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小史：是未来蓝图还是空中楼阁？

在观众们对主角命运的一片唏嘘中，HBO的王牌制作《西部世界》系列的第三季终于落下帷幕。作为经典的硬科幻美剧系列，《西部世界》最新的一季依然为观众贡献了诸多脑洞大开的设定。在新一季的故事中，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似乎发生了某种逆转。在一个名为“雷荷波”（Rehoboam）的全能机器的规划下，未来社会每一个人类的未来都被设定好。机器的制造者Serec希望借助这台机器消除因为人类的不完美而导致的混乱，建立一个真正理想的社会，而意志觉醒的机器人Dolores反倒扮演起了“解放人类”的救世主。借助精确的规划，设计一个理想中的完美国度——虽然“雷荷波”披着高新科技的外衣，但Serec的这一想法的内核其实并不是全新的，而是属于人类思想中历史悠久的“乌托邦”观念的一部分。

就在1771年的今天，一个名叫罗伯特·欧文的男婴在北威尔士蒙哥马利郡的牛顿城呱呱坠地。他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并升任工厂经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的英国社会经历的巨大变革。机器的轰鸣声掩盖不住的，是底层民众此起彼伏的哀怨。彼时的英国，劳工的境况非常悲惨，唯利是图的工厂主为了压低生产成本，甚至大量招募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这些现实都让欧文深感忧虑。

1799年，欧文到访了位于格拉斯哥的一个名为“新拉纳克”的工厂，并于1800年正式成为该工厂的管理者，一场在教育学史和管理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新拉纳克实验”就此展开。家境还算富裕的欧文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将自己多年来对社会问题的观察总结应用到这场工厂实验之中。他废除了普遍存在于各个工厂里的惩罚制度，强调人性化管理，根据工人在工厂里的表现，将工人的品行分为恶劣、怠惰、良好和优质等四个等级，并将这个评级用不同颜色的木块标记出来，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以此营造相互激励的氛围。同时，欧文也主张个人不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担负全部的责任，个人所处的环境极其重要。于是，他不仅不招收童工，还在1817年开设了专为儿童提供教育的学校，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接受相对完整的教育，而不是在刚刚断奶的时候就不得不从事繁重的劳动。

众所周知，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以及社会制度的局限，“新拉纳克”实验很快以失败告终，欧文也于接手工厂仅仅25年后即宣告放弃，前往美国进行新的实验，罗伯特·欧文这个名字，也被后世列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行列之中，而这个群体的另一个名字，是“乌托邦社会主义”。

罗伯特·欧文

经考证，“乌托邦”（utopia）这个名词最早就出现于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同名著作《乌托邦》中。在整个人类思想的长河中，无数重要的名字都与这个名词有关联。这些思想家或是著书立说，或是干脆直接动身实践，构造出一个个高度理想化的社会。时至今日，“乌托邦”这一观念仍然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前些时日大火的游戏《集合啦！动物森友会》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动森》中，玩家们生活在一个未被开发的世外桃源中，通过采集自然资源来换取钱币和岛外物资，自由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天地。在《界面文化》的一篇文章整理的各路媒体的观点中，就有人指出，《动森》为饱受都市压力之苦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重返自然的想象，让玩家能够在虚拟世界之中暂时地摆脱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螺丝钉”角色，享受难得的自由。作为一款既无复杂剧情又无繁琐任务的“反主流”游戏，《动森》的爆红其实恰恰反射出今天人们心中仍然普遍潜藏的“乌托邦”情结。

在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看来，地球上发生的所有事物的历史，城市的历史、军队的历史、一切有形之物的历史，仅仅是人类故事的一半而已，而另一半的故事，则几乎都与“乌托邦”脱不了干系。

在罗伯特·欧文的诞辰纪念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乌托邦的“前世今生”。千百年来，人类为何如此迷恋和持续想象着“乌托邦”？“乌托邦”又曾经以哪些面貌出现？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

