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家庭里“凤凰男”的“凤凰难”思考

现在是2016年,从七八十年代的文革知青,到九十年代不包分配,现在刚好到了一部分城乡结合的人数较多的“大”家庭时间段。这种大家庭往往包含有三四十年代的祖辈,六七十年代的父辈,8090的子女,甚至是10后的小朋友。这种大家庭的特点是什么?

1)大家庭的各个单独子家庭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相互之间的物理距离很近,甚至于三五不时大家齐聚更是常态;

2)大家庭的子家庭经济状况并不一致,参差不齐。有人类的地方就是社会,亲情浓厚之余,在血缘偏僻的地方难免有比较,古代的多兄多弟情况足以支撑我们脑补大把生活琐事剧情;

3)在关键的关联点,如:父母赡养,遗产分配问题上,或多或少存在龃龉,当然此处需要从多方面来看,大多还是与“贫贱万事衰”有关,若是家有富余粮储,出问题的会少很多;

4)如果不巧家中成员大多为普通农家,不巧集大家庭之力供养了一位“凤凰男(女)”,不巧大家庭加上另一半的家庭组成了更大的家庭,那么对于“凤凰难”本身则是“甜蜜”的“痛苦”,那么这位“凤凰难”最需要的是做什么呢?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最小单位,但这个最小单位该如何定义?我始终相信组成社会最小单位一定是以“夫妻关系”为基础的有两代血缘的小家庭。

从社会治理看,从上而下治理那是政治人物应该操心的事情,作为凡夫百姓更多的是应该从下而上管好自己的小家庭。类推,文中的这样一个“大家庭”也应该是最有话语权的“凤凰难”家长同志从上而下选择自己资源最应该投放的地方,而家庭里的每个子家庭应该管好自己。

第一个方面,资源投放的问题。一直以来关于凤凰男的讨论不绝于耳,一个相对中肯的意见是:支持综合情况的门当户对,因为如果你不是那些“凤凰难”,那么你是很难去理解去接受那种配偶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反哺大家庭的行为,你会无法忍受那个大家庭的成员对你生活的无限“入侵”,如果再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那么这个支撑将是脆弱而又见效不佳。既然出现了一大批这种情况,那么我认为在讨论“凤凰难”们是否应该反哺大家庭的正确与否,不如讨论如何反哺更有经济效益

投资小辈的教育。这一点无疑是放在首位的,从远的看,近代凡是绵延多代的富n代以及穷n代的区别在哪里?据不精确数据统计,大部分在于子女教育的投入,总有某一代因为家庭中的某一个子女跳出了“农家”。这里的教育投资,收益缓但效益高,因为一个人能走多远一定不是因为他手工的货币多寡,更多在于眼界的宽窄,言而简之,教育最终达到的目的是“授人以渔”;此处的教育,不仅包括学校的教育,虽然学历高低不代表个人素质的高低,但是从概率上来说确实教育水平与个人素质成正比关系;此处教育,也包括长辈的言传身教,或许“凤凰难”们拯救不了所有小辈,但,能感染一点是一点,聊胜于无,不是么?

第二个方面,独立小家庭自我管理。化整为零,拆分“大家庭”,加强各个“子家庭”的独立性,“凤凰难”们苦哈哈堪堪然背负大家庭的方向选择,辛苦万分确也难免会有不尽如大家意时的矛盾,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与其如此,不如发动每个小家庭的主观能动性。最佳案例就是当年华西村那十八户农民的成功,难道当时的社会政策没有道理?难道当时的农家兄弟们不够勤劳?都不是,大锅饭与小户模式优劣无需我来赘言,华西村作为第一富裕村的事实胜于所有堆砌的咬文嚼字。

总的来说,任重道远,如果这种现象已经成为现象,与其奉行思辨其合理性,我更加支持从方式上来改善这种现象带来的“负面”效果。感觉又是在安利经济学和管理学,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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