病人我虽然没有参与他的救治，但是光是见证这个过程，心情都很复杂。
而且在生死面前，其实是没有年龄差别的。有一天在病房，我听到楼下有人在哭，从窗口看，是一个年龄大约五六十岁的母亲在哭她的孩子。当时那个哭声真的揪着我们病房每一个人的心，甚至我们病房一个女同志讲，我要是他妈妈，我恨不得替代他死。那种身临其境的凄惨，真的是很让人触动，作为一个病人，就更能感同身受面对疾病有时无能为力的那种心境。
在这样的灾难中，作为病人和作为医生的体会真的是不一样的。
2008 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带队去了什邡支援，帮助什邡医院紧急处理伤员。当时余震不断，伤亡比较多也比较重，每天都会有一个手术，其实长期处于一线，又要时时刻刻保持战斗状态，医生们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一定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在一线的医生，更多的就是一份责任与担当，我们也更多地向病人传递关怀与希望，那份感情是很真挚的，当时我的一个病人陈语秋，现在也做了护士，在这次也上了一线。我住院期间，以前在什邡参与救治的一些病人，也会发短信过来问候和关心。在这样的时刻，你就能真实地感受到医生和患者之间情感的一种联结。
出院的时候，我发出的第一条微信是「我又回来了」，当时的心情既轻松又感动，我的身份也再次从病人回到了医生。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和病友们相互鼓励，也感受着其他人与人之间纯粹而真挚的情感流动，这些感动也让我有一种更强烈的信心和愿望去战胜疾病。
如果要说生病期间的心情是什么，那就是每天都盼望早一点好，因为早点好，就能早点上一线。 （责编：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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