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坊桥的“虎”到底养在了哪？︱纪晓岚故居曾变身地下党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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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一个地方，人们总会记得自己住的那一条胡同，那个小区，进而想了解胡同、小区的由来，并且，不会忘怀于心。正所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万物定名，才有了文明的开始，文化才开始昌明。

两广路，从珠市口到广外，是原宣武区非常重要的一条东西主干道，沿着珠市口往西，下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就是虎坊桥。在北京的“虎”字地名中，虎坊桥恐怕是名气最大的。

▎虎坊桥的虎到底养在了哪？
清代乾隆年间的进士程迓亭所著《箕城杂缀》里说：“虎坊桥在琉璃厂东南，其西有铁门，前朝虎圈地也。” 这就是说，在明朝，虎坊桥西边就是养虎的地方，还加了大铁门，防止老虎逃跑。 所以说，虎坊桥能成为地名，确实是有桥，然后才演变为街名。
而虎坊就是明朝的时候给皇帝养老虎的“虎房”演化而来。您可能会问，当年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养老虎呢？虎坊桥就是明朝宫廷圈养老虎的地方。明朝饲养老虎有好几个地方，主要是皇宫内部的虎城，也就是太液池的西北角。老虎养在地下井里，上面筑有小矮墙，老虎在下面咆哮跳跃。
正德皇帝朱厚照 除虎城外，虎坊桥就是最大的养虎的地方，具体位置就是现在的魏染胡同一带。 附近的铁门胡同就是当年虎圈西边铁栅栏所在。老虎也要参加朝会活动，所以有些老虎也是驯服了的。《明史·江彬传》记载正德皇帝经常“搏虎为戏”，老虎未经驯服，皇帝当然不会去接近它们的。

▎虎坊桥的桥在哪？
虎坊桥这虎坊两个字我们知道了来源，下面再说说虎坊桥的“桥”。

在明清时期，有条由北向南流的沟渠，经过京华印书局西侧一直向南，通到先农坛西北方向的苇塘之中。虎坊桥就是在这条沟渠上修建的东西向石桥，位置大概在今天虎坊桥十字路口的西侧。到了近代，填沟筑路，石桥也逐渐湮没无闻，直到2000年前后拓宽骡马市大街时，才短暂地重见天日。而今，虎房也好，石桥也罢，都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唯有“虎坊桥”这个地名依然鲜活。

▲清朝地图中的虎坊桥

现如今，大家一说虎坊桥，大多是指虎坊桥十字路口。但要说这个十字路口，必须得说虎坊桥十字路口往北的这条南新华街。南新华街，往北直通琉璃厂到和平门、然后是北新华街直通六部口，再往北就是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了。不知道大家有有没有发现，这条南新华街，包括和平门北侧的北新华街，虽然已经拓宽取直，但其实并不是笔直的一条通道，而是有点向西北弯曲。这是为什么呢？

明朝的时候，北新华街其实是一条排水的渠道，称"化石桥大沟渠"。化石桥大沟是在明朝兴建北京城时，利用原有的天然河道开凿的减水河，这个减是加减乘除的减，它的功能是在汛期将北海、中南海这三海的洪水分流至护城河，平时则排出两岸的生活污水及雨水。大沟总长度大约1公里，为南北走向，位于北端的沟首分为两个汊沟，分别在六部口和如今北京音乐厅 对面的双栅栏胡同。据文献记载，明清时期，两个汊沟各有一个一至两亩地大小的水塘，分别称为"南泡子"和"北泡子"。两个汊沟在今东绒线胡同、西绒线胡同交口处位置汇合后，向南穿过化石桥水关，也就是现在和平门的位置，其中一部分进入前三门护城河。还有一部分，穿过护城河，向南流一直到虎坊桥。当年的这条干渠宽丈余，护坡以虎皮石砌筑。为便于附近居民往来，沟上兴建了两座石桥，其中，连接东西琉璃厂的石桥就叫厂桥。清朝末年，大沟年久失修。到中华民国初年，护坡大多已经垮塌，沟内填满垃圾、渣土，过水能力大幅减弱，每逢汛期，水便溢出沟槽。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城的明沟渠也就是化石桥大沟渠多改为暗沟。

