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玻璃、玻璃、玻璃 | 第一人称

明亮，闭塞，脆弱，凶险。这是玻璃的世界，也是我们的生活。

玻璃、玻璃、玻璃、玻璃

文：李婷婷

一

玻璃窗

去年 6 月，我去深圳处理户籍的事儿，12 日晚上，深圳大雨，飞机延误，我到我哥家已是凌晨 4 点。第二天，就在我还昏睡的早上 9 点，一百米外的隔壁小区，一家水果店门口，一扇从天而降的玻璃窗砸中一个路过的 5 岁男孩。水果店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全程：店门口人来人往，一对年轻母子走近，妈妈一手撑伞一手牵着儿子，男孩穿浅粉色短袖，他松开妈妈的手， 百无聊赖地甩动起两只胳膊——嗙！——一扇从 20 层掉落的 玻璃窗把男孩和他妈妈手中的雨伞一块砸倒在地，窗框变形，玻璃渣子飞溅。

那个 5 岁男孩抢救了三天后去世了。他们一家来自福建莆田，在华强北电子市场有一个档口，住在全是 7 层小楼的城中村，和事发小区只隔了一条马路，那天他们仅仅只是路过那栋得把头抬到 180°才能看清全貌的 35 层高楼。五个月后，我再次来了深圳，这次是作为一个记者出差，关于高空坠物这个事情。与其说我想弄明白城市里的危险，不如说我想知道我哥家附近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了两年多记者，我一直在试图看清别人家的事，这次，事情就发生在眼前。

我到我哥家住了 20 天。这是我第二次住进这个家，上回也就是 6 月那次，我只住了三天，连哪一层都记不清。我哥长我两岁，今年二十七，在深圳待了五年，开淘宝店，卖手机壳，挣到了第一桶金，把我爸妈从潮汕老家接到了身边。（多亏他早早结婚，有两个孩子，够我爸妈忙活，我才毫无负担地待在北京。）

家在 17 楼。一进电梯，门合上，“杀人凶手”四个黑字陡然出现。那是一张宣传海报上标语的最后四个字，下面画了一颗巨大的、系着红色蝴蝶结的鸡蛋，底下配的那段小字我每回坐电梯都会默默再读一遍，它就像一把枪抵在了我的脑袋上：一个 30 克的鸡蛋，从4楼抛下就能在头上砸出一个肿包，从 8 楼抛下就能砸得人头破血流，从 18 楼抛下就可以砸破行人的头骨，从 25 楼抛下就能使人当场死亡。

我哥曾在掉下玻璃窗的小区住过半年，后来搬走的原因是租金涨了。小区叫御景华城，2005 年建成，是华强北区域少有的拥有空中花园的小区——尽管那只是在三楼一块空地上栽几棵椰子树，摆上石桌椅和儿童滑梯。在周围两个城中村的拥簇下，御景华城像一座高耸的城堡，七栋 35 层的高楼挨在一起，围成一个小半圆，几百米外就是深圳河，河对岸就是香港。物业的数据是，小区里住了 3576 户，大约有 15000 人。我哥住过的那栋楼最密集，600 户，上下班高峰时，四部电梯要等几趟才能挤进去。一位房产中介说，小区有一半是租户，大部分都在华强北电子市场工作，他说最夸张的一户在一居室里住了 5 个人，飘窗也当床睡。

事发前一个月，御景华城已经掉过一扇玻璃窗，有人装空调时疏忽了，所幸没伤到人。6 月那扇致命的玻璃窗则原因不详，物业不肯多说，我只知道最终的赔偿是玻璃窗所在户的业主和租户来承担——物业想以此说明，玻璃窗掉落和建筑质量没关系。三个月后，御景华城装上了 26 个高空摄像头，它们确实发挥了作用，在三个月内拍到了至少 10 起高空坠物——掉落的东西各式各样，玩具、洗澡盆、晾衣杆、小桌板，以及一根铝合金窗帘槽架——因为没有伤到人，物业只上门进行了批评教育。但高空摄像头有盲区，比如，它们在 10 月就没有拍到 5 只不同时段坠亡在一楼和四楼平台的猫，猫的尸体就躺在楼与楼之间狭窄的楼井处。

我试着去采访，但是收获不大。一位在华强北卖保险的张先生声称自己在御景华城拥有 6 套房——小区里都是 30 多平到 80 多平之间的小户型，均价是 6 万多一平米，几套房算下来至少也有几千万——他并不是特别关心高空坠物，甚至是听我说才知道小区上个月掉过 5 只猫。受访居民的反应最多就是路过那家水果店时躲在只有一米多宽的屋檐下走。

