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来不可小视，他是一个近邻，也是一个强国，中国人需要从考察强邻的是非成败入手，对母国的历史、现在乃至未来，有个更透彻的理解、借鉴和思索。
为什么同样最初是“君主制”，同样也形成过能与王权相抗衡的势力，但是，欧洲率先形成了后来的“民主制”，而日本却依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十分有序的封建“君主制”呢？
让我们一步步“抽丝剥茧”地来看吧。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
“长子继承制”的最大特点是家族里的财产除一小部份分给各家庭成员外，其余的全部归长子继承，家庭其他成员都被排除在外。
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于 1896— 1898年制定的旧民法当中的亲族篇及继承篇，在家产和家业的维持及家名的存续上普遍采用长子单独继承，更进一步使产生于武士家庭的家族制度得以扎根。
显而易见，“长子继承制”通过历代连续的财产和势力的积蓄，完全能够形成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
可是，自德川时代形成了统一的封建制度起，日本长久以来都是由皇朝所统治，就是在江户及德川幕府时代，皇族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再看欧洲，从9世纪末到君主制之前，西欧一直处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后来，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最终使得富裕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成了能与贵族和王权相抗衡的势力。
比如英国，国王和资产阶级为主的反对派最后终于坐到了谈判桌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相互作了妥协和让步，于是封建的国家变成为君主立宪的国家。
因此，可以看出，欧洲和日本当时同样形成了一种能与王权或皇权相抗衡的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与日本的皇权制度为何走上截然不同的政体之路呢？决定性因素之一，思想肇源。
决定性因素之一.思想肇源：“集权恐惧”与“大和精神”
西方思想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摇篮。
远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就已经有了“民主制”的雏形。古代希腊人都生活在不大的城邦之内，除了城邦这种政治体制之外，他们别无所知，即使是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天生要过城邦生活”。虽然遗憾的是，在他的时代，城邦已经走向毁灭......
古希腊城邦实行的大都是民主制，在大部分城邦之中，公民的政治权利一律平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雅典，从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约公元前六零零年），中经苏格拉底、柏拉图而到达亚里士多德的时期，雅典的公民参政程度不断扩大。
克里斯梯尼时期以后，雅典步入了“全民政治”的时代。这时，每个公民都要担任一段时间的政府官吏；主要的政府官吏则由抽签而不是由原来的选举产生。
同时，理论方面，在这个时期，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了防止权利滥用和集权专制，建立了初级的政治监督体制理论，后经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和孟德斯鸠的阐释又形成了系统的自由主义政治监督理论。
因此，自由主义政治监督理论是西方政治体制建构的基本原则之一，并深刻影响着西方对政治体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认同。
孟德斯鸠的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就是对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监督理论的经典阐释。
由此可见，对于集权的恐惧和顾虑，对于权利平衡平等化的倡导，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潜在的影响。
而日本文化的主干或核心是其本土的“大和魂”或“大和精神”。
什么是“大和魂”或“大和精神”？
在我看来，它应该是某种原始神道信仰的变换发展和不断伸延。
日本是如何诞生的呢？《日本古事记》中描述二神交合，养育日本，因此神道观念长久渗透在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中。“天皇崇拜”（天皇是现世神，太阳神的直接后裔）就是神道主要内容之一。
在日本，“忠君”比“孝亲”更关键，更为根本，家臣必须为自己的君主奉献出全部生命。天皇被认作（实际上是信仰为）“肉身神圣”。
日本大儒山崎暗齐、浅见纲齐等都要著文驳斥孟子的放伐论，斥责商汤、周武为“杀王的大罪人”。这都是因为“君主”在日本根本上与神明相连，它指向的是超越是非善恶的最高存在，而不是理性研讨、了解的对象，因此，绝对服从便成了唯一。
从古代武士道为藩主战斗，但问输赢、不论是非，只讲“恩义”、唯“忠”是尚，到二次大战全体军民为天皇誓死血战，不惜“一亿玉碎”，而天皇一声令下，也可立刻投降，绝对执行。
福泽谕吉在他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写到“（在日本）人与人之间……抱着‘食其禄者死其事’的态度，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主家，不能自主。……以‘恩义’二字圆满而牢固地把上下之间结合起来……这种风气不仅存在于士族与国君之间，而且普遍浸透到日本全国人民中间。
商人、农民以至于‘秽多’和贱民之间……其规矩之严，犹如君臣一般。这种风气，或称为君臣之义。”
日本自古以来，支配着人与人的关系，而达到今天的文明，归根结底，都是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大和精神”的民族风俗。
