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正德伊始：刘瑾的胜利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辛卯日，孝宗皇帝驾崩，十年三十六岁。孝宗是历史上唯一不纳妃的皇帝，与皇后总共生有两子一女，次子和女儿在幼年时夭折。明武宗朱厚照继位的时候才十五岁，翌年改为元正德。
年少贪玩的武宗性情强横，纯然一副衙内做派，何况“衙内”身边必有闲帮做派，武总的核心帮闲班底就是他从小便亲近的东宫内侍。
“衙内”既然入继大统，帮闲们也跟着鸡犬升天，其中最得宠者有八人，人称“八虎”，“八虎”当中又以刘瑾为首。中叶以后的明政府有两套系统，宦官系统几乎可以和传统意义上的官僚系统分庭抗礼，内可以拟旨，外可以将兵。《明史刘瑾传》记载刘瑾本姓谈，岁某位刘姓宦官进宫，于是冒称刘姓。
少年的王守仁胸怀大志，要读书学圣贤；少年的刘瑾也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将正统年间的大太监王振视为人生楷模。
王振是宦官圈子里的传奇人物，靠一己之聪明才智将英宗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于当隐忍时隐忍，当跋扈时跋扈，终于权倾天下，为所欲为。
刘瑾原本是侍奉东宫的普通太监，以滑稽表演的天赋收到朱厚照的喜爱。朱厚照登基后，使刘瑾执掌钟鼓司。明代的宦官机构有所谓二十四衙门、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钟鼓司属于四司之一，掌管鼓乐和各色滑稽戏。
君子不党，独来独往，小人却很容易结党。少年武宗身边那些“志同道合”的东宫旧属甚至团结就是力量，于是勾结成党，以全副热情和皇帝达成了一片。刘瑾很快就在他们的这个帮派里面脱颖而出，成为了帮派的2号人物，正式岗位也从钟鼓司换到了内官监。内官监负责皇家各种营造事物，外厂极多，重要性仅次于司礼监。而且刘瑾还受命“总督团营”，做了禁军的指挥官，正德元年的政治风气就这样为之一变。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诸葛亮《出师表》）在古人眼里，政治的优劣无非取决于君子、小人的势力消长。刚执政的武宗皇帝就已经很够“亲小人，远贤臣”了，那么廷臣（朝内大官）的当务之急便只有“清君侧”这一件事情了。
在朱元璋创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格局中，宦官与廷臣的一守一攻战中，谁能取胜就取决于谁能得到皇帝的欢心了。这一次廷臣和“八虎”都得你死我活，武宗终于发狠了，一夜之间便使形式逆转：“八虎”不但没有被治罪，刘瑾反而接掌了司礼监，其余“七虎”也是各有升迁，宫中所有紧要职务都尽入其手，三位顾明大臣中反“八虎”最力的刘健、谢迁被迫致仕，只剩下一个立场温和的李东阳摆摆门面。
明朝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京成为留都，保留下一套完整的中央政府。南京政府基本被用来安置闲官，但在国家大事上，南北两京的言官每每互相声援，制造舆论压力。正德元年十一月，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一人上疏请留刘健、谢迁，得到的回应确实刘瑾的新官上任之后的第一把火。
刘瑾这一次因祸得福，由内官监转督司礼监，升到了宦官体系里的最高职位。在明代的制度里，天下大权不出皇帝、首辅和司礼监提督太监这三人之手，而这三个人里谁最强势，谁就会成为大明帝国的实际掌舵人。
对于正直本分的人来掌管司礼监，那么不过是皇帝的另一个秘书而已，但是如果是刘瑾这样的人来做提督太监，无论是改动内阁票拟（票拟是内阁为减轻皇帝批阅奏章的工作量，先由内阁做一次初步处理，用小票草拟批示意见，再交给皇帝用朱笔签字确认。）也好，假传圣旨也罢，都是轻而易举就做得出来的。
对于刚上任的司礼监刘瑾而言，当务之急就是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更需要借机立威，当即以皇帝的名义传旨，派锦衣卫校尉赶赴南京，将戴铣等人押解到北京问罪。
