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要逆全球化，中国却敞开大门和小弟们“喝酒吃肉” | 品牌新事

文 / 赵莎莎

2020年是命途多舛的一年，疫情还在全球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在这个背景下，最近两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希望能让中国经济在危机中找到生机，打开新局面。

连续履职18年的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在两会期间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全球化没有“暂停键”》的署名文章，表达了自己对全球化的看法。

二战以来，推动全球化发展最积极的美国，近两年突然“反水”，开始走上了“逆全球化”的道路，经常一言不合就“退群”，动不动就对贸易伙伴加税施压，对中国一直也没给好脸色，不是加关税就是限制高科技输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美双方的关系更是如履薄冰，经济、技术和人文交流的“脱钩”势头加大。

于是大家不禁想问，美国的态度为何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全球化有可能被按下“暂停键”吗？

传统全球化：剥削和被剥削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安德烈·弗兰克、萨米尔·阿明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依附理论”，他们认为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发达国家因为拥有资本、技术、人才等优势，往往是世界的“中心”。

而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过度依赖外部投资，于是就成了世界经济的“边缘”。它们依附于发达国家，用低廉的价格，为发达国家提供粮食和原材料，而发达国家凭借着完整的工业体系，高价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汽车、电视、精密仪器和电子工业产品等。

于是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慢慢变得像“东非大裂谷”的裂缝那么大。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96年以后，发达国家的人口占到了全世界的20%左右，但国民生产总值占到全球的86%，出口额占到全球的82%。而发展中国家占了全球人口的75%，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出口额上仅占14%和18%。

此外，有近2/3的国家表示没从全球化中捞到半点好处，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则陷入了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人均日收入不足2美元，在中国只够买3两肉。

而美国无疑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第一个是规则制定权。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创立了贸易、国际经济和金融体制，并掌控着国际经贸规则的创设权和修订权。有了这样的权利之后，美国几乎不可能吃亏。

第二个好处是全球化给美国跨国企业带来巨额利润。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企业的海外盈利达到9563亿美元，是国内盈利的1.8倍。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美国企业占到了1/3。美国的百万富翁数量则占到了全世界的40%。

第三个好处是美国在服务贸易上遥遥领先，中国与美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在10年间增长了30多倍。而在货物贸易额上，中国、美国则是轮流坐老大的位子。

所以美国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如果德意志帝国首任宰相俾斯麦能活到20世纪，那么他一定会再次说出那句酸溜溜的名言：上帝眷顾着傻瓜、酒鬼和美国人。

英国从“日不落”到“日落”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对“依附理论”进行了完善，他们认为全球化同时具有聚合效应和扩散效应。聚合效应就像前文说的那样，会让发展中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

而扩散效应指的是当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后，会出现成本日益变高，市场日渐趋于饱和的问题。于是，资本与产业就会溢出，哪里成本低，哪里的市场大，它们就去哪里。而这个地方往往是边缘地带。

于是边缘地带就可能翻身做主人，建立一个新的中心，而原来的中心国家可能会因为资本和产业外溢，慢慢变成边缘国家。

比如19世纪的英国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为了保持自身的优势，它对各类技术的出口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限制。而美国一直勤勤恳恳地挖英国的墙脚。

美国制造工业之父塞缪尔·斯莱特，原先是英国的小工匠，在美国的重金聘请下，偷偷把英国最先进的纺纱技术带到了美国，拉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序幕，让美国迅速实现赶超。所以直到今天，塞缪尔·斯莱特一直是英国人眼里最大的叛国贼。

此外，资本的流失也是英国走向边缘化的一个原因。在1870年—1913年，英国每年会将一半以上的存款投资到其他国家，这虽然给英国带来了丰厚的投资收益，但是却不利于本国的工业化发展。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渐渐走到了边缘。而美国则靠着全球资本和技术的转移，从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变成以工业为主的社会，在20世纪站到了世界体系的中心。

上帝不会一直偏爱美国

最近几年，美国发现自己遇到了跟当年英国一样的尴尬处境。

上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制造业成本越来越高，市场慢慢趋于饱和，于是美国的对外投资开始加速，把产业移到了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

李东生在署名文章中写到，中国的崛起大概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外资企业大量涌入中国，带来了资本和技术，也带来了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中国也因此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熬过了最辛苦的第一阶段，我们迎来了第二阶段。中国企业开始逐步取代外资企业，并向中高端产业扩展，产品出口持续增长，中国企业开始走向世界。

现在我们到了第三阶段，中国制造在全球竞争中形成了显著的比较优势。同时，国家也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从鼓励出口变为进出口平衡，从输出产品变为输出工业能力，在全球布局供应链体系。

吴晓波老师也很认同李东生的观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恰好赶上了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和信息化革命的头班车，而这两班车恰好是全球化的引擎。

与此同时，美国则慢慢出现了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经济开始走下坡路。根据数据统计，从2007年到2016年，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仅2.8%，此外美国占全球经济的总量也一路下滑，从上世纪50年代的40%，下滑到了20%。

眼看着被中国追上，美国开始变得焦虑，难道自己也要走上英国的老路，失去世界中心的地位了吗？于是最近几年美国趁着自己还年富力强，开始搞逆全球化，呼唤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撤回美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但是在历史上，全球化是一个从未停滞的历史进程，很难因为个别国家和少数政客的干扰而逆转。李东生认为：美国蓄意阻碍经济全球化，是开历史倒车，损害世界经济的非理性行为。

这个从经济数据上可见一斑。根据《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20》报告，这轮中美贸易争端，导致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降到了2.3%，创下10年来最低水平。美国自己的经济增速也出现了下降，可谓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中国牵头全球化，不要剥削要共赢

面对美国的不作为，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中国当作维护全球化的支柱性力量。中国政府也反复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在这个背景下，李东生提出了前瞻性的建议：

经济全球化是由市场力量驱动的，各方参与主体要互利多赢，才能长久合作下去。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需要制定自己的“全球化2.0战略”。
最重要的有两点，一个是中国要从世界工厂，变为到全世界建立工厂，布局更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第二是中国不但要向全世界输出产品，也会向全世界购买产品，给其他国家的居民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价值。

换句话说，“全球化2.0战略”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双向依附，共商共赢的关系，它不再像原来的全球化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2014年到2019年，我国与沿线国家建立了深刻的贸易友谊，中国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累计为它们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岗位。

2019年，中国对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到了9.27万亿元，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同时在投资上也有密切的合作，2019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达到150亿美元，沿线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额达到84亿美元。

换句话说，有肉一起吃，有酒一起喝，才能做一辈子的好兄弟。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企业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融入全球化。以TCL为例，在2004年并购重组了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阿尔卡特手机业务。2005年TCL的海外业务收入首次超越国内。

TCL海外工厂

目前TCL在墨西哥、波兰、印度、越南、巴西等国家建立了多个海外工厂，产品销售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销售收入占比达到50%，同时也为当地人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成了当地税收的贡献大户。

从吴晓波老师研究企业20多年的经验看，TCL已经成为了制造业全球化最激进的实验者之一。李东生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思考，代表了中国企业家的立场和决心。从本质而言，全球化是生产要素配置的自然选择，也是中国企业家从参与到定义市场秩序的全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