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毛主席的这首诗词《忆秦娥.娄山关》写的是那么悲壮蒼凉而又豪迈。读后不禁令人联想起:当年红军西路军兵败祁连山河西走廊，那段可歌可泣而又悲壮的史实。
“蒼山如海，残阳如血。”这不像是在写娄山关，而是在悲歌红军西路军(以下简称红西路军)的英烈们，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祁连山脉的崇山峻岭。
多年后，红西路军所经历的那几场战争的惨烈，仍让后人刻骨铭心，失败的阴影犹如泰山压顶难以倾诉。因为，这一切皆源于中央两条政治路线之争。虽是历史的是非，却一直牵动着数百万人的心。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李先念主席给邓小平同志送上一份《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批语，并说明已请徐向前元帅看过。三月二十二日，邓小平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该材料证明:红西路军渡黄河西进的战略目的，是打通河西走廊至新疆到苏联的通路，以取得共产国际援助支持。其整体战略行为是经中央同意的。红西路军将士的浴血奋战事实，与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无关。邓小平的批示彻底解决了红西路军将士兵败河西走廊的历史公案。
张国焘的错误主要是，他有政治野心和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路线，而西路军的失败是诸多因素造成的，不能单纯说是执行张国焘错误路线造成的。红西路军的主力是来自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曾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建领导者之一，数万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将士虽为革命流血牺牲，却一直笼罩在错误路线的阴影下，蒙受着不白之冤。迟来的平反昭雪虽晚了些，但总算是可以告慰数万英烈忠魂了。
自杀身亡(文革中)的原红四方面军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被错杀的原红四方面军、西路军高级将领李特、黄超等人，以及所有牺牲的将士均按革命烈士被公开平反昭雪;一些当年被遣散和流落民间的红西路军官兵，仍按红军战士待遇并给予了适当经济和医疗补助。原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在世的老同志及亲屬闻此 讯无不热泪盈眶，欢欣鼓舞!
当一九九零年和九二年，徐向前元帅和李先念主席的骨灰，按照他们生前的遗愿，在空中撒向他们魂牵梦绕的祁连山河西走廊和大漠戈壁时，中华万里长空同样是且为忠魂舞!
今天我们要真实地评述红西路军那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史实，就必须站在历史全局的高度，非常客观地叙述和进行全面深刻的剖析，以还原历史的真相。
第一章 伟大的领袖和失败的“英雄”
历史犹如大江东去，浪花淘尽千古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留给后人的则是无尽的评说。
楚汉相争，刘邦和项羽共同联手推翻了秦王朝，然而刘邦坐了天下，是开国大汉王朝的皇帝，项羽则兵败自刎乌江。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刘邦的确英明伟大，项羽虽败犹荣还是英雄，因为他自刎烏江让后人赞叹是条汉子。
如果评述红西路军的史实，首先有两个绕不开的关键历史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和张国焘。前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后者则是中国共产党內悲剧式的重要政治人物。
当年红西路军为什么蒙受不白之冤?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是“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见程力主编《万里征途——战将程世才》)毛主席谈到这个结论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即红西路军兵败八个月后。
其实早在同年三月底，中央已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展开了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批判。中央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张国焘一向挟兵自重，他自认为红四方面军是自己向中央索权的最大资本，而红西路军恰恰又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此时红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失时机地立即展开对他的批判，是因为:(1).张国焘在党内军內树立的山头主义和分裂主义倾向对中国革命事业危害极大。(2).红西路军兵败的损失震惊了党中央，必须及时在全党总结经验教训。(3).利用这次教训批判张国焘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全党全军加強政治凝聚力。
中央批判张国焘所犯错误的关键问题有三点:
第一点、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自江西瑞金出发，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都在此，故称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以北两河口胜利会师后，张国焘自认为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八万多人，就开始向中央索权。他公开提议将红四方面军部分将领安插到中央委员和政治局中。这种挟兵自重傲慢无理无视中央的做法，的确在党內犯了众怒。
第二点、当中央做了适度让步，满足了张国焘大部份要求后，红一和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大军同时分兵北上进军时，张国焘所率领的左路大军却迟迟按兵不动。不仅如此，张还擅自电令右路大军返回，并秘电陈昌浩对中央采取党內斗争(此电文后人颇有争议)。
第三点、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公开成立伪中央，他大言不惭地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党籍和中委资格。杨尚昆、叶剑英被免职查办。并命中央改称北方局，中央红军改称北路军，今后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
以上三点说明張国焘由于野心权力欲的极度膨胀已经公开和中央闹分裂了，这也注定了他个人日后在党内的命运，同时也将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带入了历史政治的阴影。
但是，张国焘依仗兵強马壮，另立中央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是属于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支部，建立党中央必须经共产国际批准和认可。后来，共产国际派来的联络员张浩(林育英)，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挽救了以毛主席为军委负责人的党中央。他直接电告张国焘，你另立的伪中央共产国际不承认。至此，伪中央闹剧才结束。张浩(林育英)后来在延安病故，毛泽东親自抬棺扶灵并题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感情至深催人泪下。林育英论辈分是林彪的堂哥(年长十岁)。纵观毛一生为党内同志抬棺扶灵，仅此一人矣。
毛主席对红西路军兵败的结论归结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完全是站在党内政治路线高度看问题。
他指责张国焘“不经过中央，将部队偷偷调过黄河，……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我们可以感觉出毛主席的话是明显带有情绪的气话。因为根据当时有关往来电文证明，红西路军渡黄河是为了打通国际援助通道，其行动中央是知道的。因为红西路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张国焘视为自己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本，严防中央直接插手指挥。毛主席为避免激化党内政治矛盾，开始并不直接电令指挥，但是没说不知道，也沒说同意或不同意。后来指责张不经过中央调动部队过黄河说的也非常对。“向中央闹独立"也是張国焘以往一贯的做法。