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一个人不应该因言获罪，何况言官的职责就是进谏。就在这个时候，王守仁以一份为戴铣等人辩解的上疏将自己也卷入了这场血雨腥风。在他的这封奏疏里小心翼翼的不得罪任何人，提出的意见也绝不过分，更未对戴铣等人的意见表示支持，而仅仅只是提戴铣等人婉转求情，最后还拿圣旨里的话来做自己的免死金牌，不可不谓用心良苦。但即便是这样温和的奏疏，仍给王守仁招致了灭顶之灾：戴铣等人尚未押解到京，王守仁便与其他几位同样上疏为戴铣等人求情的同僚被警衣卫投入诏狱了。
所谓的诏狱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处理、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的罪案。明朝创设锦衣卫制度，从国家角度讲，锦衣卫是皇家的特务机构；从家天下的角度讲，锦衣卫是皇帝的私人打手。锦衣卫办案不受政府干涉，为达目的往往不择手段。另外两个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也被“八虎”掌握，刘瑾还特别设立了内行厂，由自己亲自调度。这天下四大特务机构，即便只从理论上说也不算是天下公器，仅仅是皇帝的私器，这时候更沦落为刘瑾等人的私器了。
王守仁在狱中读《易经》，写诗歌打发时间之余，又开始有了隐退之意：隐退吧，保持高尚的志向，如此则可以自我保全。
诏狱是一个没有规则的世界，一切视皇帝心情而定，当然在正德元年，所谓皇帝的心情，其实已换作刘瑾的心情了。刘瑾心情大恶，觉得诏狱既不足以泄愤，亦不足以立威，于是不多日便将王守仁等人从狱中提了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廷杖（廷仗是皇帝在发怒的时候着人用棍棒责打大臣）。
然而儒家政治强调礼仪。礼，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在意的是脸面，是那些在小人看来毫无实际益处的虚名。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为人生观的人无法理解“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惩罚君子，适度地使他知羞即可，永远不可不留余地地剥夺他的尊严。在汉朝人看来，秦朝就是一个完美的反面范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精神彻底败坏了道德风气；王公大臣和庶民百姓接受同样的刑罚，以至于前者的道德操守迅速降低到后者的程度。“礼仪廉耻，国之四维，思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二世而亡的秦朝以惨痛的代价印证了这句箴言是何等的正确。
这里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儒家和法家在这方面的不同之处：儒家气质的帝王会致力于打造一个尊卑有序、层次分明的社会，使同罪同罚的原则仅限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内部，使乡村社会形成相当程度的宗族自治；法家气质的帝王更喜欢简单的二元社会，即全社会只有上下两个阶级，上层阶级只有帝王本人，其他所有人都属于下层阶级，法律对下层阶级一视同仁，等而下之者就是君主言出令随，君主的意思就是法律。
盛行于明代的廷仗制度实在是对士大夫基层莫大的侮辱。鉴于明代廷仗之盛，读书人要想做官，就必须对这样的屈辱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有明一代是士大夫醉舞尊严的一代，除廷仗外，更有罪官女眷发配象奴之类的侮辱。
然而利之所在，金石为开。愚夫愚妇为了改变命运，不惜让孩子自宫以求加入宦官的行列，太多读书人一样会为了改变命运而积极备考，以求加入那个体面人本不该加入的官场。于是明朝官场出现了两大趋势：
1、愈是对圣贤书不上心、仅仅拿它当作科举敲门砖的人，愈容易踏进官场，并且以圆滑姿态一路升迁；
2、人对自尊不可能不在意，加入这个随时会使读书人斯文扫地的朝廷会造成今日心理学所谓的认知失调，做官的好处与丧失自尊的坏处在心里反复厮杀，如果前者占了上风，后者就会得到一种自欺欺人的解释。
所以明代的官员与士子呈现出一种集体的偏执，仿佛心理变态，将屈辱解释为荣耀。