明代北京，跨沟建有工部五大厂之一的琉璃厂，占地约200亩。并且，因为这里还有很多自然河道，很多官宦就在这里引水建起了私家园林，您现在看南新华街西侧的地名，有前孙公园胡同、后孙公园胡同以及梁家园等等，孙公园、梁家园都是当年建成的私家园林。清乾隆时期琉璃厂迁至门头沟琉璃渠，但厂区仍属官地。据记载，这里曾“树林茂密，浓阴万态，烟水一泓”，并且，厂外“隙地”称为“甸”，这也是后来“厂甸”的由来。您看海淀水系发达吧，其实，原来的海淀的淀，也是这个一撇，一横折钩加一个田野的田字的这个甸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郊外，有水的田野。至清朝末年，大沟年久失修，很多私家园林也逐渐荒废。到了民国年间，大沟终于被填平，修建了大道。这条新的城市干道，取名南新华街，它与虎坊桥大街相交，形成了现在虎坊桥的十字路口。

南新华街2004年施工时曾挖出明清时期的污水渠，水渠由古砖砌成。

来到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北角，坐落着京华印书局的旧址；西南角是湖广会馆与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东北角，高大的晋阳饭庄之下，是古色古香的纪晓岚故居。

纪晓岚六世孙北京画院著名画家纪清远先生为虎坊桥地铁站题写站名

纪晓岚故居的宅子门口，有一株盘曲缠绕的紫藤。当年，纪大学士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多次提到“虎坊桥”这个地名，还解释过这处宅邸的来历：“余虎坊桥宅，为威信公故第。”威信公就是清初将领岳钟琪，他才是宅子最初的主人，纪晓岚是后搬来的。

当然，现在的纪晓岚故居，门牌号是珠市口西大街241号，好像和虎坊桥没关系，但他在各种文献资料中，写到的住址都是虎坊桥。纪晓岚在这里住了两个阶段，分别是从11岁到39岁，和从48岁到82岁，前后共计62年。可以说，这所并不十分华丽的四合院中，隐藏着太多有关纪晓岚的故事。

到了嘉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813年，纪晓岚后人将这所宅院“割半赁”与黄安涛。到了民国年间，故居已在晋南一个刘姓商人名下。前两进院子租给商人临时落脚，后两进院子空着。1928年，第三、第四进院子住进了两位山西人——刘少白、王子才。

　

▲刘少白

刘少白是山西兴县人，名象庚，那是上了《毛泽东选集》的著名人士。“毛选”四卷《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有这样一段话：“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

正是因为刘少白在这里居住，后来人们也称这里为刘公馆，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

纪晓岚故居曾是地下党联络站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刘岳

1928年9月，刘少白从太原迁到北平虎坊桥60号，也就是纪晓岚故居。阅微草堂坐北朝南、五进院落，刘少白住的是第三进院。时过境迁，宅名随人变，一时间人称这里为“刘公馆”。

不久，时任国民革命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的傅作义将军又邀请刘少白担任工商部天津商品检验局副局长，后荣升局长。期间，刘少白还担任了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目睹了官场腐败，在给好友牛友兰的信中他发牢骚说:“我在这革命不彻底的机关里工作，心境之恶劣难以表述。”

1928年底，刘少白的大女儿刘亚雄由莫斯科归来。刘亚雄从小争强好胜，不甘平庸，是兴县第一个不缠足的女孩子，也是第一个考进省城的女学生。1926年年初，刘亚雄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根据党的指示，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莫斯科回来后，刘亚雄马上投身党的地下斗争中。由于刘亚雄的关系，从1930年开始，“刘公馆"就成为中共秘密的联络站。

1930年，奉军势力统治了平津，年底，刘少白“封金挂印”，辞了商检局局长，回到北平的刘公馆，当起了“寓公”。

1931年，刘少白长女刘亚雄与留苏同学陈原道结婚。2月，中共河北省委成立，刘亚雄的丈夫陈原道任组织部长，刘亚雄不久也调任秘书长。于是，“刘公馆" 则是中共河北省委的秘密联络点，秘密工作任务更重了。除了接待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负责人接头外，还负责储存、分转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给河北省委的经费、信件。上海寄来的汇款，都是以某商行、某公司的名义寄给刘少白，再由河北省委派人来取。这些任务个个关乎地下党组织的生存安危，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当时，北平、天津的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严重，叛徒到处追踪、搜捕共产党人，陈原道辗转各机关、各旅馆，开展工作。由于叛徒的出卖，1931年4月8日，地下党河北省委召开会议时，陈原道、刘亚雄等人不幸被捕。