俗话说:王和玉就差那么一点。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人相比，前者不愧是在政治军事有雄才大略，而后者则是略逊一筹。
其实论党内资历张国焘应排在毛泽东之前。即一九二零年就跟随李大钊参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在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三人团成员(任组织主任)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政治局常委，其在党内资历不可谓不资深。而毛泽东当时只是参与了中共一大会议并无担任党内任何重要职务。一九二七年八月才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论学历张国焘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名牌学校，而且担任过学联主席。他后来又到苏联受过共产国际培训，系统学习和研究过马列主义。贺子珍回忆录里形容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面红光，像个阔老板。他常常做作地哈哈大笑，装出一副豪爽的样子，实际上是皮笑肉不笑，给人一种虚伪的感觉"。而毛泽东则是毕业于普通的湖南长沙师范学院，甚至连国都沒出过，但是精通历史，为人很有政治魅力。曾被留苏回国的党內极左派份子嘲讽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论革命实践张国焘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并创建和领导了红四方面军。而毛泽东则是发动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红色政权的主要领导人。两人同样有着革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经验。而且在党内俩人都有着三起三落的经历。
论个人形象，张国焘仪表堂堂，和毛泽东同属于高大帅类型的男子汉，同样具有着领袖般的风度。俩人初识于一九一九年，经李大钊介绍张国焘认识了毛泽东。张是北大学生领袖(学联主席)，毛是校图书管理员。张的傲慢让毛印象很深，多年后，毛酸楚地对斯诺(美国友人)说:"我的职位低，沒人理。他们沒时间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说南方话。”
论岁数张国焘比毛泽东还年轻四岁，张出生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出生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以应验了一句名言: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分先后。毛泽东大器晚成后来者居上。许世友将军曾总结说:“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都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张国焘晚年在加拿大公寓里写书做人生总结，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当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时，毛泽东连政治局侯补委员都不是，为什么他竟成了中国共产党主席而且建立了新中国。嫉妒悔恨交加，肠子都悔青了。他心里只能是默默地念着那句古语:成者王候，败者贼。我当初还不如学项羽至死不肯过江东。结果是，三十年河东共产党，三十年河西国民党。现在两边都不是，连贼都不如啊！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归根结蒂是你们这帮孙子的。张国焘没说错，是爷爷都当过孙子。伟人也是从普通人一步步走过来的。
毛泽东率红军到了陕北后，为什么被当地人民称之为"大救星"。因为陕北红军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和马文瑞等一大批地方干部被错误关押正准备处决活埋，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陕北红军和人民为此高呼毛主席是大救星! 陕北民歌《东方红》由此传遍全中国皆源于此。毛泽东威望空前高涨，张国焘内心实在是羡慕嫉妒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主席的威望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建立起来的。
新中国是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苦卓绝的牺牲和奋斗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文革而否定毛泽东，中国必乱。佛教如否定释迦牟尼，基督教如否定耶稣，伊斯兰教如否定穆罕默德，世界信仰必乱。“否毛论"不仅是不识大局不懂政治，而且是别有用心！不仅张国焘当年做不到，今后也没人能够做得到。后来治国者须深思。
张国焘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那早已是历史了，最后还是怪他自己一九三八年清明节，借故祭拜黄帝陵，从西安跑到武汉后又不听周恩来苦口婆心的劝阻，执意投向了蒋介石的怀抱。他见到蒋竟然开口就说:"兄弟我糊涂啊。"所以，中共叛徒的结论恐怕已成铁案，永世不能再翻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张国焘毕竟曾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应有的贡献。
一杯咖啡一壶茶，张国焘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孤独而又凄凉地病逝于加拿大多伦多郊区老人病院。当日风雪交加寒气逼人，他沒有一个亲朋好友在场。
而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月九月九日逝世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举國哀痛，世界瞩目。毛主席纪念堂则很快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供后人瞻仰。这就是真正的伟大政治领袖和悲剧式“英雄”不同的人生结局。
第二章 雄 关 漫 道 真 如 铁
毛主席在谈到红西路军兵败的原因时，曾非常客观地指出河西走廊:"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地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摘自程力《万里征途》)
河西走廊古称雍卅、凉州，简称“河西”。因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狭长且直近千里，形如走廊又地处黄河之西故被称之为“河西走廊”。其南面是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大部份地区土地贫脊荒凉，只有局部地区草肥水美，生息繁衍着彪悍善骑射的游牧民族部落。东周春秋为西戎，战国先秦有月氏，西汉是匈奴。汉武帝为了兵出大漠北击匈奴，命大将军霍去病在张掖的山丹地区训练骑兵，千里奔袭匈奴王庭，大获全胜。那里至今仍保留着亚洲最大的军马场。宁青两地马匪骑兵的马匹大多出自那个地区。
当年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地区受制于地形狭窄，不利于兵力机动和展开，只能长蛇布阵，梯次交替掩护西行。马家军则借助骑兵快速机动性较強的优势，围追堵截分割包围，致使红西路军惨遭兵败，这是极为重要的军事因素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常常被人忽略，这就是民族问题。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河西走廊“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即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地区。(回族称谓主要起源于唐宋时期的"回纥"、"回鹘"等西北少数民族的转借音译。元朝时中亚、西亚各族人来华聚居，至明朝形成回回民族。所以回族是指民族，伊斯兰教是指宗教，穆斯林是指信徒。)
首先，红西路军西渡黄河后，其当面之敌即为长期盘踞在青海的马步芳、马步青(简称青马)以及宁夏的马鸿逵(简称宁马)、马鸿宾(1949年9月19日率部起义，后任甘肃副省长)部。青马和宁马麾下，是以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为主组建的骑兵部队，作战非常凶悍。论实力青马大于宁马，且青马最为凶残。红西路军与马匪交战后，形势开始变得更加复杂而又严峻。
因为，由原来的国共两党信仰之争，又牵扯出了民族宗教信仰之争，即共产主义信仰和伊斯兰教信仰冲突。另外，还引发了民族仇恨，即回汉之间仇杀和报复。还有地域生存之争，即建立根据地和“扩红"(招兵买马)，被马匪视为搶地盘。
