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大学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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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


我正在整理尼采著作的译稿,其中有一部早期著作,题为《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是他在巴塞尔大学的五次公开演讲,尚无中译本,我挑一点有趣的内容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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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学校长期实行双轨制,中学分为文科中学和实科中学,前者着重古典人文教育,学生毕业后可升入大学深造,后者着重职业培训,学生没有升大学的资格。到了尼采的时代,这个界限变得模糊了,主要的表现是,文科中学向实科中学看齐,大规模扩招,而这意味着大学也以相应的规模扩招,同时,在教学内容上,古典人文教育大为削弱,强化了职业培训。对于这个倾向,尼采深感忧虑,为了说明他的忧虑之所在,我引一段他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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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教育是最受欢迎的现代国民经济教条之一。尽量多的知识和教育——导致尽量多的生产和消费——导致尽量多的幸福: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响亮的公式。在这里,利益——更确切地说,收入,尽量多赚钱——成了教育的目的和目标。按照这一倾向,教育似乎被定义成了一种眼力,一个人凭借它可以‘出人头地’,可以识别一切容易赚到钱的捷径,可以掌握人际交往和国民间交往的一切手段……按照这种观点,人们主张‘智识与财产结盟’,它完全被视为一个道德要求。在这里,任何一种教育,倘若会使人孤独,倘若其目标超越于金钱和收益,倘若耗时太多,便是可恨的……按照这里通行的道德观念,所要求的当然是相反的东西,即一种速成教育,以求能够快速成为一个挣钱的生物,以及一种所谓的深造教育,以求能够成为一个挣许多钱的生物。一个人所允许具有的文化仅限于赚钱的需要,而所要求于他的也只有这么多。简言之,人类具有对尘世幸福的必然要求——因此教育是必要的——但也仅仅因为此。”


人为了谋生必须学习相关的技能,这本身无可否认也无可非议,尼采反对的是把它和教育混为一谈,用职业培训取代和排挤了真正的教育。他强调:“任何一种学校教育,只要在其历程的终点把一个职位或一种谋生方式树为前景,就决不是真正的教育”,而只是一份指导人们进行生存斗争的“说明书”,相关的机构则是一些“对付生计的机构”,决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教育,其核心是人文教育,是精神素质的培养和文化的创造。


尼采并不反对生计机构,但要求把它和教育机构加以区分,不能把所有的学校都办成生计机构。他预言,既然文科中学和实科中学在总体目标上已经无甚区别,不久后大学也理应向实科中学的毕业生开放。他的预言在三十年后得到了应验。然而,这种应验是令他痛苦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意味着真正的教育机构已被生计机构同化和吞并。


双轨制的取消也许是教育民主化进程的必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尼采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教育有无超出职业培训之上的更高使命?仅以谋生为目标的教育还是不是真正的教育?在教育日趋功利化的今天,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尼采还注意到了扩招产生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教师和学生的素质大为下降。他指出,哪怕一个优秀的民族,能够胜任教育事业的人才也是相当有限的,而扩招使太多不够格的人进入了教师队伍。与此同时,大量不合格的学生也涌进了学校。在这种情况下,真正优秀的教师必然地被边缘化了,因为他们既敌不过平庸教师的数量优势,其实也最不适合于教育那些胡乱集合起来的青年。相反,平庸的教师则如鱼得水,因为他们的禀赋与多数学生的胸无大志、精神贫乏处于某种协调的关系之中。


事实上,扩招的最大受害者是学生。在学校里,“无人能够抗拒那个使人疲惫、糊涂、神经紧张、永无喘息之机的强迫性教育”。走出大学校门,等待着他们的是纠结和失败的人生。尼采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纠结和失败:走上被雇用的岗位之后,他们感到无能引导自己,于是绝望地沉浸到日常生活和劳作的世界里面;他们不甘心,企图振作起来,抓向某一个支撑物,可是徒劳;在悲凉的心情中,他们放弃了理想,准备去追求任何实际的乃至低级的利益;他们被卷入到了时代的永不停歇的骚动之中,仿佛被切割成了碎片,不再能领略那种永恒的愉悦;他们受尽怀疑、振奋、生计、希望、沮丧的捉弄,最后让缰绳松开,开始蔑视自己……


做这一组演讲时,尼采才27岁,距学生时代不远,但已经在巴塞尔大学做了三年教授。无论是以前作为学生,还是现在作为年轻教师,他对学校教育的状况都有切身的感受。扩招只是现象,实质是教育的功利化和真正的教育之缺失。他面对的主要听众是大学生,他寄希望于其中“被相同的感受所震荡”的少数人,呼唤他们投身教育事业,为德国教育机构的新生而奋斗。可是,在他发出这个呼唤之后,不但德国、而且全世界的教育机构都在功利化的路上走得更远了。就此而论,面对当时初露端倪的现代教育之趋势,尼采既是一位预言家,又是一个唐吉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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