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证明，长达五百多年的明清两朝是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从1300年到1800年的五百年中，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为——零。而这五百年里，世间物换星移，文艺复兴运动让欧洲走出中世纪，接着是“地理大发现”，然后爆发了工业革命，出现了以“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国家。一直到1840年，国门被枪炮打开，但在很长时间里还是没有清醒过来，要到1894年的甲午海战打完，才“一战而全民皆醒矣”。那么这一期我们将回答为什么中国在明朝清朝长达500多年的时间里会陷入保守思想和长期的停滞？以四大基本制度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帝国在这段时间演变成了什么样？历史课本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真实的吗？
为什么在明清，治国者的思想变得保守了呢？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对制度创新的畏惧。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体制内的创新动力和勇气彻底丧失，之后南宋偏安一百多年，紧接着是蒙古人铁血统治九十八年，以至于明朝建立的时候，汉族统治者有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已经不敢再进行扩张，对于他们来说，“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外不再寻求领土扩张，也不需要外来人口，一个亿的内需市场已经足够。同时出于安全的考虑，明朝政府非常想把自己的国土与世界隔离起来，将大陆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降到最低程度。
四大基本制度的恶质化。
我们一再谈到的四大基本制度，在明清两代出现了恶质化的态势。明清的专制化程度，远远高于汉唐宋，是真正的高度专制国家。首先，从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方面来看。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举解决地方武装割据的威胁，强化了中央集权的能力；明太祖朱元璋则废除了宰相制，将中央权力内部皇权与相权的平衡性彻底打破。到了清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军机处设在皇宫边上的一排小平房里，皇帝每天处理朝政，把军机大臣们只能跪受笔录，整个儿变成皇室的奴隶了，所以皇权倾轧相权，始于此。
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方面。
南宋以后，程朱理学越来越禁锢人的思想，到了明清两代，政府从文本角度来限制思想自由，把它认为的异端邪说全数抹掉，全民思想就统一到了“四书五经”上。再次，在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上，进一步强化和神圣化了科举制。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儒家学说以外，什么都不要去想、也不准去想。顺治五年，清廷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其一，生员不得言事；其二，不得立盟结社；其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以往的碑都是树立的，只有这块碑是卧立的，读的时候要俯首弯腰，如果不遵从，那就可能“一卧不起”了。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只能成为考试机器和精神上的侏儒。
在宏观经济制度上。
国家继续用强有力的方式来管制宏观经济，对外遏制国际贸易，对内搞男耕女织，在工商业领域搞特权经营销售。
铁桶阵和散沙术，是明清治国者的两大法宝。要打造铁桶阵，办法就是闭关锁国。只要“北修长城，南禁海运”，就可与世隔离。这里介绍一下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原来各国商人以朝贡的方式与中国展开贸易，贡使将贡物献给中国皇帝，其商人将货物交与市舶司，在特定的馆地临时招商叫卖，并无专设的买卖机构。后来海关设立之后，外商被允许在中国境内自建商馆，政府此进行了严格的行动管制，他们未经批准不能进入广州城，也不得擅自离开夷馆四处活动。也就是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外国人被关在一个铁栅栏里与中国人做生意，他们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及社会风貌一无所知。
散沙术：对内男耕女织。每个治国者登基第一天，都会想一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走出改朝换代的周期律？”各代的办法都不一样。朱元璋虽然是乞丐出身，没什么文化，但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他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国家打成一盘散沙。当这个国家的人民变成一粒粒沙子的时候，也就没有了凝聚的力量，人凝聚不起来，就不可能造反了，这就是对内维持统治的“散沙术”。要把天下打成散沙，在经济上，最好的模式就是男耕女织。在明清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结构、扁平散点化的市镇发展，加上以反对人口流动为目标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符合中央集权要求的、以保持低效率为前提的“超稳定结构”便形成了。