青宁四马如狼似虎，领域观念极强，均视自己的地盘为回教祖居之地外人不得染指。一九三四年，蒋介石欲封军阀孙殿英(东陵大盗)为青海屯垦督办，带兵六万进驻，青宁四马联合抵制，孙殿英兵败，蒋不得已撤消成命。红西路军挥师西进，触犯了青宁四马的地盘利益，他们当然联手拼命抵制。特别是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秉承蒋介石对红西路军的“围剿令"更是全力以赴，集中优势骑兵杀气腾腾地围追堵截红西路军。
另外，青宁四马久居甘、宁、青之地，其家族历史渊源可追踪至清朝同治年，即一八六二年的陕甘回乱。左宗棠率大军平叛，河州回军头领马占鳌原为西乡大阿訇，后被叛军推举"都招讨"，他率回军与左宗棠初战取胜，却乘胜主动请降，左宗棠大喜纳降。马占鳌被任命督带，马悟真、马海宴(即“青马”祖父)等均被任命管带。左宗棠实行“以回治回"，“甘人治甘"之策，很快平定了为祸已久的陕甘回乱。据史料统计汉回两族死亡人数共计约二千万人。此次平乱，马占鳌所率的合洲回族马家军功不可没，后编入甘军为清廷所倚重。老马家从此由匪变官，华丽转身。
河州众马以家族血缘和回教为纽带，关系盘根错结极为复杂，对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内则勾心斗角，互相猜忌，矛盾尖锐。号称"青马”的马步芳与马步青为亲兄弟，青为兄芳为弟，其父是马麟，伯父马麒，祖父即马海宴，三世拥兵自重。而号称"宁马"的马鸿逵与马鸿宾则是同宗叔伯兄弟，马鸿逵父为马福祥是马鸿宾的叔父。马福祥光绪年与兄马福禄在甘肃督办董福祥手下，其兄为记名总兵职，参加京城保卫战与八国联军激战，兄战亡，其接职统兵。后护卫慈禧和光绪帝西逃，民国任绥远都统，安徽省主席等职。由此可见，众马在甘青之地根基非常深厚牢固。
所以，红西路军的对手并非普通的地方军阀武装部队，而是以凶悍为著称且装备精良的回族马家军骑兵部队和当地回族地主民团组织。历经陕甘回乱后，这些人本身对汉人就有戒备仇视心理，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你敢冒犯我的地盘建立红色根据地和“扩红”，那老子就是全家齐上和你拼命。当时马家军集中了正规军和民团武装约十六万至十八万人兵力，相当于红西路军兵力八倍之多。由此可见，红西路军天时地利人合均不占优势，此乃兵家之大忌也。
我们再看看红西路军人员编制和装备:红西路军的组建是由原红四方面军第五军、九军、三十军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共计二万一千八百余人组成。红五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部队三千余人，枪一千余支，平均每枪子弹五发。红九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部队六千五百余人，枪二千五百支，平均每枪子弹十五发。红三十军长(代)程世才，政委李先念，部队七千人，枪三千二百支，平均每枪子弹二十五发，是红西路军主力部队。由此可见，红西路军二万多人，武器装备还不到半数，其余是大刀长矛棍棒。
马家军骑兵优势本来就大于红西路军的步兵，而且兵源弹药粮草可源源不断补充，红西路军则根本没有这个条件。两军对比红西路军只剩下共产主义信仰和不怕牺牲的革命斗志。但是马家军和民团同样有着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信仰以及疯狂的民族复仇心里。
综上所述，两相比较红西路军处处不占上风。长途艰难拔涉，深入甘宁腹地，加之战略上西进东退犹豫不决，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最后困守倪家营血战兵败只能令人扼腕叹息。
雄关漫道真如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红军是铁打的革命队伍，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据洪学智将军回忆: 当年，仅鄂豫皖根据地的金寨县就有十万青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解放后只剩下三千人，大约百分之三的比例。我们今天的中国是由多少红军将士和革命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所以必须用肺腑之言概括:红军万岁!
第三章 人 间 正 道 是 沧 桑
毛主席对人生充滿了浪漫的情怀，他在《采桑子.重阳》一词中写道“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伟人的情怀，他爱憎分明却也嫉恶如仇，有恩亦有怨，伟人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们很多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认识仅仅停留在抽象简单的宣传上，甚至有的年轻人并不知道历史上党內和革命队伍內发生的恩怨和矛盾。但是，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政治军事斗争不仅对外和对內有时都是一样非常残酷。不同的革命人生经历，不同的人生境遇，留给后人无限的思索和回味。本文以下将述评四位相关重要的革命历史人物。
(一) 忠 诚 的 红 军 元 帅 叶剑英
叶剑英（1897年0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之一，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一位杰出领袖，他在九十年的生命历程中，在无数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拯救了无数的生命，也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和地位，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
以上是叶剑英元帅众所周知的革命简历和评价。我们今天要重新回顾的是，叶帅在历史关键的时刻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特别是他在红军时期那段让毛主席终生难忘的事迹。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和红四两个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师后，混编为左右两路大军北上。张国焘竟擅自电令右路军南返，而且密电陈昌浩劝毛泽东和党中央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所幸叶剑英元帅当时任右路军参谋长掌控机要电文往来，急报毛主席和中央，毛当机立断率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及红军大学立即开拔北上。
张国焘的亲信时任四方面军参谋长(兼任红军大学秘书长)的李特(徐克勋)竟然率人追来，并高喊:“不要跟着机会主义走，跟我回去南下吃大米。毛泽东、周恩来是北上逃跑。”李特边骂边拔枪威胁毛主席。幸亏身高力大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德国籍)将其两臂拦腰抱住。李特的表现说明贯穿两条路线斗争的矛盾当时十分尖锐，火拼不是不可能发生。
但是，至今总有人质疑张国焘那份电报的真假。因为事后，陈昌浩说从来沒见过这份电报。其实按逻辑推理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1)、当时叶帅任右路军参谋长，沒有任何必要编造出一份张国焘秘电挑拨中央和张的关系。(2)、毛主席看到此电文后随即裹成烟卷点燃，当机立断率党中央和红一红三军单独北上，而且是不辞而別。这说明当时事出紧急，张有可能动手，证据确凿，否则毛和中央不可能立即转移出走。(3)、陈昌浩说沒见过这封秘电极有可能，因为，此电文肯定已被叶帅扣压及时送给了毛主席。
事隔三十五年后的一九七一年八月，毛为林彪的事南巡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 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 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毛主席在上述谈话中明确地说，电报沒有给陈昌浩。所以陈矢口否认见过这份报电报完全是真话。无论现在任何人质疑电报，毛主席是当事人，他看到和认定的事实绝非空穴来风。而且在延安批判张国焘会议上，毛当面说出密电内容:“南下，彻底开展党內斗争。”张则哑口无言以对。后人再质疑"密电"还有什么意义？
另外，叶剑英在国共内战期间也曾多次救护过毛主席。例如，1935年3月，中央军委在三军团开会时敌军飞机突然飞来轰炸，叶剑英及时拉住毛主席躲避一旁，炸弹正中会议地点，但是，毛主席躲开了生死攸关一劫。
毛主席和党中央随红军右路军北上的时候，张国焘目无中央的行为影响到红四方面军一些官兵。打仗缴获的战利品直接上交给红四方面军供给部，根本不分给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叶剑英立即将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找来，让他单独把一些胜利品分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毛泽东知道后特意夸奖叶剑英：“组织纪律性强。”