撰文｜刘亚光

1

从“太阳城”到“南极理想国”：

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

在《乌托邦的故事：半部人类史》一书中，芒福德细致梳理了西方历史上诸多“乌托邦”的想象，他提出，“utopia”一词，其实是对“Outopia”和“Eutopia”两个词语的戏仿，前者的意思是“不存在之地”，后者则是“理想之地”。在1516年写作的同名著作中，托马斯·莫尔正式提出了这个词，也恰恰是在书中，他构想了一个“美好到不存在”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岛屿，这个岛屿有一个巨大的海湾作为入口，易守难攻。岛上有54座城市，最近的两座城市相距只有24英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最远也不过一天的路程。这个国度的人民轮流参与劳动，并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幸福富足的生活让这里的人民拥有普遍善良的秉性，他们心胸开放，热衷于接纳不同的思想，“到乌托邦来观光的游客，如果因为长期游历而熟悉许多国家的经验，一定受到乌托邦人的热情洋溢的欢迎，他们乐于倾听世界各地发生的事”。除了充实的劳动生活，他们的精神生活也丰富多彩，“除了统一规定的工作、睡眠等时间外的空隙时间虽然是由个人分配，但大家往往不约而同地选择去聆听公共演讲，虽然只有经过特别挑选去做学问的人强制需要出席，然而大部分各界人士，无分男女，都成群结队的来听讲，按各人性之所近，有听这一种的，也有听那一种的”。

《乌托邦的故事》刘易斯·芒福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

其实，如果依托“乌托邦”一词的含义按图索骥，虽然“乌托邦”一词是正式出现于莫尔的《乌托邦》中，但其实早在人类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柏拉图就已经在《理想国》中勾勒出一座乌托邦的雏形。在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度中，社会的不同阶级分别与不同的美德相互联系，“智慧”对应着城市的统治者，“勇敢”对应着城市的守卫者，而“节制”是所有阶级都应对应的美德，“正义”则是这几种美德诞生的根本原因和条件。每个公民按照自己的禀赋各司其职，维持社会的协调运转。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早期乌托邦作家们勾勒的幻想中的国度在具体设计上有差别，但在政治经济制度、日常生活描写上有着许多共性。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其实成为了早期乌托邦作家们想象这些国度的某个“理想型”。在芒福德看来，柏拉图构想中的理想国度其实正是以古希腊城邦为模板。城邦是“他和他的同胞们积极分享的东西，它是一块明确的土地，随便爬上一座山顶都能看到它的边界，生活在边界之内的人，供奉相同的神灵，拥有共同的剧院和体育馆，以及许多共同的利益，这些利益都只有在一起工作、共同娱乐和共同思考的过程中才能满足”。这段话点明了在早期作家心目中，“乌托邦”的核心意旨其实是塑造一种人与人之间极致和谐的状态，一种以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连接为基础的“公共性”。乌托邦的一切制度安排，其实都服务于此。

这种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以及社会的“公共性”的强调，鲜明地体现在许多早期的乌托邦思想家的作品中。在《乌托邦》中，莫尔就写道，在乌托邦国王初来乍到之前，当地人由于信仰不一而相互争斗、战乱频仍。在国王取胜后，他立马规定每个人拥有宗教信仰以及传播此种信仰的自由。同时规定，在向他人传教的过程中，必须采用“温和文静”的方式，以理服人，绝对杜绝暴力或者诉诸谩骂。“如有人表达自己观点时，龂龂争辩，态度过分激烈，他将受到流放或者奴役的处分”。另一名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在首次出版于1623年的《太阳城》中也曾经写道，在理想国度“太阳城”中，“图像”作为一种用于公民教育的媒介大量出现，城中专门司职教育的首领命令在内外城墙的里里外外和上上下下都挂上美丽的图表。由于太阳城的结构近似于一个同心圆，这些刻在城墙上的图表能为所有公民所见。康帕内拉认为，太阳城的科学文化十分繁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这个城市的制度本身和墙壁上的图画用直观的方法向聚精会神地观看壁画的人们灌输一切科学”。在这里，康帕内拉的话可以解读为一种隐喻：相较于拥有较高认知门槛的文字，图像的直观性对于科普基本的常识其实具有更大的优势，对一种几乎无门槛的知识传播媒介的重视直接暗示着一种对知识的公共属性的认可。