陷入官商泥潭的工商经济。明清两代的工商业已完全陷入官商经济的篱籓。发轴于宋的“买扑制”、“钞引制”到明日渐完善为特许授权经营制度，明清三大商帮——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商人全数因此而得利，商人完全沦为一个寄生性阶层。特许授权又与盐政有关。自管仲以来，中国历代政府都视盐业为经济命脉，其专营所得在年度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明代也不例外。
朱元璋重修万里长城，长年驻扎大量军队。朱元璋想出了“以盐养兵”的政策，将“钞引制”稍改为“开中制”具体办法是：商人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山西商人迅速崛起，他们收粮贩盐，横行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是为晋商之始。到了明代中期，最出名的晋商家族王家和张家，他们分别控制了北方最大的两大盐场：河东盐场和长芦盐场。王家子弟王崇古是宣大总督，为帝国北方国防的最高指挥官，张家子弟张四维当过礼部尚书、内阁首辅，两家同处蒲州，互相联姻，结成了一个极其显赫的家族联盟，垄断北方盐业，官商气质浓烈。
到1492年，随着北患渐除，南方籍官员实行盐政变法，提出新的“折色制”，从而一改“开中制”所形成的利益格局。按照新的制度，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以换取盐引，而是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就是所谓的以“纳银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当时，南方淮河、江苏地区的盐场产量日渐增加，淮盐每年的盐引总量已占全国发行总盐引数量的二分之一，改行“折色制”后，徽商顺势崛起。晋、徽争雄，势必造成惨烈的博弈，为了划分彼此的利益，并防止新的竞争者进入，政府又“适时”地推出了“纲盐政策”，即把盐商分为10个纲，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窝本”允许世袭，册上无名、没有“窝本”者，不得从事盐业贸易。“折色”加上“纲盐”，就构成了官商一体、结合了特许与准入特征的承包经营制度，这是明朝政府一大发明，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清乾隆开放通商，推行的“行商制度”则是特许制在外贸领域的延伸。当外商被严格管制并“圈养”起来之后，政府便以发放牌照的方式，允许获得资质的中国商人与之进行交易，史称“十三行商人”。晋商、徽商和十三行商人，因特许授权而获得垄断性利润。晋商的资产总数约在5000万～6000万两白银之间，接近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之和。在清朝，十三行商人独享外贸之利，财富暴涨号称“天子南库”，大有超越晋商、徽商之势。
道光年间的伍秉鉴拥有资产约2600白银，在西方人的眼中，就是当时世界上的首富，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华尔街日报》曾评选出1000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伍秉鉴是6个入选的中国人里唯一的商人。三大商帮尽管都富可敌国，可都是被豢养大的寄生虫，他们的财富增长与市场竞争无关，与产业开拓无关，与技术革新无关，因而与进步无关。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他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权贵工商业形态虽然是汉代以后两千年间始终沿袭不替的传统，但是它竟然发展到如十六世纪前后这种烈火烹油一般的炙盛程度，这却是前代制度环境下所难以实现的。到底怎样的景象才算得上是“烈火烹油”？
那就是自首辅以下的大小官员蜂拥经商，蔚然成风，其手段无非三种：利用职权，形成垄断专卖；欺压民间，贱买贵卖；大肆走私，获取暴利。嘉靖、万历年间的多位首辅大臣，如严嵩、徐阶、张居正等人都因经商而成一时之富，最后甚至连皇帝也开始经商，正德皇帝甚至还在北京开妓院，自正德之后，皇店模式一直延续百年，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直到明朝覆灭。皇店模式一开，至少造成三大恶果，一是皇帝经商，与民争利，二是所得暴利，不入国库，三是太监当权，成特权暴富阶层。历朝太监乱政以东汉、唐和明代最为严重，在明朝的历代皇帝中，最喜欢赚钱的是正德，不过论到经商能力之强的，则是他的孙子明神宗万历，他执政48年，是两千年帝制时期执政最长的皇帝之一，而他创下的另外一个记录是，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皇宫里拒绝接见大臣、不批一份奏章。而同时，他在聚敛财富上却从来没有空闲过，在工商政策上，万历做过几件事情对民间打击最大。
那就是破坏盐政，动摇财政制度的根本。盐务专营是历代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盐税收入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因此历代都在盐政上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严禁权贵染指。可是到了万历年间，这个规矩也被败坏了，万历为了补偿没有被立为太子的福王，先是给了两万顷良田，然后把没收的前首辅张居正的家产也都给了他，接着又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杂税和四川的盐税、茶税也给了他。然而，福王还不满足，请求每年再给他一千三百引（每引为两百斤）的淮盐，由他在洛阳设店销售，万历竟也爽快的答应了。河南地区原本吃的是河东盐，福王获得淮盐专营权后，下令河东盐一律不准销售，从而把运营上百年的盐政一举扰乱。河东盐销量锐减之后，与之挂钩的军需边饷也没有了着落。国营事业的权贵化是专制政体下的必然趋势，不过在万历之前，权贵大多以贪污、与盐商勾结等方式获利，到了“福王开盐店”便已是公然的化公为私了。