事隔几十年后，毛主席仍念念不忘，常夸奖叶帅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临终前睁眼看到叶帅在床前，他困难地招手示意叶帅向前有话说，当叶帅俯身倾听时毛主席说话已含糊不清了，但是叶帅仍然知道毛主席有话向他交待。叶帅陪着毛泽东这位民族和世界的伟人，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几十年，他们彼此感情至深，息息相通。
叶剑英元帅这辈子自始终至是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立场上。他晚年与华国锋、李先念等人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古人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叶剑英元帅的人生，就是终于毛主席，终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一生。
相距毛主席离世十年，八十九岁高寿的叶剑英元帅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
(二) 花环内的红军英杰陈昌浩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上谈到张国焘就不能不提到陈 昌浩，张陈这两个人的名字好似如影随形无法分开。特别是讲到红四方面军和红西路的史实，首屈一指是张，再屈二指是陈。其实，论性质张国焘是分裂中央并叛党，陈昌浩仅是犯有政治和军事指挥错误，两人不能相提并论。但是，论两个人的工作关系和私人感情却永远脱不了干系。
因为，陈昌浩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的三大巨头之一（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是红军主力部队的领导人，排名在张国焘之后，徐向前元帅之前，可谓是举足轻重。
陈昌浩1906年9月18日，出生于武汉市汉阳县戴家庄。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9月，被派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与张闻天(洛甫)、秦邦 宪(博古)、王稼祥、杨尚昆、沈泽民、张琴秋以及徐以新(注：因其观点比较动摇，被称之为“半个”)等人，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尤其与张闻天私交甚笃。
后来，张国焘分裂中央他是持不同看法的。最后张国焘投靠了蒋介石，而他选择了去苏联养病。所以两人立场性质绝对不同。
1930 年11月，经共产国际批准，陈昌浩到了上海。第二年4月，由周恩来亲自安排，陈昌浩与比他大将近九岁，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一起化装成商人，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 (少共特委)书记。
同年11月7日，成立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成为这支部队的直接指挥者，时年仅 25岁，估计老大哥张国焘是非常器重他。陈昌浩不负众望，不但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指挥能力，而且作战勇敢，常常冒着枪林弹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在红四方面军中威信很高。据说，六十年代初，他在北京任马恩列斯编译局副局长出入公共场合时，遇到军中少将和中将高级干部仍向他举手敬礼，他则一脸惭愧匆匆离去。
但是，他也曾犯有左倾错误。比如，他在任红四军政委期间，曾按照张国焘的布署在部队中搞“肃反”。将红四军12师师长许继慎、11师师长周维炯抓了起来，经张国焘亲自批准后杀害，这次“肃反”被称为白雀园“大肃反”。
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指出：“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显然，陈 昌浩在红四军的“肃反”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多年后，陈昌浩也曾对这段历史作了沉痛总结，承认犯了左倾错误，给鄂豫皖苏区造成 了严重的损失并伤害了很多革命干部，给革命造成不可补救的损失。另外，在红西路军兵败河西的问题上，他负有军事指挥错误之责。按照张國焘在其回忆录中所说:"朱德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陈昌浩犯了战术错误。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重不足。"
但是，决定陈昌浩后半生的政治命运并不是他以上所犯的左倾和军事错误，而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陈昌浩的问题有永远解不开的结。可归纳为四点:
(1)、长征路上张国焘的“密电事件”，让他百口难辩。(2)、张国焘另立中央，被认定是政治盟友。(3)红西路军兵败，是张国焘错误路线执行者，必负全责。(4)、张国焘当了叛徒，他借故去苏联养病，消极对抗中央批评。张国焘的叛变实际上早已给陈昌浩的政治生命划上了人生的句号。
另外，毛主席截获"密电"后曾详装不知，试探陈是否与中央北上，陈答: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我必须听。中央政治局与他的关系不关我的事。毛气愤不已，事后脸色铁青地对张闻天、周恩来和博古等人说出了那句名言: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1952年，陈昌浩带着他的苏联妻子格兰娜回到了祖国，刘少奇和他当年的一些老部下在车站迎接了他。中央安排他任马列学院的副教务长，相当处级干部。后来，任马思列斯编译局副局长，主要是翻译编著马列毛的著作，不可能再有任何政治上的做为了。“重出江湖当大哥"那只能是电影里的事了。
陈昌浩晚年在家常念叨着西路军失败后他写的那首诗：《兵败抒怀》
"勇士战场死，祁连葬英魂。全军沉血海，敢顾家与身？……耿耿怀大义，凛凛报国心；不求垂青史，愿作铺路尘。悲愤碎肝胆，革命倍艰辛；抬头望宇宙，歌罢泪纷纷。”
文化革命开始后，一九六七年的七月三十日子夜，六十一岁的陈昌浩深感身心疲惫，万念俱灰在家中吞下了超量安眠药。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过的世界。
他的人生曾经辉煌过，也曾悲惨过。成也张国焘，败也张国焘。套用江湖一句话:大哥跑路，害苦兄弟。
政治立场归政治，私人感情归感情。陈昌浩与张国焘私交甚好，在四方面军中威信很高。他离世多年后，四方面军仍有很多将士怀念他。陈昌浩毕竟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中央最后为其平反昭雪，其英名终于带上花环载入了革命史冊。
(三) 无私的红军大将徐海东
徐海东，开国大将。毛主席亲点排名第二，位于粟裕之后。却在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王树声等人之前。为什么？毛主席不但雄才大略，而且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徐海东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最困难时，不讲条件和代价支持中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一九五五年第一次授衔，尽管徐海东自一九四零因病后就没有参加工作，但是爱憎分明讲情义的毛泽东并没忘记徐海东，他特意指示:徐海东授大將衔，名例第二。
徐海东一九零零年八月生于湖北大悟。一九二五年四月入党；一九二六年五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军任代理排长。一九二七年六月，回黄陂家乡参加农民革命，先后任区农民自卫队长、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西南总指挥、鄂东警卫二团团长等职；一九三一年三月，任红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师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先后任红25军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
一九三五年九月，率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汇合，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