《乌托邦》托马斯·莫尔著，商务印书馆 1982年2月

然而，早期乌托邦作家们身处的时代现实却与他们笔下勾勒的乌托邦是截然相反的景象。柏拉图的《理想国》写作于战败的阴影下，彼时，他所在的阿提卡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毁于一旦。而在莫尔、康帕内拉写作的16—17世纪，封建势力依然强劲，资本主义也在西方开始了萌芽，私有制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已经开始给这些作家们的心灵带来震动。无怪乎莫尔在《乌托邦》中大肆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在乌托邦，拥有私有财产是一件不正当的事情。于是在乌托邦人的公共厅馆和私人住宅，粪桶溺盆之类的用具都是由金银铸成，他们也用金银做成锁链戴在囚犯身上。可以说，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充满着冲突与不和谐。现实景象与乌托邦构想之间的落差，让我们窥见人类想象乌托邦一个重要的心理动因——通过想象来逃避令人痛苦的现实，并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正如20世纪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言：“乌托邦是人的本性所深刻固有的，甚至是没有不行的。被周围的世界的恶所伤害的人，有着想象、倡导社会生活的一种完善和和谐的制度的需要”。

这种逃避现实的乌托邦想象的确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的。芒福德对乌托邦故事的梳理局限于西方世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同样不乏此类故事。在日本学者武田雅哉看来，晚清至民国诞生的中国早期科幻小说中，就存在大量乌托邦的故事情节。例如，维新变法的主将康有为曾在1913年至1919年间连续刊登作品《大同书》 ，其中就写道：“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诸星之生物耶，莽不与接，杳冥为期。吾与仁之，远无所施”，表达了一种“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情结。维新变法的另一员大将梁启超也曾于1902年作《新中国未来记》，畅想“维新五十年大典”，彼时在上海开设了“大博览会”，该博览会：“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蔡元培也在1904年写下《新年梦》，在他梦中的这个新世界，人们没有姓名，用编号称呼，没有夫妻的名目，男女两人只要合意，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公园里定亲。法院和法律不再需要了，同时，整个地球由纵横交错的铁道覆盖，语言已经统一，科技发达到连气候也凭借科学的力量可以自由控制。

在彼时中国内忧外困的时局背景下，这些“大同世界”确实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寄托情怀，同时暂时逃避现实忧思的世外桃源。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莫过于1906年由科学会社发行的小说《冰山雪海》。小说中，地球经历了全面的寒潮，连温暖的福建都得日日烤着火炉，主人公们在极寒中感叹世道艰难、社会充斥着不平等，希望出海寻找新天地，一行人在冰山雪海中开道，终于在2399年9月9日于南极建造了一个“理想国”。而时隔9年以后，居住在美洲大陆的犹太人和非洲人也乘船朝南方寻找新的土地，由于同样受到冰山雪海的阻挡，快要饿死时被中国人救到理想国中，他们发觉此时的理想国已是“大同社会”，此后，南纬50度以北完全冰封，人们从地球上各地聚集过来，房屋达到了50万户，其中9成是中国人。联系中国当时的处境，这番颇带有强烈民族情结的乌托邦叙述就十分耐人寻味。

《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武田雅哉林久之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2

“法郎吉”，民族国家和“雷荷波”：

乌托邦的规划性迷思

芒福德认为：“理念世界的作用之一，就是逃避或补偿。它旨在帮助人们尽快摆脱命中的困境或挫折。其另一作用，则是为我们将来的释放创造条件”。据此，他认为存在两类作用不同的乌托邦，一种是前文提及的“世外桃源”式的“逃避式乌托邦”（utopias of escape），另一类则被他称作“重建式乌托邦”（utopias of reconstruction）。“逃避式乌托邦”具有更多的空想性，芒福德评价其“从不考虑任何现实条件的限制，是一系列模糊、杂乱、缺乏逻辑连贯性的图像，这些图像既会让我们激动不已，也会让我们如履薄冰”。相较之下，“重建式乌托邦”则将空想者引向外部的现实世界，这类乌托邦不仅是从宏观上构想世界，而且还切实地考虑了这个世界的设计细节，仿佛在模拟一幅社会建设的蓝图，随时等待被付诸实践。