得知女儿刘亚雄、女婿陈原道被捕的消息，刘少白立即筹集了2000块大洋，前往天津进行营救。与此同时，远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实际工作的周恩来也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指示中共秘密党员、在北平开展政治情报工作的胡鄂公和杨献珍设法营救。

胡鄂公找到同是国会议员的刘少白。刘少白告诉胡鄂公:自己利用国会议员的地位，经过多方活动，天津法院上层人物已经吐口了，只要给五千块大洋，就可以把这批人犯放出去。胡鄂公见营救有望，便立即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并筹集所需款项。

在指示胡鄂公、杨献珍积极营救后，周恩来又派中央特科的陈赓、陈养山到天津，指示他们:一是协助胡鄂公、杨献珍设法营救在天津被捕的同志;二是考察能否在天津组建“中央特科”性质的机构，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三是坚决镇压对党组织有严重威胁的叛徒。

来到天津后，陈养山设法联系上杨献珍。杨献珍把陈赓、陈养山请到自己的秘密住处--天津大同公寓，向他们汇报了营救被捕人员的情况，并约定次日早上8时碰头，由杨献珍领他们去国民饭店同刘少白商量营救事宜。

此时，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突然搜查了北平的“刘公馆”，并布下便衣“蹲坑”，许进不许出，准备“扩大战果”。刘少白15岁的二女儿刘竞雄乘便衣不备，从墙上撕下一小块儿纸，偷偷写上“家中出事，千万勿回”几个字。趁厨师赵师傅送饭之际，刘竞雄把纸条压在盘子底下，示意赵师傅带出去，给爸爸送信。

赵师傅不知道刘少白到哪里去了，只得将纸条交给住在第五进院、刘少白的朋友王子才。王子才连夜派人赶往天津国民饭店，将纸条交给了刘少白。见到纸条，他明白不能回北平了，决定等陈赓、杨献珍来后商量一下，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时针已经快指向10点了，还是不见陈赓、杨献珍的身影，又不知道杨献珍的新住址，刘少白焦急万分。他感到情势不妙，不敢继续等下去，决定立即离开这里。于是，他离开国民饭店前往大连。

就在刘少白离开国民饭店后一会儿，好不容易才脱身的陈赓、杨献珍来到了饭店，但没有找到刘少白。之前北平“刘公馆”发生的一切，他们全然不知。刘少白为什么不辞而别?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他又去了哪里?没有答案。于是，杨献珍决定去“刘公馆”一探究竟。

▲刘少白与三女儿刘平

7月24日，杨献珍离津去北平寻访刘少白。第二天中午，他站在虎坊桥附近的马路上，远远地观看刘公馆:大门紧闭，门口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一切都很平静。观察了一会儿，他判断“刘公馆”是“安全”的。于是，杨献珍穿过马路，来到“刘公馆”门前。一推大门，门开了，他客气地向院子里的老太太问道:“打扰了， 请问刘少白先生家是这儿吗?”老太太一见杨献珍，面露尴尬，赶紧低头说:“在后院! 在后院!”

找人心切的杨献珍没有觉察到老太太异样的表情，穿过第一、第二进院子，来到第三进院。一进院子，就被“蹲坑”的便衣当场抓住。

1931年9月，陈原道、刘亚雄等被押解到北平，关押在军法处，不久转入草岚子监狱，和杨献珍关押在一起。随后几年，三位同志都经党组织营救陆续出狱。

话说刘少白到大连后，又辗转来到了山西大同。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白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王若飞、安子文介绍，中共中央北方局1937年8月批准他为中共秘密党员。不久，据党组织的指示，刘少白返回家乡，协助八路军120师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49年9月，刘少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华北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阅微草堂”变身“刘公馆”，“刘公馆”里中共秘密联络点的故事，给纪晓岚故居又增添了一笔光鲜的色彩。眼下只剩下一进院儿的纪晓岚故居，院子里立着一块汉白玉石碑，上面镌刻着“刘公馆”秘密情报联络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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