一九三七年八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旅长；一九三九年五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一九四零年后长期休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衔。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九年在“八大”、“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七零年三月在京逝世。
以上是徐海东大将的人生简历，其中最值得歌颂和辉煌的是他和程子华丶吴焕先等人率领红二十五军欲血奋战，冲破艰难险阻，转战九千余里，历时十个月，先于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即红一、红二、红四)到达陕北的壮举。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他率领着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蒋介石调动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徐海东在历次战斗中常常手持大刀驳壳枪，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行军途中也是几天几夜不睡，带领部队急行军快速穿插冲破敌封锁线。因是孤军奋战对徐海东来说压力非常之大，以至他的身体超出了负荷，有时突然昏倒大口吐血，这也是他一九四零年后就因病不能参加工作的重要原因。
红二十五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一带后，很快开辟了有五十余万人口的鄂豫陕边苏区，大张旗鼓扩红，招收了当地几千青年入伍，部队实力迅速得到扩充。能够做到历经长征，部队人数不减反增的仅有红二十五军。
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袭占了天水城，迫使蒋介石从川西调七个师回援，及时有力地策应了红军主力北上。蒋介石盛怒之下悬赏二十五万大洋取徐海东首级，能与毛泽东、朱德首级并列悬赏，红军将领中仅徐海东一人而已。
一九三七年九月，红二十五军转战进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永坪镇，同刘志丹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两地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及时加强巩固了陕甘根据地的革命力量。
一九三五年十月初，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徐海东初次见到毛泽东，即表达坚决服从中央统一调动和指挥。同年冬天，毛泽东派杨至诚(时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送去亲笔信，向徐海东借二千五百大洋，以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当即问供给部长查国桢部队家底有多少，答：“7000块。”徐海东毫不犹豫命令：“拿出五千大洋送中央。” 并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枪支送去。另外，他还命令最精锐的骑兵团，直接听候中央指挥。毛泽东和中央诸位领导闻讯后感动得热泪盈眶，没想到红四方面军竟有这种无限忠于共产党的好同志。
纵现毛主席一生，爱憎分明，自尊心极強。徐海东光明磊落无私的表现与张国焘老谋深算、野心勃勃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日后评价徐海东大将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论功行赏，毛主席始终没有忘记徐海东和红二十五军将士。九十年代的政治局常委兼军副主席刘华清即出自红二十五军。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九大”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名徐海东为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当徐海东大将坐着轮椅进入会场时，毛泽东转过身向他挥手致意打招呼。全场代表随即起立欢迎，掌声雷动。徐海东大将前半生对毛主席和革命事业的忠诚，铺垫了他后半生的辉煌。所以说，道是无情却有情，人间正道是沧桑。
(四) 过早陨落的红军将星董振堂
董振堂，字绍仲，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一九二一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炮科学习，二年后毕业。一九二四年十月在冯玉祥部当炮营营长，后升任团长和旅长。
一九三零年十月，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 董振堂所在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一九三一年一月，被蒋介石调往江西 “围剿”苏区，驻防宁都一线。经我党秘密工作，二十六军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 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萧劲光担任军团政治委员，何长工担 任十三军政治委员。
此后，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 珠等人又先后被派到红五军团加强党的领导工作。一九三一年底，季振同奉命前往苏联学习军事，董振堂接任红五军团军团长职务。他作战有勇有谋，身先士卒。在赣南一战歼敌三千多人，荣获红旗勋章。
长征开始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出色地完成了湘江之役和随后的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及大渡河等战斗任务。一九三六年 初，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奉命与四方面军33军合编为红五军，董振堂仍然担任军长，随张国焘的左路大军北上。
当时，两大红军主力分编为左右两路大军，同时北上时。但是，张国涛一再拖延左路军行动时间。当部队行至嗄曲河边时，张又借故雨大不能渡河。身为红五军长的董振堂前来询问，张国焘的亲信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黄超竟跳起来接连搧了董振堂几个耳光。董振堂是跟随毛主席中央红军长征过来的军级干部，竟然遭此侮辱。可见张国焘的仗着兵强马壮根本不把中央红军干部放在眼里，而且他的骨干亲信也确实比较嚣张跋扈。比如，张国焘另立中央在红四方面军召开大会，朱德、刘伯承和董振堂三人坚决反对。李特和黄超竟然指着朱德大骂道:"老乌龟，滚！"
董振堂本身就是一条性情刚烈，爱憎分明的汉子。长征途中，红军队伍中有女同志生孩子，他竟为此率领战士与敌激战坚持死守，有人怨言很大，他则大声斥责道:“我们流血和牺牲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此言可谓掷地有声。但是为了革命大局他毅然选择了忍受黄超的侮辱。当他走到朱德帐篷内诉说委曲时，气得直掉眼泪，朱德和康克青为了维护红军内部团结只能对他好言相劝一翻。像董振堂这样的人格实在让人由衷的敬佩。
后来，黄超和李特在政治路线斗争中的过激行为也为他们日后被误杀付出了代价。红西路军兵败后俩人随李先念的左支队转战到了新疆，在会议上当着陈云的面仍然言辞激烈维护张国焘路线。同年冬，从苏联回国经迪化被王明以"托派分子”罪名逮捕杀害。
李特原名徐克勋，是安徽霍邱人。后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路过霍邱县，发现路边蹲着一位白发苍苍老太太，举着白布上书几个大字:徐克勋我儿归来。其子即李特，闻此不禁令人感叹唏嘘不已，党内政治路线斗争无论在何时都是非常严酷的，特别是战争年代。当年三国曹植的诗没说错:“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董振堂率红五军随红西路军渡过黄河后，在高台城接到时任红五军政委黄超的急信，要求红五军全力坚守高台策应西路军总部行动，结果遭到马步芳七倍于红五军兵力数万人猖狂围攻。战斗相当惨烈，敌人重炮轰开城墙缺口，敌军架着云梯发动无数次攻击，均被红军战 士挥舞长矛大刀、击退。红五军孤军奋战，伤亡很大，弹药消耗殆尽，均得不到有效补充。部队不分 男女老少都投入了战斗。激战数日后，红军弹尽粮绝，与马匪展开激烈巷战，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牺牲。董振堂率警卫人员边打边撤负重伤后壮烈牺牲，其头颅被马匪悬挂城头之上。董振堂烈士时年四十二岁。
一九五六年，叶剑英元帅在高台慨然赋诗:“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尔著荣光。”我们相信，如果董振堂烈士不是过早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一定位于军队大将之例。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也不会有如果。我们但愿革命英烈的英勇事迹代代相传，红色江山来之不易!