我妈曾是那家水果店的老顾客。有一回她跟我去御景华城，刚好从两栋楼之间的侧门出来，突然，她身体条件反射似的“弹”了出去——门口正是那家水果店。好像那是个不祥之地。除此之外，我妈还是照常去御景华城的空中花园遛弯（我 4 岁的侄子也在御景华城的幼儿园上学），她依然觉得我哥要是把房买在御景华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深圳繁华地段，还带空中花园，往北一公里是华强北电子市场，往南几百米就是深圳河，河对岸是香港的蚝壳围湿地，在深圳的城市规划里，这片区域未来属于深港科技创新特别区。

二

玻璃柜台

那几天我就跟我哥去华强北电子市场拿货。整个市场有 203 个足球场那么大，一条两公里长的步行街纵贯其中，步行街上都是气派的玻璃大楼，向导栏上写着：中国电子第一街。市场的边缘则是毛细血管一般的街巷和低矮的小楼，那才是我哥拿货的地方。我第一次去市场是随我哥去买一台平板电脑。我们直接绕进市场的边缘，穿过刚拿完货拎着黑色塑料袋的人群，踏上一栋小楼的室外铁架楼梯，楼梯生了锈。推开门是一个明亮至极的世界，白花花的日光灯镶满了整栋楼，每一层楼被划分成无数个方块，全是小则一两平米、大则一二十平米的档口，档口摆满玻璃柜台，柜台边缘嵌着细细的灯带。我紧跟在我哥后头，快步穿行在迷宫一样的档口之中，路很窄，人很多，我感到发晕。

我哥准确地找到了那家最便宜但看起来最寒酸的档口——难以称之为一个店面，仅仅是一个玻璃柜台，柜上只有一台计算器和几张报价表，几个“柜员”满不在乎地看着你。我哥看了眼报价表，报型号，转账，5 分钟后，货到走人。他的经验是，电子产品卖得好的档口从不摆货，以防查货的人突袭。一家卖盗版耳机的档口就在一次清查中倒闭了，紧闭的铁门上贴着八个字：恭喜发财，财源广进。我在市场打听过被玻璃窗砸中的那家人，没人记得，有人说他们一家已经离开深圳。

我后来在一家不到十平米的手机膜档口待过一下午。门口摆了一个玻璃柜台，以致门窄到得侧着身才能挤进去。老板是我哥的朋友，一对年轻的姐妹。她们还有 4 个兄弟姐妹，在其他档口给别人打工。因为我的到来，姐姐特地从一平方米的桌子底下掏出功夫茶具泡茶招待我。妹妹比我小一岁，二十四，也结婚了。她们对我很好奇。

妹妹问，北京租房肯定很贵吧。

我答，跟深圳差不多。

姐姐问，读过大学肯定好找工作吧。

我答，也不是那么好找。

我们三人一起包装手机膜。整整八个小时，我的手一直在裸膜、酒精包、擦拭纸、纸壳之间重复移动，无论从哪个角度往外看，都是刺亮的灯光和堆叠的货物，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成了这个不分昼夜的十平米档口的一部分。我们包装了几万张手机膜，其中最便宜的只要几毛钱。姐姐的丈夫看不上这种挣几毛钱的活儿，他在市场做散单，什么好卖就批发什么。最近他收到一份起诉书，他在网上倒卖的充电宝被诉外观侵权，索赔 10 万。他赶紧找我哥想办法。那款充电宝他只卖出过一单，而起诉方正是买家。

我哥确实拥有丰富的经验。但他只能给出这样的建议：和起诉方协商，把赔偿款降下来。他自己也吃过亏，后来自己设计手机壳图案，再找工厂开模生产。但这样就得囤货，风险更大，几十万既能一次赚进来，也能一次赔干净。看起来我哥什么都经历过。他就是那种典型潮汕人，白手起家，中学时从淘宝批发驱蚊贴卖给同学，大学读市场营销，毕业前就开了淘宝店。他的办公室先是广州一间跟朋友借来的十几平米房间，后来搬进过华强北电子市场最标志性的 79 层高楼赛格大厦。

生意变淡以后，我哥搬离了月租金 2 万、位于赛格大厦第 57 层的办公室，在家对面另租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商住房。屋里有五台电脑，四个员工，他们当客服，也打包发货。那些一串串挂满货架、五颜六色的手机壳散发出一股塑胶味，我下意识捂住鼻子，怀疑整个屋子里就我一个人还闻得到。每天下午，我哥一个人骑着电动滑板车上市场拿货，几个装满货的黑色塑料袋吊在只有一根杆的车头上，因为严重超载，车头很难拐弯。有一次过马路，车子翻倒，手机壳掉得一地都是，赶在红灯亮起来之前，我哥狼狈地捡完了。

