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朋友一起闲聊读书，一位说最近正在读某张姓作家的书，另一位说，俺可从不看他的书，他的人品太差啦！再一位说，看书光拣人品好的作者，那不能看的就太多啦！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热闹闹地嗨聊起来。其间，各位高度发扬八卦主义精神，曝了不少真假参半的小道消息和花边新闻。
作为一个会真实地与作者打交道的角色——编辑，我默默地躲在角落微笑地看热闹。
受传统文化影响，我们时常会把知识达人看成是道德达人。《左传》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也就是说，人生有三不朽：道德垂范、建功立业、著书立说。尽管将三者是作为有递进关系来阐述，但三者相提并论本身就是导向性地描绘了一种美好的人生追求。这种见解作为一种积极的人生观，代代相传下来。
拜这种观念所赐，在到出版社工作之前，我对出现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的名字充满了幻想：凭空地觉得，一个人在知识上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其道德品质一定也是不得了的。当然，工作久了，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作者，就渐渐觉得，作品和人品其实是两码事啦。
一开始，遇到为人做事让人苦不堪言，或者所谓的“偶像”“名流”，实际不过是拜高踩低或是沽名钓誉的作者时，我就跟自己生闷气，气呼呼地想，就不应该给这样的人做书！然而，工作更久一些，觉得自己的心态逐渐成熟。有些作者从品质上，是值得尊重的，就要像师友一样尊重。例外的，就用钱钟书的幽默来安慰下自己。如钱先生对前来求见的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编辑的任务是提供好吃的鸡蛋，又何必太在意那下蛋母鸡的坏脾气呢？
一年夏天去曲阜游三孔，孔府和孔林中有很多严嵩的题字。严嵩这个人是著名的书法家，也是明朝的大奸臣。还引申出一段小故事，说清朝顺天府有个贡院，挂的是严嵩题写的匾额“至公堂”。乾隆一直想把它换掉，便命满朝书法出色的官员来写这几个字，自己也亲自写过无数遍，最后发现都不如严嵩的字，便仍然让这个大奸臣的字留在原处。导游说“字奸人不奸”时，我会心一笑。
读林达的《西班牙笔记》，其中，有一段写塞内加，颇有印象，因为也提到了一个人的品质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分析得非常深刻。这样写道：“塞内加写了《论灵魂的宁静》《论幸福》《论仁慈》等等可谓流芳百世的作品，另一方面依附暴君尼禄，利用权势。人们会很尴尬地面对塞内加给我们带来的精神食粮：闭着眼睛继续吞咽下去，还是想到他本人的真实故事就吐出来？真实这是多虑了。因为塞内加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同时也是每个人面前的永恒的主题。只不过塞内加是个有名的哲学家，他的问题就被放大和变得尖锐，咄咄逼人了，其实每个时代都时时面对这样的矛盾，也就是人类‘性本恶’那一面和‘性向善’另一面的冲突。塞内加的哲学思考，是他理智的抽象思维的结果，而他的行为，则是他隐于内心的欲望。哲学不能帮助他战胜自己的欲望。”
能够把人品和作品分开来看，我觉得编辑的心态算是比较成熟理性了。工作中，作为一枚编辑，对作品本身品质的追求，就要忽略作者的个人局限。这意味着对作者的品质不要有过高的预设，知识精英不等于道德精英。合作过程中，如果发生什么不好沟通的事情，积极应对就好。不管怎样，把书做好，才是最该关心和最重要的。
再回到读者读书的选择，选择什么书来读，本质上是很私人的事情。不过，我觉得还是不必看所谓的人品，因为，书的内容本身是我们可以自己判断的，若非真的与作者有过交情，那些不知转了多少个弯儿才到我们这里的八卦传言，又怎么知道有几分真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