第四章 西风猛烈 战旗更红
毛主席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所谓革命，古语谓之:变革天命，就是改朝换代。如:商汤取夏，武王伐纣，亦被称为“汤武革命"。要革命就会有流血牺牲和成功与失败，国防大学教授朱玉说:“不能因为失败就淹没了一段历史，…...西路军的事迹同样可歌可泣。”
历史有时非常容易让人遗忘。新中国成立后，红西路军那段悲壮的故事几乎沒人再提起。因为，毛主席在世时党中央对此已经定调并下了结论。无论是党史还是报刊杂志小说几乎见不到任何线索。似乎真的成为尘封的历史。本来是一段教育后人的红色革命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难以启齿的尴尬情况呢？因为:
(一)毛主席在世，涉及历史上两条政治路线斗争，题材太过于敏感，无论谁都不敢或不愿触及这段悲壮历史。
(二)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创史人及最高领导，他个人结论中央早已定性，而且众所周知。凡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均为此背了政治包袱或受到政治影响。(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除外)
(三)当时的党中央定的政治调子是，红西路军的失败完全归结于张国焘的分裂逃跑主义，而且是不经中央同意，擅自调动部队过黄河。(注.毛泽东当时并不是党内最高负责人)
现在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和调查，已经对红西路军的失败重新做了结论。这不禁让人感到疑惑的是，难道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完全不顾事实，为了批判张国焘而欲加之罪吗？红西路军西渡黄河到底是张国涛擅自所为，还是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
现在官方公布的材料是:"1936年7月红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根据这个说法，难免让人怀疑当时毛主席是在为中央推诿失败责任。这种观点对吗?以下我们可以客观地做点分析。
首先，经邓小平拍板存档的有关红西路军和中央往来的电文原件和调查材料并未对外公布。但是，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当时中国的总体形势是:
一九三三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统一对外抗日，民族外部矛盾开始急剧升温。但是蒋介石为了维护其政权统治，高喊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调集中央军和地方军阀兵力正变本加厉地围剿红军。
而中国共产党正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正率红军三大主力方面军向川陕甘集中，其目的就是向西北发展，建立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通道，背靠苏联取得外援。此战略目的是:对內可以粉碎蒋介石的围剿，对外则可以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及杨虎成的西北军形成抗日联盟，然后逼蒋抗日，将中华民族内部矛盾斗争转移至民族外部矛盾斗争。因为斯大林希望中国形成统一抗日局面，牵制日本减轻苏联远东地区外蒙一线的压力。
在共产国际联络员张浩说服下，张国焘很无奈地改变了建立伪中央的错误做法。但是，党中央当务之急仍然是要解决与张国焘的矛盾，特别是张仍挟持着红四方军的主要领导权。为此，毛泽东给张国焘拍发了几十份电报，催促张放弃前嫌尽快北上。按照张国焘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是陕北同志:"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此时的张国焘心里上仍然是挟兵自重，中央虽有张良计，老子仍有过墙梯。
据杨尚昆回忆:一九三六年十月初，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为了团结张国焘专门于十四和十六两日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会，规定三条原则:(1)、通过张国焘整顿红四方面军。(2)、派张浩说服张国焘，完成党内政治统一，对其错误原则上不提。(3)、重申张国焘职务仍是红军总政委，司令朱德。拟请两人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统一指挥前线三个方面军作战事宜。(这是毛泽东对张国焘的重大让步)
毛泽东还特意叮囑杨，见面不要随意叫国焘，要称总政委。在获知中央的善意后，张国焘不禁得意地从心底笑出了声。看来我在中央眼里还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确，红四方面军虽几经挫折，但总兵力仍在三万五千人左右，约占当时红军总人数百分之五十比例。所以，团结张国焘聚集革命力量也是党中央的即定方针。毛主席的著名论断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张国焘则认为"枪杆子里面出中央。"
另外，我们对当时有二个细节应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个是: 张国焘北上与前来迎接的彭德怀见面时，彭问:“向前和昌浩同志呢？”张答:“可能要晚两天到。”几天过后，彭沒见徐、陈俩人跟进，又问。张则答:“他们正在准备渡河，不来了。”
第二个是:早在两河口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就提出了三个方案，其第三方案就是转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以新疆为后方，称之为西进计划。他的三个方案均被与会委员们否决了。
这两个细节说明，毛主席所说绝无戏言，张国焘对红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根据地心中早有安排。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四方军领导层多数人支持他西进军事计划，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再与中央谈党內问题。
其实无论怎样，张国焘都是铁了心地以红四方面军为资本和筹码向中央索取核心领导权。所以，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大权仍是张国焘说了算，毛泽东说了不算。而且张国焘还利用红军总政委和前敌指挥部的权利，在西渡黃河调动部队上玩弄了先斩后奏，或即成事实再逼中央表态认可的做法。事实上他完全有权调动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而且不通过毛泽东。
说具体点:当时中央发布了一份《十月份作战纲领》文件，正好也给了张国焘可趁之机。因为文件中提到西渡黃河执行宁夏战役的兵力部暑，由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西渡黄河，到內蒙阿拉善旗接应共产国际的外援物资装备。但是，纲领文件只是军事意图的指导性文件，不是具体作战方案和作战命令，而且要根据实情灵活调整。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于和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
再者，中央目的和张国焘目的完全不同，前者过河是争取外援以图后继，后者过河则是占地为王以图东山。实际上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完全是由张国焘亲自导演的。毛主席和中央并不能有所节制其行为，张国焘仍我行我素，毛主席有苦难言。因为即要团结張又不能让其随意指挥红军部队，破坏中央总体战略布署。
实际上张国焘所为，已经使毛主席制定的:先向南歼灭胡宗南追兵一部，无后顾之忧再从容西渡，到内蒙接受共产国际援助装备红军后，再执行宁夏战役的计划流产。因为红军西渡黄河时间应该在十一月份。张国焘提前将红四方面军主力三十军、九军和非主力五军调动过河，致使彭德怀在河东孤掌难鸣，无法完成合力歼灭胡宗南追兵一部于"海原和打拉池”(位于甘肃白银市平川区，通往兰州要道)的战斗布署。所以造成了红四方面军主力刚渡黄河，即被蒋介石切断了与河东中央红军的联系。而且，河东红军将面临背水之战危险，因为部队机动空间已非常狭窄，这也是毛主席指责张国焘问题的关键所在。另外一个问题是，毛主席认为西渡黄河时间应该选择在黄河冰封期后，而不是提前到十月黄河尚未结冰时。
