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社会上对于博士这一群体开始产生一种别样的“歧视”。如果说认为大学生不值钱尚且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所谓“高智商低能儿”的说法，恐怕多出自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吧。
中国青年报以“寒门博士之死”为题报道了杨宝德的自杀历程，极有可能再添社会对博士群体的刻板印象，即如知名作家六六所说“装个窗帘、买个菜，打扫个卫生就委屈死了？”。
我更倾向于相信，杨宝德的导师周某或存在的不当行为，是导致杨宝德最终选择自杀的原因之一。如果事情果如不少人臆测的是周某逼死了杨宝德，那我只能哀叹一声：死得不值。
还差一岁便到而立之年的杨宝德，可能还没有在人生道路上找到立足点。但我又能从旁人的只言片语中，稍稍体味出他的困境，或许在他的眼中，一旦丢失了拿到博士学历证书的机会，人生之路可能也就此完了，因此他必须全力克服这条抑郁之路上的一切障碍，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人情与世故。
更换导师绝无可能，放弃读博那便连硕士的文凭都没了，而继续操心琐事又无法达到博士的要求。学术上的失意进而放大生活上的不如意，正如我们常会因一件小事而懊恼、纠结一整天，杨宝德很有可能应了许多评论所猜测的那样，私人生活过多地被导师干预，这对于他来说显然已不是小事。
但杨宝德在自己的博士之路上究竟走得有多不如意，逝者已矣，我不便作更多的揣测。
由此我转向另一种思考角度：如果杨宝德毅然放弃读博，结果会是如何？
可能有人会说，他傻啊，那这么多年的书不白读了。
对，这的确是一种利弊衡量的方式，但所谓的“白读”是意指书，还是意指没有拿到的博士学历？就好比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学历是块敲门砖，没有还就是不行。但我更想弄清楚的是，有学历的杨宝德和没学历的杨宝德究竟哪一位更算是人才？
换句话说，“任性”追求自由的杨宝德和为学历甘愿为琐事所累的杨宝德，二者谁更能被社会所认可？
这似乎很容易回答，但又似乎并不容易。
举个有些不恰当的例子，陈寅恪在外游学多年，始终未曾考取博士，但无著作无文凭的他依旧力排众议成为名噪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那么，无学历的陈寅恪和有学历的陈寅恪，究竟哪一位更博学、更堪称大师？当时的人们回答也难，今日的后人回答也易。
可惜，杨宝德毕竟不是陈寅恪，他活着的时候难有自证的机会，死了更无可能。因为人们在评价他的时候——他在学校也好，他在找工作时也罢——始终以他是否成为一名博士为准。
旁观者们如此评价，甚至连他的亲戚朋友也作如是说：“他们从人上人又跌到了最下面。”
所以，杨宝德看似有很多路可以走，他既然能读博士，好好工作好好活着总是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第三条路，在没有领悟“而立”之意的杨宝德的心里，或者说在现实所迫的环境中，他要么继续跪着拿到博士学历，要么自杀一了百了。
我曾问过一位朋友，你准备继续读博吗？
他很果断地回答说，不。
我很不解，问，读博反正也是做学问，就算读不下去，多几年时间学习有什么不好？
他告诉我说，读了博士，就意味着很难有其他选择了。
朋友没有解释更多，没有读过研究生的我也终难以理解。杨宝德之死或许能让我明白一些，即业已29岁的他，一旦拿不到他的博士学历，之后他曾向往的体面工作、体面收入都会烟消云散，因为旁人只会注意，杨宝德是不是博士。
但我依旧无法解决当年的疑惑：“多几年时间学习，有什么不好？”
可能，以我作为旁观者的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国内很多高校的研究生早已脱离了“研究”二字，他们成了研究生之后，反而离做学问越来越远了。硕士生汲汲于行政工作，博士生多苦于应酬交情。
可我也能理解，研究生的生涯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完研究生之后可以拿到的学历证书。
研究生们其实并不需要自己承认自己，他们多只想要他人和社会的承认；而社会和他人也不需要看清研究生们的学问水平，重要的只有学历的一纸证书，它就如同魔法一般，有了它，你就是陈寅恪，没了它，你就只能是杨宝德。
如此想来，寒门出身的杨宝德必须跪着去拿他的博士学历，否则，他只是一个三本出来的学生。于是，就算他做十年杂役，就算他把学问当副业，只要一朝拿到了学历证书，社会承认他了，他自己也就承认自己了。说到底，学问最是不重要。
写到这里，似乎有些扯远了，更有些诋毁高学历的意味，但毕竟，吃饭和生活才是多数人最需要面对的。我所思考的，总结在这里，大概是说杨宝德们本可活得更加畅达一些，但他们因物而生，又因物而死，这既是他们自己的悲哀，也是这个社会的悲哀。极端个案令我们闲谈之余，意味着更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更深刻地思考与解决。
2018.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