1597年，已经完全钻到钱眼里的万历干出了一件动摇国本的乱政之事，他向全国广派矿监、税使，从而惹下“矿税之祸”。派太监们去开矿、征税原本就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开矿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程，不是几个太监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有些地方名为有矿，实际开采不出什么东西，太监们强令富户承包，不足之数由富户赔偿；或由地方政府承包，不足之数动用地方财政抵充。这样一来，开矿徒有其名，不过是以开矿为幌子的一种摊派而已。而征税太监的派出，则意味着在原有的钞关之外增设了新的征税点，造成了对行商货物的重复征税，矿监税使很快成了“合法的强盗”。吏部尚书李戴记载了当时的恐怖景象：矿监、税使们指着一个屋子恐吓说，“这户人家有矿！”这一家应声就破产了，指着另外一个屋子说，“这户人家漏税！”这一家马上就钱财全空了。矿税太监们所到达的地方，往往是工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他们的野蛮苛敛,很快造成了“贫富尽倾,农商交困”的景象。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矿税大兴,实质上是万历对国家财政制度的一次大破坏，矿税太监是皇帝直接委派，又直接向内库进奉，不受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监督，这等于把政府的钱扫入皇室。矿税之祸是权贵经济的一个极端案例，而主导者竟然是皇帝本人。
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间，矿税太监向内库共进奉569万两白银，平均每年进奉五十余万两白银。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存在两个相关的结果：万历拿到的矿税收入约等于全国关税和商税的总额，而太监们所得则是万历的九到十倍。矿税太监以官府的名义剥削百姓，将公家财富据为私有，上缴给皇帝的不过十分之一，落入自家囊中的则占到十之八九。也就是说，贪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也正因此，太监成为明代中期最富有的一个群体。以广东税监李凤为例子，贪污白银达到五千万两，其他珍宝还不计在内。他从万历二十七年到三十四年，向内库进奉的税银仅仅只有三十六万两，贪污的银两是八年间进奉税银的一百三十九倍，令人瞠目结舌。从现有的史料看，李凤就是当时的首富。
矿税之祸拉开了明帝国覆灭的序幕， 在万历当政的将近半个世纪里，皇权专制恶性膨胀，皇帝与大臣冷战，朝廷与民间对立，制度完全失控，权力阶层对国民财富的贪婪日益不可抑制，除了极少数的权贵阶层，绝大多数民众生活在均贫的状态之下，正如之前的所有王朝一样，贫富差距的拉大成为暴力革命的导火线。最终小冰期的到来使得中国北方大面积绝收，引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在东北，满清崛起引发的连年战争彻底拖垮了大明帝国，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尽。
在清朝，权贵经济的巅峰出现在乾隆皇帝时期，和珅是乾隆最信任的大臣。和珅发财，靠的当然是贪污，只是他贪的能力实在惊人，有学者考据，乾隆执政最后五年的税收被他贪掉了一半。乾隆驾崩的十五天后，嘉庆就以“二十大罪”，把他给赐死了。嘉庆查抄和家，得财产总值约2.23亿两白银，当时清廷每年的财政总收入约为五千万两，和珅的财产竟相当于五年的国库收入，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一个人，既是国家的首相，又是国家的首富，我们不妨称之为“双首现象”，是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时期才可能出现的“超级怪胎”。和珅是史上最典型的“双首”样本，在其之后，还有民国的孔祥熙和宋子文。
乾隆之后，中国历史的周期又开始了循环，从1800年开始，北方地区爆发了白莲教运动，朝廷为镇压这一运动花去一亿两白银，国库为之半空。到1851年，南方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战争前后持续十四年，国家财政为之支出约8亿两白银，相当于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战争时期，由满蒙八旗和绿营组成的中央军屡战屡败，朝廷不得不允许下层汉族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抵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乘机崛起。这些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在各商业市镇“设局劝捐”征收“厘金”。地方武装的壮大及厘金制度的出现，实为地方自治力量强大之始，自宋太祖之后九百年不复出现的“藩镇现象”死灰复燃，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再次重演。
为什么说历史课本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一个国家的资产阶层是否独立且重要，并不取决于其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其获得财富的方式。明清商人的钱赚得越来越多，可是他们的财富安全感却越来越少，他们始终没有培育出一种商人精神，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从知识精英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同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商人发达之后，便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几件大事：一是构筑错综复杂的官商网络，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举，三是重建宗族世家，所谓“以商致富，以宦贵之”。当一个商人完成财富的原始积累之后，或投靠结交权贵，或投资于本族子弟，促使他们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体制内的权势者，唯有如此才能“保卫”既得的荣华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