但是，无论毛主席还是张国焘都低估了河西马匪的骑兵实力，以及忽略了回汉民族矛盾和宗教信仰冲突问题。特别是张国焘意图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马匪回教领域观念极強。
陈昌浩如趁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马匪观望之机，率西路军迅速向东(张学良部辖区)或向西往新疆，都可将红西路军部队保存下来。结果他先后错误地选择了在高台和重返倪家营子建立根据地的方案，陷入马匪重围被先后切割围剿导致兵败。(根据后来档案揭秘，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季米特洛夫日记透露，1.同意红军攻取宁夏。2.斯大林批准援助枪支大炮。3.反对红军退入新疆脱离中国主要地区。)这说明当时中央对红西路军的电报指示是受制于共产国际的决策。
所以客观地说，对红西路军的两种相反结论都对。(即毛泽东主席当年指责张国焘和后来李先念主席及徐帅为西路军的平反结论。)要注意无论是邓、陈、李、徐四人在解决红西路军问题上，都没说过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时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另外，此一时彼一时嘛，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历史毕竟是历史谁较真就是不懂中国的历史和政治。
红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历经古浪、永昌、高台、倪家营浴血奋战损失惨重，全军覆沒。最后，成建制残余部队仅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的左支队率四百余人，进入祁连山出星星峡，由陈云同志接应到了新疆。据统计，红西路军牺牲人数达7000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虐杀、活埋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流落在各地的战士4500人。
红五军长董振堂阵亡后，头颅被敌人割下示众；红九军长孙玉清负伤被俘，不降被砍死；三十军八十八师长熊厚发负重伤，被绑在大炮筒上，轰死。2400多名红军战士被活埋，烧死和钉死在树上。几乎所有女红军战士都遭到了强暴和凌辱。
红西路军兵败是事实，究其原因很多，但是只有当事人即主要领导最清楚。曾任红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认为，西路军兵败的原因归结于：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战场指挥上的机断专行；四、对于蒋介石的轻信。
为什么徐向前元帅会得出上述结论呢?肯定是他根据亲身经历的事实所得出的最终结论。因为，当年红西路军一把手是陈昌浩，二把手是徐向前，所以除了陈昌浩就是徐向前的结论最具权威性。其实前三点结论我们在本文前面都有分析和涉及，唯独第四点:对于蒋介石的轻信，很多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甚至有一种言论说红西路军兵败是毛主席精心安排的，其目就是为了排除政治异己势力。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罔顾历史客观事实，妄自菲薄的猜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1)、红军主力部队经过长征后，当时在陕甘地区总兵力不过六万多人，红西路二万一千八百多人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占了红军总兵力三分之一。蒋介石在西北布署了几十万大军，准备彻底围歼红军和党中央。毛主席为了集中红军兵力于陕北抗击蒋介石，非常看重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有生力量。先后多次拍电张国焘率军向陕北靠拢。说毛主席故意设计排除异己势力，纯屬无稽之谈。毛主席自毁长城还能称其为领袖吗? 当时红军兵力根本不足，还要故意断送可能吗?从逻辑上也讲不通。当时，张国焘的本意也是不愿意与中央红军会合，他曾警告陈昌浩:会合后，不但我的红军总政委当不成，你的方面军政委也当不成。正好中央的《宁夏作战纲要》给张国焘西渡黄河另外建立根据地提供了机会。
(2)、张国焘内心并不愿意执行毛主席中革军委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曰提出的:"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的战略方针。结果，彭德怀调动不了红四方面军给予配合，只好向毛主席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红西路军西渡黄河后即被蒋介石切断了两岸红军的联系。其实，毛主席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即红一和红四还有红二军在河东歼灭胡匪追兵一部，待黄河进入冰封期再从容西渡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张国焘和陈昌浩却搶先率军西渡，过早暴露红军战略意图，致使渡口被封锁，红军被分割，局面非常糟糕。不仅红西路军面临危险，中央红军更是危在旦夕。蒋介石非常清楚这是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最好时机。实际情况是毛主席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将面临背水决战，而且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十分不足，情况万分危急。毛主席对张国焘阳奉阴为的小农意识憋了一肚气。此时，蒋介石亲率國民党军政要员飞临西安准备督战，志在必胜。在这关键的历史存亡时刻，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挽救了毛主席共产党和红军，这是真实的历史。毛主席共产党福大命大造化大，天不亡共必亡蒋！这不是神化但将来必定是神话与传说。(注:神化与神话意义不同)
所以红西路军兵败后，毛泽东指责是执行了张国焘分裂逃跑主义，而且是擅自调动部队。毛主席当时所站的角度不同，批评的完全没错。何况，直至同年十二月七日才成立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在此之前的中革军委张国焘并不承认。同时也还没有正式确立全党全军以毛泽东为指挥核心的统一领导层。正式确立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那是一九四五党的“七大”之后。毛主席的领袖威望形成是有一个历史的过程的。当时，毛主席对红西路军的结论是经政治局常委讨论做出的，并非完全是他信口开河的个人意见。
(3)、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非历史偶然事件。因为，早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就与张学良和杨虎成达成了秘密共识。八月初与张确定，红军在东北军配合下接通苏联，取得共产国际援助，然后出兵绥远抗日并建立西北国防政府，逼蒋共同抗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明确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相关建议。西安事变后，形势好转，中共战略被动局面才开始扭转。张国焘回忆说"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
"西安事变”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前，国共两党一直在谈判中，中共特意提出对红西路军要"停战让防"。而且周恩来多次面见国民党要员谈判此事，红西路军的处境虽在事变后有短暂缓解，但并不乐观。因为蒋介石并没彻底放弃内战决心，他不会命令马步芳停止围剿行动。(直至同年國民党抗日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于二十二日正式宣布:原西北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另外，马步芳视红西路军为眼中钉肉中刺，其地盘绝不容他人染指，必欲斩尽杀绝。所以，导致红九军先受重创之后，又发生了董振堂所率红五军二千八百余人，浴血奋战九昼夜后，除少数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的事。