芒福德曾对康帕内拉同时代的乌托邦作者安德里亚给予高度的评价，在《基督城》一书中，安德里亚为他的乌托邦做了极为精细的城市规划。从产业角度来看，基督城分为三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农业区，第二区域是磨坊、面包坊和肉店，以及所有通过机械而非火来生产的作坊。第三部分是冶金行业、玻璃、砖瓦、陶器等需要连续烧火的行业——这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最佳的行业构成，轻重工业层次分明。同时，基督城的学校作为一个微型共和国在运行，在这里男孩女孩平等接受教育，实行自我管理，老师则从全体公民中精心挑选出来。芒福德认为这种模式已经切实出现在了他生活时代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山区的一所暑期学校中。与罗伯特·欧文并列为欧洲“三大空想主义者”的傅立叶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设计出一种名为“法郎吉”的公社组织，在这种公社中，人们能够“一日五餐吃到美味佳肴，哪怕是最贫穷的人，也能够从十二种汤、十二种露珠和葡萄酒，以及十二种肉和蔬菜的调味品中来选择”。而在1841年，一群超验主义者就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创办了类似的一个公社，在这个颇似欧文的工厂实验的项目中，所有的居民需要完成300天的集体劳动，同时享受免费的教育和食宿，吸引了无数达官贵人和乌托邦作家的到访。

随着时间的推移，乌托邦作家们已经开始努力让理想中的国度“照进现实”，并不满足于仅仅让其作为一座太平洋上的虚构小岛而存在，而是事无巨细地安排起社会生活的细节。“重建式乌托邦”反映了人类乌托邦观念的进一步成熟，也呈现出乌托邦观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对“规划性”的迷恋。例如，从古到今的各类乌托邦作品中，都体现出对社会生活中各类“等级”的严格划分，柏拉图对于治国者、卫国者、平民的划分是典型的一例。这种划分同样体现在科幻作家乔治·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中，在“现代乌托邦”中，居民被分为四类：动力型、生力型、基础型、沉闷型。动力型是社会中的活跃元素，包括管理者、企业家和杰出的行政管理者。生力型则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创造性人才，基础型和沉闷型则对应着罪犯、酒鬼等社会底层人士。而在对不同等级的属性进行严苛界定的基础上，威尔斯笔下的这个乌托邦还注册了每个居民的信息，其中包括名字、序号、指纹、居住地变更信息和生活变更信息等，统一都归档到一个庞大的中央档案室中。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乌托邦思想对“越轨”的担忧和对秩序的追求。

《想得很美：乌托邦的细节设计》马少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年4月

值得一提的是，乌托邦观念在人类思想历史中存在十分广泛，它远远不止以这些著名思想家笔下的作品中的面貌出现。芒福德在书中颇具洞见地指出，“民族国家”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存在历史悠久的乌托邦观念，只是在很多时候它被人们视作自然之物。“民族主义乌托邦不承认自然区域和自然族群，而是沿着土地测量员划定的边界圈起所谓的国家领土，迫使该领土内所有的居民都成为一个单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中的一员。”而民族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身所实施的手段，恰恰反映出乌托邦对“规划性”的极致追求。芒福德指出，民族国家最主要的工具是它的“超级都市”，而都市中最重要的要素并不是地理条件而是其人文景观。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纸张”来完成所有生活和交流的。“对纸张虔诚的关注，是都市居民毕生的事业，日报是人们与生活打交道的工具，小说杂志和画报是他们逃避生活的途径，有了胶片，才有了不需要真人便可上演的舞台。都市居民不必游历世界，因为世界就在他们面前经过，只不过是在纸上。都市居民也已经习惯了从纸张里得来情感体验。”都市中的人类交往是非直接、中介化的，这使得民族国家利用媒介在人们脑海中“制造现实”成为可能。芒福德的这段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民族主义起源与散布机制的论述，在安德森看来，“民族”是现代印刷技术普及之后，在报刊等现代媒介的影响下于人们脑海中形成的“想象共同体”。通过宣传机制，民族主义乌托邦可以让所有的居民培养起相似的品味，“在刚开始的时候，民族主义与乌托邦的居民可能千差万别，但最终会逐渐变得像电线杆一样，完全没有了差异”。作为一种典型的“乌托邦”，“民族国家”不仅作为观念显露出明显的“规划性”，同时它也实实在在体现在了各类民族国家的建设实践中。