王守仁遭受的廷仗很有几分历史意义，因为廷仗制度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改革，王守仁成为这场改革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王守仁遭受的廷仗，史料有四十仗、五十仗两种说法，无论哪种都是足以致命的。王守仁死而复苏，刘瑾却连养伤的时间也没给他，旋即将他贬到贵州，去做龙场驿的驿丞。
正德二年（1507年）的闰正月里，王守仁带着伤痛启程离京，此时谁还能为其送别的，必是铮铮铁骨之人，当然这样的人从来都不多，文献可考的只有湛若水、崔铣、汪俊三人。文人的送别，照例要有死歌赠答。这私人的赠答最值得记述的是湛若水的《九章》与王守仁作答的《八咏》，这两大思想巨子在人生与学术上的体验都已露端倪。
湛若水《九章之七》，讲的正是程子“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的意思，这是甘泉之学与阳明之学共同的宗旨。王守仁既然从小立志做圣贤，现在就好好想想“升人常无为”吧，至于怎样才能修炼到圣人的境界，答案是“勿忘与勿助，此中有天机”。做到了这一节，也就获得了平常心，不会为得失荣辱而不安了，眼前无论廷仗也好，贬谛也罢，一切无妄之灾都只是云淡风轻。
王守仁后来学术定型，也很强调“勿忘勿助”。这原是孟子培养平常心的心得，见于《孟子·公孙丑上》，后来成为阳明心学最重要的理论源头之一。
《九章之八》是接着上一首来讲的，君子之于天理既不该穷索，也不该不穷索，是为“勿忘勿助”。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虚室生白”——这是庄子的话，是指心处于”虚“的状态，像一个空房间一样，智慧就会油然而生，人与道就会想通。
《九章之九》最要紧的是首联”天地我一体，宇宙本同家“，这个观点源自《庄子》，后来被宋儒张载做了儒家化的发挥，一度风靡两宋，后来成为程朱理学的一部分。在宋代以前的儒家主要逻辑里面，仁者之爱遍及宇宙，只不过儒家强调”爱有差等“，一个人赢得最爱父母，其次爱兄弟、爱远方亲戚、爱本国同胞、再次爱外国人、爱草木瓦石。
湛若水赠《九章》之后，崔铣和以《五诗》，王守仁一并以《八咏》作答。《八咏》的感觉很像湛若水的《九章》，除了道别离情绪之外，也对《九章》提到的学术问题做出了回应。
在《八咏》里前两首只是对湛若水、崔二友做了礼节性的回答，从第三首开始有了耐人寻味的意思。王守仁隐隐然自命为道统传人，上接二程，去不以朱熹为然。在陆九渊看来，宇宙的终极真理永恒不变，在这一点上他和朱熹并无二致，但朱熹认为人需要通过对一样样事物的深入认知来积累见识，直到有一天豁然开朗，认识到终极真理，陆九渊却相信“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终极真理尽在自己的心里，不必外求。心学与理学的分野就在这里，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都在心学的阵营里，王守仁与陆九渊的学说更被后人合称为“陆王心学”。
第五首则全在论学，起首“器道不可离，二之即非性”，古人所谓器与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换言之，道是抽象的规律，器是具体的事物。譬如天平称重，天平是器，杠杆的理学原理是道，器是道的载体。在王守仁看来，器与道是不可分离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一分为二。
“孔圣欲无言，下学从泛应”，这是用《论语·阳货》的掌故。其背后的道理则是，天的无言并非空寂，而是将“道”无声地体现于万事万物之中。
“君子勤小物，蕴蓄乃成行”，阳明心学极要紧的一点见识在这两句诗里意见端倪。只有不断在事上磨炼，才能不断蕴蓄，明心见道。
这一章主要介绍了武宗皇帝新即位后政局的变化，以及王守仁在新的政治体系下收到了这么一个打击，同时在这个阶段也是王守仁人生与心学成型的一个转折点。熊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总体是分三个路线的，我们读这本书也是一定要抓住的三天思想路线：一是每个时期的政治背景；二是王守仁的个人经历；三是王守仁心学体系发展的路径。这样读起来可就轻松很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