(4)、事实上，围绕着西安事变前后，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的河东红军部队实际上自顾不暇，根本无力支援河西红军，即使倾全军之力过河也未必胜算在握。因为仅青宁四马的主力部队即可集结十八至二十万，也是红军总兵力三倍之多，而且暂时不计蒋介石的中央军兵力。另外，张国焘的野心未实现后私心防范意识也非常重。他本意就是要陈昌浩在河西另外开僻根据地，扩红招兵买马加强实力，以此巩固自己在中央犯过错误后的政治地位。他这种思维严重影响着陈昌浩，所以当红西路军仅剩一万余人从倪家营向东回兵时，刚打了一个胜仗歼敌千余人时，陈昌浩突然决定返回倪家营并声称革命形势好转，要回去建立革命根据地。此举令副总指挥徐向前都深感大惑不解。至于中央有没有电报指示是走是留，那都是另外一回事。况且战场指挥员临机决断非常重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而陈昌浩的最后决定彻底葬送了红西路军最后的一万余人。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他兵败后不回延安先回鄂豫皖根据地，准备从新拉队伍的原因。结果是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都是当事者，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再也不重用陈昌浩。
其实，中央自始至终并沒有坐视红西路军兵败。除了安排周恩来等人与蒋介石谈判，让其命令马步芳立即停止对红西路军的围剿外，军委还于1937年2月27日发出了《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同时决定立即组成“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援救。援西军以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二十八军和骑兵团组成，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3月5日率队由陕西淳化出发星夜驰骋救援。3月13日在甘肃镇原县接中央来电:红西路军已全军覆沒。刘伯承紧急召开上百名团以上干部传达，全场闻之失声痛哭。毛主席和党中更为震惊，没想到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建立统一战线抗日，蒋介石和马步芳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红西路军赶尽杀绝。所以徐向前元帅有所指地总结说:对于蒋介石的轻信。是其原因之一。
对于红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及时归队的绝大数人员，党中央都及时给予了安排。据秦基伟将军回忆：西路军突围的指战员，除李先念支队四百余人到达新疆以外，其余大多数人都是先找到援西军而后编入一二九师的。据此可知：一二九师 是在红四方面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保留下来的两个军，即红四军改编为385旅，王宏坤任旅长。王维舟任副旅长；红三十一军改编成386旅，陈 赓任旅长，陈再道任副旅长。
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从弱到强，最后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说明毛主席一惯奉行的是革命必须搞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有了最后的胜利。排除政治异己势力的说法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有人好猎奇不信正史信野史，完全是村里说评书编故事，非说乾隆当年是汉人。不靠谱的妄议别信。
红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至今已八十年了，好在春风化雨终有时，早在八十年代初，经邓小平拍板、陈云证明、李先念、徐向前等人努力下，已经给予了公正客观的重新评价和结论。历史此一时彼一时，李先念主席当时在中央位高权重，有陈云同志和徐帅的支持像红西路军这种问题，邓大人是非常愿意顺势而为解决的。李先念主席在此问题上功不可没。历史终于可以告慰西路军英烈忠魂了，革命战争中无数的恩怨，犹如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人间是非恩怨。
后 记 长缨在手 缚住苍龙
毛泽东在《清平乐.六盘山》中写道:"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当我们读到毛主席这首革命气势磅礴的诗词时，似乎让人感觉到，暝暝之中昭示着红西路军英烈们的鲜血绝不能白流。(虽然此诗写作写于事件之前)
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历史绝非偶然，距红西路军兵败十二年之后。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的原西北野战军正式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其下辖总兵力约三十四万人，随即拉开了解放大西北的战争序幕。当年，马匪对红西路军的残暴手段毛主席刻骨铭心，他特意指示彭德怀:坚决歼灭!只接受其无条件投降，而决不容许其来什么“起义"或“”改编。解放大军为红西路军英烈们复仇的兵锋横扫大西北的西安、兰州及西宁、银川一带，势如摧枯拉朽，锐不可挡。当年不可一世的青宁马匪集团已处于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不是冤家不聚头，就在此时，双手沾滿红西路军烈士鲜血的马步芳又粉墨登场了。他代替张治中担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并加上将衔，其长子马继援任国民党青海兵团中将司令官兼八十二军军长。马匪故技重演，纠集步骑兵六万余人杀气腾腾，企图攻占咸阳，向西安进军。但是，今非昔比。当年不可一世的马匪骑兵，在解放大军强大的炮火和轻重机枪下完全丧失了快速机动的优势。马跑的再快也不如子弹炮弹快，马继援的骑兵被打得落花流水仓惶溃逃。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彭德怀率第一野战军发起兰卅战役。罪孽深重的马步芳自知落在解放军手里绝不会有好下场，提前携带金银细软逃走，留下儿子马继援督战。经过二轮激战后，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大军的红旗便飘扬在了兰州城头。在解放军随后的凌厉攻势下，马鸿奎的十万大军在宁夏倾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而马鸿宾则在傅作义的影响下顺势率部起义。至此，青宁马匪在中国西北地区占山为王，为非做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马步芳的结局是死在沙特，马步青死在台湾，马鸿奎死在美国，而马鸿宾则病故于新中国甘肃省副省长位上。河西走廊的祁连山脉红旗招展，灿烂的阳光下红旗漫卷着西风!
这仿佛在昭示着当年红军将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这才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新中国确实来之不易，红西路军将士们英勇悲壮的革命事迹将永远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毛主席率领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历经艰难险阻，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建立了新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有传奇就有神化和传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神化了的传说，但是却风靡了世界主宰着人类的精神世界。信仰是人类的寄托，维系了世界人类社会的稳定及和平，虽有矛盾和冲突但是人类不能没有神化了的信仰。毛泽东主席将永远是中国人民的传奇和神话。因为，他的光辉形象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否定这个信仰中国社会必然陷入动荡。毛泽东主席犹如定海神针，将永远是中华民族不朽的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