乌托邦对“规划性”的极致追求必须以一定的技术作为依托，这似乎可以部分解释科学技术与乌托邦观念长久以来的纠缠。从边沁论述的圆形监狱，到贝拉米笔下的齿轮世界、布罗茨基的戏剧《大理石像》，在各类乌托邦的故事中，科学技术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说这些乌托邦诞生的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刚刚起步，那么在高新科技层出不穷的当下，依托于技术的乌托邦想象不但并未退潮、反倒愈发繁盛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刚刚完结的硬科幻美剧《西部世界》第三季中，一台名为“雷荷波”（Rehoboam）的全能机器规划了未来社会每一个人的未来，机器的制造者Serec希望借助这台机器消除因为人类的不完美而导致的混乱，建立一个真正理想的社会。“雷荷波”堪称乌托邦观念对“规划性”追求的极致，而引人深思的是，这个全能机器的剧情设定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对乌托邦观念的内在反思。在剧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被“雷荷波”的剧本牢牢限制，而将这一局面打破的恰恰是从西部世界园区中觉醒的人工智能——一种在剧情设定中超越了单纯的机器和单纯的人类的全新物种。觉醒的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特殊的镜像，在某种程度上反射出人类这个物种的发展从本性上或许“可以被规划”这一事实，追求“规划性”的乌托邦情结也许从来都是人类自身的一部分。

《西部世界》第三季规划人类社会的“雷荷波”

然而，乌托邦的“规划性”迷思也同样是这一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持久地遭到批判的重要原因。虽然“雷荷波”本身被用于建造一座乌托邦，但《西部世界》第三季的故事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乌托邦”寓言——“雷荷波”为人类规划未来的幻梦被击碎，世界重新进入Serec所担心的无序之中。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正是集中表达了这种对乌托邦想象的质疑和不信任，《1984》中无处不在的“老大哥”，《美丽新世界》中服用后会产生快乐幻觉的药丸“梭麻”，不仅直接指向乌托邦的虚幻，同时还指向乌托邦的“规划性”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关联。与乌托邦的规划性相似，极权主义同样是试图将整个社会动员为一架庞大的机器，哲学家傅拉瑟就曾经将极权主义的重要符号“奥斯维辛”视作一种“装置”的隐喻。拉塞尔·雅各比也在《不完美的图像》一书中指出，包括以赛亚·伯林、汉娜·阿伦特等著名的思想家，都曾对乌托邦思想与极权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进行猛烈的抨击。在这些反乌托邦思想家眼中，依托于科学技术的乌托邦绝非美好的世外桃源，而只会自动走向崩溃，或是带给人类更糟糕的未来。

反乌托邦者们对乌托邦的“规划性”迷思提出了尖刻而重要的批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此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乌托邦主义是“历史主义”的，持有这种思维的人倾向于用“一种明确的计划和蓝图重新塑造整个社会”。而与之相对的另一种他所提倡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可以进行整体来规划，而只能在“小调整和再调整”中慢慢修补前进。在不断勾勒社会理想蓝图细节的过程中，乌托邦的观念多少忽视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个体的人的能动力量。独属于个体人的一体两面的不稳定性与创造性，极大影响着历史的走势，也最终为许多企图实现乌托邦的实践吹响丧钟。恰如芒福德评价，乌托邦主义者似乎都有一种“恋物癖”，把制度视为“与人类完全无关的外在形式”，而“每一场社会运动的理论背景与具体实施方案之间，其实都隔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人类”。乌托邦观念在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也慢慢让自己陷入一个诡异的悖论——越是用事无巨细的规划去贴合真实历史发展的规律，越是带来背离历史发展规律的悲剧。这个过程仿佛也一次次印证，用架空真实人性的方式去引导人类，与缘木求鱼无异。