三

玻璃城里玻璃箱

在高楼林立的华强北，我见过一个最吃惊的场面：在深圳三条主干道之一的滨河大道边上，有一个“伯公”庙（土地爷在潮汕的称呼），和御景华城小区隔路相望。它原本只是一个露天的“小档口”，现在却拥有一大片蓝色铁皮屋顶。逢初一十五，晚上 11 点，伯公庙还香火不断，人多到溢上马路，甚至需要排队限流。庙口站着穿红背心的志愿者，一抬手，人就乌泱泱地涌进去。近一百平米的庙里，大红方桌连绵一片，桌上堆满了贡品和金银纸钱，墙上写着：伯公保佑。

我哥家正对着滨河大道。像一条车声涛涛昼夜不息的大河，我躺在床上一闭眼，满脑子就回荡着喇叭声。尤其是那些八个轮子的大卡车载着沙子没完没了地跑，车轮摩擦柏油路面时发出那种摩托车一直启动不了的尖利声。半夜 1 点半理应是一天中最安宁的时刻，高架桥下的卡车却停成长队，听着像在“哐哐”卸货。我刚住进来时，白天得戴耳机，晚上得塞耳塞，而我的家人像听不到这些噪音似的，从不觉得吵，睡觉还敢开窗。我妈说，有一回她去杭州玩，在一条安静的马路上走，听不到任何车声，她突然就感到一阵恐慌。

那 20 天的生活让我意识到，我的家人就生活在嘈乱之中。大家的作息也很怪，白天睡到中午才去上班，家里电视则不停歇地播着两个侄子最爱的《小猪佩奇》，晚上下班就开始打游戏，看电视剧，吃宵夜，最多的时候一台电视两台平板电脑都在外放，经常要闹到夜里 3 点，而我妈坚持要等全家人洗完澡、 熄灯躺上床，她才去睡觉。

这种作息直到今年，因为疫情才改变。这段时间，我们一家八口不得不困在深圳家里，每天夜里 1 点家里地板还在蹦跶——两个不能出门玩的侄子有发泄不完的精力，一直在争宠抢玩具。窗外的滨河大道第一次没了声响，我终于体会到我妈说的那种恐慌，那是一种只听得到自己却感受不到其他人的无声的恐慌。很快，就像适应了噪杂一样，我们适应了停滞， 从早到晚就坐在客厅里看手机，那看起来就跟我坐在手机膜档口里搞包装一样，凝固了。

每天我家只剩一个盼头：今天在网上能抢购到什么食材？芥蓝有吗？有活鱼吗？排骨几钱？家人嘴刁，什么都要新鲜的，坚持当天买菜当天做，有次做饭少了一把蒜，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我爸不顾家人反对，立即下楼跑超市买，整个超市就他一个顾客。

在我认识的人里我哥是第一个开跑车的。他说自己白天是拿货小弟，晚上就变跑车大款。他原本就有一辆蓝色奔驰，某一天突然又冒出一辆二手的蓝色保时捷，后来生意上资金周转困难就卖了，去年他又全款买了一辆最新款的白色捷豹。工作以后，我和我哥好像就是两个世界的人。除了家长里短，我们关心的事难有交集。他挣到了钱，但也胖了 20 斤，大腹便便，脖子和下巴分不太清。他变得暴躁，脾气一急就会大吼，经常在家宣示自己的独立性：“我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我和我哥唯一的共同点是都迫切地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过完年没多久，我很快就一个人回北京了。临走前几天还跟我妈吵了一架。2 月初下雪那天，我买了十天的食材，它们重到我没法一口气扛过小区大门到家门口那两百米的距离。我每天就坐在位于 4 楼的房间窗户前，不同于我哥在 17 楼的家窗外的高楼、高架桥，我的窗外有三棵树，其中一棵泡桐树到春天就会开出满树淡紫色的花，但初春树上只有光秃秃的枝干，雪压在树枝上，化了，风刮来，枝条就晃动一下，时间如此缓慢，枝桠始终冒不出绿芽。

关于我哥，还有一件事必须交代。他挣大钱，开跑车，但他不止一次说，40 岁退休以后要去云南买块地开个农场。且不说他 40 岁能不能退休，以及他至今一次云南也没去过，开农场这事听起来就挺不靠谱的，在我妈看来更是城市向农村的倒退，她认为我哥在胡言乱语。

不过，如果你走进过位于滨河大道边上那套装满手机壳的办公室的其中一个房间，大概就能明白我哥的说法还有一点可信。

我仔细数过，那间大概十平米的房间里藏了整整八十几只蜥蜴。去年 6 月我第一次走进那间房间时还很胆怯。和那堆毫无生机的手机壳不同，你能隐隐听到这些四脚生物正在啪嗒啪嗒地走动。最温顺的那只松果蜥（背部纹路像松果球）一听到浇水声就会缓缓踩着木屑，“沙沙”地移动到水碗边，伸出墨蓝色的舌头，一点一点地舔水喝。它们通过声音和气味辨认事物，只要有人走进房间，一群只有手掌大小的小蜥蜴就会剧烈撞击饲养箱，脚掌在光滑的箱壁上不停摩擦。它们的胆子可能比我还小，有一只半截胳膊那么长的蜥蜴被我哥拿出来展示给我看时，就慌张得吓尿了。