正是由于这种植入骨髓的“绝对忠诚”、“无条件服从”的思想渊源，由于这种以忠孝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的规范，日本的父权家长制家庭制度才得以存续和强化，日本的封建国家体制才得以稳定和存续。
决定性因素之二．民族与地域特色：“模糊国家”与“神权一统下的协作”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文明和外面的接触是这种具有文明的社会发生变迁的主要动力，而各社会的地理位置、交通状况和民族特色也就十分重要。
在中世纪欧洲（尤其西欧），国家的概念是很模糊的，社会的基本单元是领地。在领地上，民族的属性没有意义，一国的贵族可以在另一国领有土地，领主不讲究国籍。
欧洲大地因此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基督教是把西欧连接起来的惟一力量。
后来出现了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出现改变的这种状况。原先基督教大世界中社会经济状况基本拉平的情况就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某些地区发展起来，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
由此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发展的不平衡迫使各地区都要形成民族国家，于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就风起云涌，从而破坏了中世纪的结构稳定。第二，民族国家间相互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争夺土地、资源、财富和发展优势，以及（更重要的是）国家的生存权，它们便征战不已，使世界不得太平。
中世纪的贵族纷争让位于国家之争，新的世界格局形成了。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得商业的发展活跃起来，改变了原来农业生产的面貌。为以后资本的发展，为资产阶级崛起、为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权的抗衡打下基础。
而日本呢，是一个岛国，道路阻隔，交通不便，因而文明的交流特别缓慢。
日本在两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无论其国土、民族、统治者，自古至今连绵一贯，没有任何显著的改变或断绝，日本没有种族的大融合，更没有激烈的影响社会的大变革，因此，在社会上、文化上，自古至今发展始终未曾间断。
同时，日本文化发展的年代较短，神权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住日本的统治者阶级，以为皇帝的大权宝位是天神传授下来的，那些军人和贵族，他们的地位既由传统而来，当然也一样迷信部落时代的传说。
而有些理想上知识上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的人，为维持阶级特权，也决不敢说这些神话是假的。因此日本到了近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
另外，多山岛国艰苦的稻作、渔猎均有赖于由历史形成的特定集团成员之间的协同合作，所以必须“忠”于该集团。行业、地域及其首领就比家庭的“孝”更为生存、生活的必要条件。
这大概是日本物质方面的传统“国情”。与此相连，也促使其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形成了“忠君”“顺从”思想。
决定性因素之三.经济基础：“资产阶级限制王权的发展需求”与“被寡头政治固囿的农业经济”
用一句脍炙人口的话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欧洲与日本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两者不同的政治制度走向。
历史的事实是，工业化是从西欧，主要是从英国开始的。工业，加上商业这时逐渐取代农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支柱，并且逐渐改变了农业的面貌和性质。
过去由法律规定和根据血统、门第形成的社会分层已经逐渐消失，政治上的平等渐得实现，经济上的不平等成了困扰广大人类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在欧洲各文明内部，政治结构都在酝酿改变或者正在改变或者已经改变，民主成为人类政治的最大诉求。
专制权力限制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的自由，使他们的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因此，封建集权制度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不限制这种权力，国家便无法进步。
克服专制王权于是成了继续前进的条件，在这个时候，谁先克服专制王权，谁就先迈出现代化的第一步。对于封建王权的颠覆，已经成了众望所归、势在必行。
而日本，长期以来是以“农业文明”为主。作为重要生产力的人口受到土地资源等的制约，增长缓慢。农民是人口中的大多数，分散居住在广大的乡村地区，人口、财富、文化集中的城市只占少数。
广大的农业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但却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社会分层这时采取政治、法律、习俗等手段加以固定，经济上的不平等直接表现为等级分别。这样也有利于帝王进行寡头政治的统治。
虽然在18世纪之前，日本发生了为远方市场生产的手工业，也有强大的商人资本，只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支持这些商人资本的活动，所以它最终没能像西方的商人资本那样成长起来。
也许欧洲“民主制度”和日本的“君主制度”的发展，就像“蒸汽机”和“富士山”两个意象的对比，一个是工业革命的开启标志，一个是大和民族的象征，两者之间各自成因的差异，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民族和文化内涵，其深度、广度都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沉思历史，启发当下。漫卷书页，细细品评历史，总让人忍不住嗟叹，悠悠千百年，弹指一挥间，多少奥义，留待后人去探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