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南旧事》一书为读者所熟知的林海音(原名林含英,1918—2001年),16岁时曾考入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在校学习期间兼任实习记者;至19岁毕业后即任北平《世界日报》编辑、记者,采访过不少知名作家与学者,撰发过不少新闻报道。
事实上,青年林海音当年在平津两地,尤其是报刊传媒界,已然盛名在外,并跻身众多所谓“名媛名闺”之列。1935年5月11日,《北洋画报》第1242期的“封面女郎”,正是“北平名闺林含英女士”;仅仅一个多月之后,同年6月22日,林含英再度成为《北洋画报》第1260期的“封面女郎”。应当说,这么短时间内,连续两次成为平津地区主流媒体的“封面女郎”,时年仅仅17岁的林海音,可谓“出名已很早”。若论“触媒”与“出名”之早,或者直接以发表个人照片与文章的年龄来作比较,实在是“完胜”林徽因、张爱玲、陆小曼等。
林海音旧照
只不过,当时的林海音署名为“林含英”或“含英”,且尚未专门从事纯文学创作,故而后世读者对此多不了解罢了。而关于青年林海音在北平做记者的那一段过往,如今也已成为小说之外更不为人知的“城南旧事”了。
不过,近日笔者在查阅《世界日报》之际,偶然发现了一篇林海音于1935年初访谢冰心的采访“习作”,大感惊喜。
从林海音于1935年至1937年间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大量“习作”来综合考察,这一篇采访谢冰心的稿件,应当是其开始从事名家采访的第一篇“处女作”。可以说,初访谢冰心,不但在其早期的新闻记者之职业生涯中具有“开篇”意义,恐怕对其后来专门从事纯文学创作,以及晚年撰著大量儿童文学作品,都可视作某种冥冥之中的文学“前缘”罢。
此外,这一采访稿的发现,对研究谢冰心生平亦有重要价值,部分采访稿内容如下:
冰心女士,她住在燕南园,究竟每天做些什么事呢?我们知道,做了孩子的母亲,至少她每天有许多时间要去应付她的孩子,所以冰心女士,也有一半的心是放在她的两个孩子身上。大孩子今年才四岁,小孩子还不到一个月,冰心女士爱她的孩子,恐怕比她的母亲爱她还要爱吧!她们多幸福,做了冰心的儿女!受了这样一个母亲的熏陶,他们简直可以在此骄傲于人了!倚在床上的冰心女士,她还在为她的儿子织毛线衣,据她说对于编织物等,她是非常喜欢家里零零碎碎的工作,她全喜欢,做茶,她也会,因为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都是自己做菜吃的。不过现在却很少动手自己做了!
这篇2500余字的分四次连载的采访稿,于1935年5月24日至27日,刊发于《世界日报》之上。应当说,刊发出来的采访稿,虽不算特别大的篇幅,但对于时年仅17岁的实习记者林海音而言,已实属难能可贵的一篇访谈性质的“处女作”了。
面对刚生育女儿尚未出“月子”的谢冰心,面对这位时年35岁、备受各界瞩目的女作家,小小年纪、初出茅庐的林海音,却与之畅谈了从生平到生活,从家庭到文学的各个层面的话题,此次实习记者的名家初访工作,可谓已相当成功。
作为《世界日报》第六版“妇女界”副刊,新增栏目“介绍时代妇女”的首个访谈,17岁的林海音初访35岁的谢冰心,无论是巧合还是特意,都算是相当不错、颇具创意的“开场”。而在此之后,林海音又接连采访了康有为的爱女康同璧、梁启超的女公子梁令娴、纪晓岚的六世孙女纪清漪、女雕塑家王静远等众多女性名人。这些精彩纷呈、生动丰富的访谈内容,也陆续连载于“妇女界”副刊之上,成为80余年前北平报界的一大亮点。
遗憾的是,当这位实习女记者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正式成为《世界日报》记者、编辑,刚刚“转正”不久,却值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世界日报》因之被迫停刊,那些已渐为读者所熟悉的、署名为“林含英”或“含英”的稿件,再也无法见诸报端了。十年后,1948年,时年30岁的林海音与家人离开北平,返回故乡台湾定居。
阔别北平45年之后,1993年,林海音赴北京参加《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新书发表会;因谢冰心、萧乾同为此套丛书顾问,林、谢二人得以在1935年初访58年之后,再度会晤,实在是一桩颇有纪念意义的“文坛嘉话”。
1995年8月,身在台湾的林海音,曾饶有兴味地忆述起这一次与谢冰心的重晤,她在《敬老四题》一文中这样写道:
回想我于1993年在北京去拜访她的那一幕,实在有趣,也认识这位幽默老人的可爱处。我到京的第二天便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舒乙先生陪我去拜访四位老人(冰心、夏家老嫂子、老舍夫人、萧乾)。我和冰心说是初见,其实不然,半世纪前,我十几岁在北平《世界日报》做实习记者时就曾去访问过她,她那时正生小孩坐月子。我提起这事,她完全忘记了,一直追问我,到底是何年何月?生哪个孩子?我怎么说得出呢,便只好说:“我也老了!”谁知她听了便拍着我大笑说:“你呀!小意思!”惹得全屋人都笑了,我这“小意思”和大陆文艺界称为“中国文坛老祖母”的九六老人(所谓“九六老人”,乃是指1995年林氏忆述时,谢冰心的虚岁年龄),大笑不止的时候,我的侄媳妇便给拍入镜头了……
遥想当年17岁的实习女记者与35岁的女作家,半个多世纪之后再度会面之际,一位已是75岁的“台湾文学之母”,另一位更是93岁高龄的“中国文坛祖母”。此情此景,令人颇感岁月沧桑。
(原载于《北京青年报》,2019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