整个房间被切割成若干个小方块，每只蜥蜴都有自己的空间（部分是两只一起住）。它们按年龄来分配“住所”，不满 1 岁的住在鞋盒大小的塑料盒子里，二十个盒子堆成一排，超过 1 岁的蜥蜴能住更大的塑料盒子，最年长的十几只则住在大而透亮的玻璃箱子里。我哥是个细致的饲养员，他每天都会查看每个盒子的温度、湿度，蜥蜴饿了就喂牛肉湿粮配生菜叶（还得切成指甲盖大小），蜥蜴感冒了就用针管喂药，严重的还要用雾化机做个雾化（这专业程度让在医院做过雾化的本鼻炎患者相当惊叹），就连蜥蜴胖了还是瘦了他都有记录——7 月11日，275g；8 月 11 日，293g。

仅凭一点就能说明我哥对蜥蜴的热情——他从来没搞混过这八十几只看起来大同小异的蜥蜴，尤其是那些看起来颜色、纹路都一模一样的黑乎乎的蜥蜴，他都能准确无误地把它们送回各自的窝。我哥从小就爱养动物，猫、狗、蚕、兔子、松鼠、乌龟、鹦鹉、青蛙、小娃娃鱼、六角恐龙鱼、美西钝口螈…… 这些他都养过。工作以后他养过一只叫“腻腻”的阿拉斯加雪橇犬，黑白毛，站起来比人还高。那时我哥住在深圳机场附近，每天下班后，他都要和“机场遛狗大队”的朋友们一块遛狗。有了小孩后，狗被迫送给朋友，听说它走丢后，我哥声称不再养狗。他时不时还会在朋友圈发腻腻的照片，希望它仍快乐地活在世上。

四

玻璃屋

在我哥家住了 20 多天，临走前，我突然想起一个老朋友就住在我哥家附近。如果我记得没错，他应该就住在和御景华城小区只有一路之隔的赤尾村，正是被玻璃窗砸中的男孩一家住的城中村。他是一位理发师，四年来我和当地朋友都是找他剪头发，他换过至少七八家理发店，无论迁到哪儿，我们都能找到。最夸张的一次我们跨了两个区 30 多公里去找他。理发师有时就算在家休息，老顾客来了，他也专门去店里开工。

晚上 10 点半，我和理发师约在赤尾村一家大晚上还要排队的甜品店见面——我可能是第一个和他私下还约见面的顾客。他刚下班，穿着正装，戴圆眼镜，笑起来腼腆。一进甜品店他就熟练地帮老板收拾餐桌。他是东北人，13 岁就随家人搬来深圳，在赤尾村住了 15 年。尽管他只比我大三岁，通过他一胳膊和一小腿的文身，我大概就知道他经历过很多故事，比如他曾在华强北电子市场做过买卖，卖的是水货，在一次清查中，一家人为此坐了一年牢。出狱后他才转行理发。

理发师最新的工作地点是一间 4 平米的玻璃屋，就在华强北地铁站的地下商场里。他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是一种落寞的口吻。他不喜欢华强北，更不喜欢只有 4 平米的理发间，没有顾客时，他只能一个人待着原地，除了玩手机，没什么可以打发时间的。我去过那个玻璃屋，它就在地铁和地下商场的通道之间，屋子三面透明，里头灯光明亮，让我想起华强北电子市场里那些同样明亮的档口。

我去了一次他的理发间。那天理发师在 11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剪了 7 个头，每一个都在半小时内解决，而他曾花 2 小时给我修剪过发尾。他喜欢和人闲聊，但这份工作太过孤寂，那 4 平米里只容得下一张靠背椅和一张圆凳。每天早上 10 点他就到店，开锁，开灯，扫地，拖地，擦玻璃，擦桌子，擦剪刀，就在这 4 平米里腾挪，白色地板上刻着他们店的标语：Stay Unique（保持独一无二）。地下商场人来人往，常有人对玻璃屋感到好奇，就探个脑袋进来瞅瞅，接着就走。理发师习惯了这种围观。像一个微弱但必须做出的反抗，在玻璃屋外的扫码预约显示屏上，理发师给自己起了个新的英文名，Fly。它让我想起在手机膜档口待的那个下午，包装完几万张手机膜后，那位比我小一岁的妹妹突然百无聊赖地在不到 4 平米的空地上转起圈来，她穿着红蓝条纹上衣，黑色半身裙，黑裙子被桌子、椅子勾勾搭搭了几下，但也漂亮地旋转了起来。

作者李婷婷，时尚先生专题编辑。

本文刊发于《时尚先生》五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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