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了山海关的问题,过鸭绿江能解决吗?
文|何必
2018 年 6 月,远在新加坡的一次领袖握手,直接将丹东房价翻了一倍。
在一片「隔壁要改革开放了」的惊呼中,温州商人们带着现金闷声北上,准备发一笔大财。截至 7 月 17 日,丹东新建商品房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3.3%,同比上涨 15%,领跑全国。
早在两个月前,朝鲜的七届三中全会报告就用 56 次「经济建设」和「停止洲际导弹发射,废止核试验场」,向世界昭示转变工作方向的决心。
改革春风中,辽宁省政府立刻在自己的计划中画了一个圈——「丹东特区」。
「丹东是下一个深圳!」「在隔壁改革开放的局面下东北经济面临巨大机遇!」
一时间,东北距离振兴仿佛只差一个「隔壁改革开放」。
这并不是东北亚邻居第一次有改革开放的风口。
早在十八年前,就曾经有一位朝鲜老人在丹东隔江相望的新义州画了一个圈,「新义州特别行政区」拔地而起。
《新义州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通过,还委任了一位荷兰籍华人商人杨斌为特区行政长官,似乎要致力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
孕育中的特区所托非人,杨斌获任特首后便作出种种惊人宣示,包括新义州要免税免签证、实施外汇自由流通等。这些与朝鲜官方定调不尽一致的说法,加上他本人疑团重重的商业经历背景,都令新义州特区尚未起步便阴云密布。
十天之后杨斌因为偷逃税款在沈阳被监视居住,随后被批捕并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中国还建议朝鲜,应当多注意与韩国合作的「开城工业园区」。
对朝鲜来说,这样的结果或许算是止血。
苏联解体后,中朝贸易一度升温,1993 年达到 9 亿美元的高峰,经历过长达五年的「苦难的行军」后,这个数字又跌到 3.7 亿美元。
这一点数额,是以近乎疯狂自残的方式换来的。
当时的中朝边贸,在朝方一侧完全被国营商社垄断,闭塞的官僚机构对于国际市场毫无概念,甚至不懂询价采购,完全按照国家下达的采购指标和价格给中方边贸公司下订单。
中方的边贸商人则早已熟稔市场规律,充分利用中国商品的廉价优势,赚取了第一桶金——朝方开价两美金一件的衬衫成本仅一元人民币,一次出货就是十万件。
外汇日渐枯竭后,国营商社便用国内保养良好的机械设备充当废铁销往中国,以此换取生活物资。这种「卖血换命」的自残式贸易持续了数年,直到朝鲜很多企业陷于瘫痪,再也拿不出成套的设备卖废铁而被官方叫停。
现实如此,设立新义州特区吸引外资也就顺理成章。最终,「开城工业园区」在新义州特区的难产中成长起来。
「苦难的行军」途中,中国边贸商人的表现让他们充分地见识了市场经济,朝鲜人终于在新世纪学聪明了。
充当先锋的是国营商社的贸易代表,他们通过实地考察和新兴的互联网平台摸清了中国市场的底细,不仅和中国边贸商人正面硬刚价格战,还终结了中朝边贸的暴利时代。
2013 年时,一台 3.9 万美元的中国重汽卡车,利润已经只有 150 美元。
浸润于中朝贸易的商人们想继续维持生意,就只能选择将业务拓展出丹东,前往邻国本土。
乍看上去,邻国也别具吸引力:普及的义务教育、1970 年代的基础设施、低廉的工资水平,这里仿佛世界上最后一块高素质劳动力处女地在向中国商人招手。
不幸的是,中国商人在鸭绿江对面投资后,要想再带回来却大不容易。
比如拖欠,从货款回笼到订单货物发放,每个中国投资者都要重新适应计划经济的时间观念。
与朝方的沟通也极为困难,对方合作机构通常只有一部固定电话,打过去十次有八次占线,打通了主事的官员还不一定在,秘书出去花上个把钟头找人的代价是国际长途每分钟八块钱人民币的电话费。
还有更防不胜防的操作,比如 2007 年辽宁民营西洋集团与朝鲜岭峰联合会社合资设立朝鲜洋峰会社,合作生产铁精粉,中方出技术和资金,朝方出铁矿和厂区土地资源。2011 年 4 月,年产 50 万吨铁精粉的选矿厂终于建成投产,当年 9 月朝方就出台 16 条「国家规定」,禁止企业出售产品,由国家接手出售。
此后为了争取回自己的企业,西洋集团不得不电话、传真和朝方反复沟通。4 年时间西洋集团各项投资总额 4500 万欧元,最终换回的是「就给你 3000 万美元,爱要不要」。
这中间近 2 亿元人民币(按 2013 年汇率)的差价,是在朝投资的成本。
邻国政坛的瞬息万变也令人无所适从,2013 年张成泽倒台后,中国商人便发现之前打交道的商社官员大量失联,做了一半的生意无处追款。
在这样的遭遇下,「隔壁是不是真的改革开放了」都成为了媒体重要的研究课题。
有过如此经历的东北,为什么还会为隔壁改开的传说而振奋?
