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鲁迅先生学医的初衷，是因为他认定其父亲是死于庸医之手，因此，他留学东洋，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立志学习西医，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人。后来 发生了一件普通人怎么看也是“小事”的事，竟然使他改变学医的初衷，选择“从文”。那天，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 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而日本学生在发笑、甚至起哄。这个场面使他深刻地感觉到：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 神。”(注：《呐喊·自序》)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他决定改治文艺，以拯救国民的灵魂。鲁迅后来回忆 当初作出“从文”这一选择时如是说。
　　后来，他写出了一篇篇有如刺向邪恶的投枪和×××的杂文；写出了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学典型“阿Q”、“孔乙 己”、“祥林嫂”等，成为敢于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作了最确切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 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 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平心而论，当年那些能让鲁迅改变“人生航向”的麻木的“看客”，并没有“断子绝孙”，经过八十多年的繁衍之后，如今似是“家族昌盛，人丁兴旺”。其中，许多“看客”良心泯灭，灵魂已失落，有的成了行尸走肉。譬如：
　 　那年，成都一个叫林丽的女孩因遭遇车祸，生命垂危。当时在路上的数百名看客中，总算有一个人站出来拦住一辆车，恳求司机救她。遗憾的是，司机却以“我还 有事”推搪，一走了之，可怜的一个24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流干了最后的一滴血。当这个司机回家后在麻将台上绘声绘色地讲述的当天的路遇以及 自己的“明智”选择时，有人告诉他那女子就是他的姐姐！从事后他所说的“我怎么知道她是我姐姐”话语中，已让人领悟到他灵魂深处的龌龊。
　 　那年，发生在湖南省湘潭市区的一幕也同样令一切有良知的、有正常心态的人感到匪夷所思。当天中午，一栋大楼的六楼上一名男子想不开要跳楼，楼下有数百名 群众像是在观赏一场精彩表演似的，个个面带笑容，兴高采烈。有的大概是等得不耐烦了，不时发出“快跳啊，快跳啊”、“我都等不及了”之类的欢呼声和鼓掌 声。于是，那男子纵身跳了下去，从二十多米高的楼上跳下，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人群中没有惋惜声、哀叹声，有的又是一阵热烈的鼓掌声和欢呼 声！
　　前不久，先后发生在南北两地公交车上的两起事件也着实叫人感受到什么叫“不寒而栗”。一起发生在“全国文明城市”的深圳，说的 是一名孕妇乘坐公交车被残暴地毒打的事。那天一名孕妇上车坐下后，另一年轻女乘客说是她首先看见这座位的，要孕妇让座。争执之后，年轻女乘客及其同伙把孕 妇揪下车痛打了一顿，并用脚踢孕妇的肚子。而发生在北京公交车上的则是一名只有十四岁的少女与售票员之间因为几句并不特别伤人的口角，致使那少女被售票员 掐死的恶性案件。现在，我姑且不去谈论打人或杀人凶手如何行兽道，如何无人性，因为这些人一定会在庄严法律之下受到应得的惩罚。我想说的是，在这两个个事 件中的那些看客的冷漠和麻木。在北京公交车上发生那一幕时，众多的看客中要是有人站出来，那怕是劝劝架，评评理，也不至于酿成悲剧。可惜，不仅没有人施于 援手，反而在少女不醒人事之后，却有人在大呼小叫“到底开不开车”、“把她扔下去”，公交车真的把她“扔”下，脱身走了，少女的父母不得不打车赶往医院。 在深圳公交车上，孕妇被那凶残的年轻女乘客及其同伙从车上追赶到车下，车上车下的人都在看热闹，都是冷漠的看客，没有一个人说一句公道话，更不用说会有人 出来制止了。
　　类似的事情或事件，实在是太多、太“平常”了，没有必要像祥林嫂说“阿毛的故事”似的，一遍又一遍地在复述。
　　毫无疑问，和谐社会同时应该是一个文明社会，冷漠而缺乏公德心的看客们的道德水准正在向“道德底线”之下滑落，折射出我们在建设一个文明社会这一路途上的艰难与曲折。这不能不引起一切良心仍在、正义尚存的人们的关注。
　 　我想，当年鲁迅在日本东京所看到的幻灯图片的一个镜头，也许只是艺术的真实，他就怒不可遏，并从此立志“从文”，用“文学”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如今面 对每一个生活真实中的“看客”，鲁迅要是活在今天，不知会不会又反过来“弃文从医”，而去改变国民畸型的心态，使他们拾起丢失的灵魂碎片，恢复精神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