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的《桃花扇》【学术训练】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清初一部呈现南明弘光小朝廷兴亡始末的历史剧，共四卷四十出。孔尚任以南明兴亡，影射明清易代，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反思。《桃花扇》接近史实，这与孔尚任征实求信的写作原则相关：“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然文本虽有其历史性，但历史亦有文本性，剧情与史实仍有乖离。《桃花扇》得意之处在于其征于历史的人物群像，其历史反思性的主题也是通过人物及其对比所展现的。《桃花扇》中人物形象可分三类，而孔氏意图，可见一斑：一是义烈的下层女子和忠义的孤独斗士。二是空疏的知识分子和摇摆的有闲人士。三是腐朽的统治集团和堕落的前线将领。

        《桃花扇》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李香君和史可法，都是“忠”的代表：李香君忠于爱情，忠于侯生；史可法忠于国家，忠于南明。不同的是侯生没有背叛和辜负李香君，而南明王朝却辜负了史可法的一片忠心。李香君对侯方域的一往情深，非为他风流潇洒和显赫家世，而是因为侯生是位复社人士且同阉党相对，是她所敬重的人物。因而，李香君的爱情是依附于其鲜明的正义立场的。在李香君身上，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她在动荡社会，在生死关头不畏权势、爱憎分明的正义立场，她的顾大体、识大局、忠于爱情却又不沉溺于爱情的坚强性格。在《却奁》一出，当李香君明白了妆奁来源、弄清杨龙友之意，而侯方域因受人恩惠，为阮大铖解脱时，她义正词严地说：“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作为一位地位下、柔弱无助的女子来说，能当着有权有势的马、阮之面，辱骂和揭露他们，是一般须眉也不敢为的事，然而她却做到了。孔尚任正是借用李香君这一下层人物，以一个侧面反衬了在历史紧要关头，一些平时饱诵经世致用之学、空谈报国的所谓“社会中坚”，到头来却明哲保身、退避三舍，不如普通的一位风尘女子富有正义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明朝灭亡的悲剧根源和历史必然性。

        史可法是一个忧国忧民、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形象。他反对权奸，积极抗清；他不计个人名利，是孔尚任笔下唯一的一位戮力杀敌、拳拳报国、死而后已的孤独斗士。他的上面，或是腐朽昏庸、全无斗志的弘光皇帝，或是专横跋息、弄权误国的马士英；他的下面，或是争权夺利、互相厮杀的南明将领，或是军心动摇、武装涣散的南明战士。只有他一个人能够上不负于国家，下不背于百姓，孤军奋战,不屈不挠。他在沉江之前，摘袍脱冠，不由地发出由衷地感叹：“你看茫茫世界，留着俺史可法何处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孔尚任正是通过塑造史可法这一孤独的斗士，反映了大明王朝树倒瑚孙散的可叹结局。虽有史可法这样的英雄，又怎能力挽大明江山于既倒。

        侯方域是孔尚任笔下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首先是一位家世甚好的公子哥，是一个风流潇洒的文人雅士。在政治上，他虽以清流自居，却又不是位彻头彻尾的反权奸的复社社员。他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助奁”，当弄清事实后，却又不如李香君表现得那样坚决。在军事上，侯方域更是一个空疏无用的书生，面对史可法的监军高杰的重托，他表现得有气无力，责任重大却只会使书生脾气，负气出走。作为封建士大夫中的一员，作为平时饱读诗书、研究经世致用之学的贵族公子，在民族危亡当头应该有比下层人物更为出色的表现，应当是国家兴衰大事的中坚，然而在侯方域的身上却看不到这一点。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把杨龙友定格为右部的间色。这是一个典型的摇摆不定的矛盾性格形象。他热衷于功名利禄，但同时又是一个能诗善画、风流儒雅的文人士大夫形象，热衷于结交文人画士，因而他持守着左右逢源、世故圆通的士大夫处世哲学。

        马士英、阮大械和弘光帝都是剧中的反派角色。马、阮二人都是上宠下馅、专横跋息、弄权误国的无恶不作的奸臣，是南明覆亡的直接罪人。正如作者在桃花扇小识中所说：“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肆三百年之帝基者也。”他们相互勾结，迎立福王。大敌当前，他们不知抵抗，只求邀功请赏，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后又狼狈为奸，卖官结党营私，倒行逆施；为讨好福王又征歌选妓，声色犬马；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而置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于不顾，调集三镇对付左良玉，至使淮北沃野，千里空营，清军顺势南下，扬州门户，兵败不支，南明王朝，旋则倾覆。作为马阮手中的玩偶，傀儡皇帝弘光，同样是重蹈历史上南朝陈后主的覆辙，征歌选舞，花天酒地，大敌当前担心的不是兵弱粮少，而是《燕子笺》的能否及时演出。“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醉生梦死的生活正是这个昏君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