正如「投资不过山海关」「轻工业直播重工业烧烤」之类的讥讽,中朝之间的经贸故事,同样发生在山海关内外,只是故事角色有所调整。
而且,中朝贸易的前半场——充满自残色彩的失血式贸易,也同样曾经发生在关内关外之间,而且山海关不是国界,这里的失血更加彻底。
在曾经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工人的工资一直被压的很低,但他们也无须担心日常生活消费:城市的粮食供应价格被压的更低,医疗、托育全公费,矿区的燃煤取暖费全额报销,轻工业产品凭票供应,逢年过节单位还发放茶糖米面油鱼肉等副食品,甚至人死了还有全额丧葬费。
全方位社会保障体制下,老国企职工对低工资的耐受度远超凡人。
计划经济解冻后,东北则以「双轨制」的面目出现:改制后的国企仍然实行行业内计划调拨、工人工资难以增长,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全面接管了国企减负后的社会领域。
2000 年代初,东北各煤矿集团局内一支雷管的调拨价格仅为 2 元,工人的工资也就高不到哪去。但市场的光亮已经照到了一小部分人,当时山西、河南等地私人煤矿可以出价高达 20 元,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矿产原料、钢铁水泥、机械设备等东北最擅长的重工业领域。
关内外的巨大剪刀差,令山海关成为了东北的财富中轴:改制后的东北国企仍然以计划价格输出重工业制成品,再以市场价格进入关里,一批东北富豪由此诞生于灰色领域。与此同时,关里的轻工业产品则全面市场化的价格进入东北。
其中的价格剪刀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东北工人没涨上去的的工资组成。
躲过下岗浪潮的工人们,突然发现自己要用和以前一样微薄的工资,去购买那些以前基本免费的事物:衣服、副食品、教育、医疗以及过冬的燃料。
新世纪初繁荣的沈阳五爱市场,正是这个「双轨社会」的缩影:大批下岗工人转行聚集于此,将来自东南沿海的低价服装和生活物资倒卖到东北各地。国企工人的收入如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批发商的流水转入关里。
剪刀差的存在,让东北无法形成本地资本积累,即使有部分命硬企业破土发芽,最初的土壤往往也属于不便明说的领域。
这条跌跌撞撞的失血路径,与苦难行军时期的鸭绿江对岸实在有太多的异曲同工。
资本的匮乏,反过来也限制了人们对正常经济运转的认知,以至于范德彪在 2003 年就敢用 8 万块钱资本启动规模庞大的垂钓休闲娱乐城。
这种情况下,东北的经济振兴之路自然极为艰难,东北人自己也就难免要把希望寄托于邻国。
2006 年,新义州经济特区流产四年后,丹东居民便一度曾发现,隔江对岸的新义州突然变得忙忙碌碌——经营境外业务的企事业单位纷纷开设分支,原来的居民则在搬家腾地方。
新义州要建「新香港」的传说立刻不胫而走,最终像许多类似的传言一样没有下文。
2018 年 6 月,美朝首脑首次会晤,丹东本地人又大为兴奋,期待对岸改革开放后丹东会成为「下一个深圳」。
然而,隔壁一旦改开,丹东的处境显然与当年的深圳完全相反,对面嗷嗷待哺的新义州才是致富的前沿阵地。
新义州特区开发项目此前已经重启数年,但直到 2018 年,新义州的官方经济构中,农业占比仍然高达 68%,产业区仅 8%。
东北人心目中能够扮演当年广东港商的投资者,显然不可能是朝鲜人。就像《乡村爱情》的情节一样,操南方口音的有钱大老板,才是东北人民心目中的投资者标准形象。
2015 年,辽宁本地企业曾在丹东投资建造了规模巨大的「东北亚国际商贸城」,不过运营并不如预期。2017 年,浙商进驻商贸城并将其改名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全球第八座分市场」,这才让这座市场逐渐繁荣起来。娃哈哈则是早在 20 年前就已经在吉林建厂。
然而,「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恶毒评价并非凭空捏造。
对岸处理外来投资的思路,在鸭绿江这边也并非不可思议;把投进来的钱尽量留在自己手里,本来也与曾经国企工人偷拿厂内原材料贴补家用的思维如出一辙。
至于真正的振兴,转化为现实则难免意味着忙碌、进取、996 的北上广生活,与「过去厂子啥都管」的美好回忆,实在相差太远了,还不如传说中的邻国改开,更能点燃人们的希望。
参考资料:
[1]《内地商人谈中朝边境贸易:暴利时代终结》
https://business.sohu.com/20130418/n373078466.shtml
[2]《朝鲜投资诱惑:一旦投资金设备对方可能立马变卦》
https://business.sohu.com/20130110/n362987971.shtml
[3]《下注丹东的浙江商人》
https://36kr.com/p/5144394
[4]《辽宁省提出方案,希望设立「丹东特区」》
http://paper.people.com.cn/zgjjzk/html/2018-10/22/content_1889491.htm
[5]《站在风口上的丹东》
https://www.huxiu.com/article/242723.html
[6]《朝鲜经济改革或从这里开始……》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44711854
[7]《东北开放棋局:不管朝鲜如何开放东北经济要大发展》
https://news.qq.com/a/20180611/0072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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