《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拉塞尔·雅各比著，新星出版社 2007年6月

3

是虚幻的空中楼阁也是必要的未来蓝图：

乌托邦的两副面孔

逃避式的乌托邦过于虚幻，重建式的乌托邦体现出的规划性迷思也仿佛一座没有历史根基的空中楼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全盘抛弃乌托邦。正如芒福德对他描述的乌托邦故事的概括性评论：“如果没有其他时代的乌托邦，人类可能依然赤身裸体，悲惨地生活在洞穴中。最先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座人类城市的是乌托邦人”。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乌托邦的观念，这并不仅是因为人类因其本性总有想象乌托邦的动力，也是因为乌托邦观念对于人类的未来，依然是一张必要的蓝图。

人类历史上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其实都脱胎于乌托邦的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重要来源之一恰恰就是如今被人们视作荒诞不经的空想社会主义家们的作品。而由对乌托邦观念的反思而诞生的反乌托邦观念，也时刻为人类的未来敲响着警钟。如果说《美丽新世界》在赫胥黎写作的1931年看上去还只是危言耸听的末世科幻寓言，那么到了1958年，赫胥黎发现自己的担忧已经逐一成为现实，于是他不无沉重地又写下了《重返美丽新世界》一书。书中赫胥黎认为，现代社会已经开始采用美丽新世界那种并非通过强制和惩罚，而是通过奖赏和激励的方式来对人实行全面的控制。大众传媒成为了现实版的快乐药丸，供给充分乃至过剩的感官电影、“离心球”、“咬兮炮兮”吟诵会让人民沉浸其中，完全卸下了对世界的责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大部分民众耗费了大量时间，却并没有生活在当下，而是生活于他处，流连于运动、肥皂剧、神学、玄妙的幻想组成的不疼不痒的世界，他们很难抵抗那些试图操纵和控制社会的人对他们的侵犯”。从《美丽新世界》到《重返美丽新世界》，赫胥黎的两次写作让我们窥见了反乌托邦思想独特而超前的批判力。

如果人们的目的是希望真正把乌托邦的想象付诸实践，这样的想法多半会如前文所述落得一场空。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马少华在随笔集《想得很美：乌托邦的细节设计》一书中所言，乌托邦遵循的是“应然”的逻辑而不是“实然”的逻辑。可如果让乌托邦的力量仅仅局限于想象的领域，这种“应然”的逻辑在应对当下的许多问题时却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当前全球社会面临的严峻环境危机。在一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时代，应对环境危机的一大挑战其实来自于消费主义。如果秉持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思路，人类很难摆脱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与便利的诱惑，真正反思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想得很美：乌托邦的细节设计》中就写道，现实主义的发展思路有助于经济社会的繁荣，但却没有办法让人们从这种繁荣中反思自己的行为，节制自己的欲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这种繁荣恰恰与对环境问题的习惯性“不反思”相互支撑。此时，一种看上去不那么“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式理想主义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动森”式的乌托邦架空了现实的逻辑，同样也因此隔绝了已经在生活中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原则，让人们得以重新想象另一种生活的逻辑与可能。

《重返美丽新世界》阿道司·赫胥黎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年4月

科幻作家刘慈欣曾经在探讨“科幻中的科学硬伤”时提及，科学硬伤对于科幻来说未必是一件十分致命的事情，相反有时“硬伤就是科幻本身”。在他视为“最高级的一类科幻小说”中，小说家往往会构建一个完全超越宇宙规律的新世界，比如改变万有引力与距离的关系等。这类小说几乎无法做到完全尊重科学事实，但也恰恰成为了人们想象力的巅峰，让人们能够跳出既有的全部思维框架，去考察“宇宙带伤运行时可以是什么样子”，彰显了科幻独有的价值。乌托邦观念作为一种对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的畅想固然有其脱离现实、矫枉过正的一面，但这种“矫枉过正”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许同样是一种“珍贵的硬伤”。

由此可见，乌托邦的观念几乎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历程，它本身的确有着值得我们警惕的“空中楼阁”的一面，但它同样也有着帮助人类反思前进方向的“未来蓝图”的面孔。如果人类注定与乌托邦的观念相伴前进，那么比起对其进行狂热的追捧或是彻底的批判，更重要的是理性而全面地看待它。

本文为独家原创稿件。撰文：刘亚光；编辑：走走；校对：何燕。未经新京报书评周刊授权禁止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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