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药”三分毒：新冠病毒会开启监控文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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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冠席卷全球，有一味“药”我们都无法轻易拒绝。尽管新冠疫情让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但面部识别技术却因此迎来了新的增长和发展期。将面部识别工具用于识别病患，这样就不需冒险进行密切接触调查。
然而，有一些人却认为，面部识别技术提供的“治疗”比它要治疗的疾病更糟糕。
生物识别技术公司天波（Telpo）推出了非接触式体温测量终端，即使用户佩戴口罩，也能识别用户身份。这项技术在疫情期间的用途很多：“不仅可以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而且可以将交通效率提高10倍以上……它适用于政府、海关、机场、火车站、企业、学校、社区和其他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
新型冠状病毒：向反乌托邦推进？
天波的产品当然有助于遏制病毒在公共场所传播，我们也希望通过使用非接触式诊断工具来保护我们的卫生工作者。
而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在那些焦虑、恐惧的时期，这样的做法极具诱惑力。但用面部识别技术来追踪冠状病毒可能会非常可怕。据BBC报道，莫斯科市政府官员已经开始利用该市庞大的摄像头网络，在疫情封锁期追踪居民。
以往，人们会对侵入性技术持有的本能怀疑态度，但疫情时期这样的怀疑却动摇了。人们认为，也许就这一次，或许可以接受面部识别监控——前提是当世界恢复正常时，我们可以砰地关上这扇“门”。
但我们能吗？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还能再关上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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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纽约时报》报道称，白宫方面已与包括Facebook和Google在内的大型科技公司展开谈判，评估使用来自我们手机的汇总位置数据是否有助于更好地遏制病毒传播。
虽然一些议员立即对这一想法提出反对意见，但此次谈判确实让我们怀疑，是否会采取更绝望的措施，比如面部监控？为了控制疫情，我们还会牺牲多少隐私？
了解美国的监控文化风险
一月份《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透露，一家名为Clearview AI的初创公司悄悄开发了一款面部识别应用程序，能够将未知对象与他们的在线图像和个人资料匹配，而且在没有任何公众审查和监督的情况下，迅速将其推销给600多家执法机构。
Clearview就是前车之鉴，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人们如果不受监管，美国的监控文化会是什么样子。
文章中有句话，我的印象尤为深刻：“我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信息不断增加，人们将永远不会有隐私，”
目前投资Clearview的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的创始人，戴维·斯卡佐，他如此为《泰晤士报》评论道：“法律必须决定什么是合法的，但它不能禁止科技发展。诚然，科技发展可能会导致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或是其他结果，但法律不能禁止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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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佐漫不经心、几乎不屑一顾的语调与他言论的严肃性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对比。如果面部识别技术会导致世界走向一个监视状态下的反乌托邦未来，难道我们不应该至少尝试减缓它前进的势头吗？
尤其是在这种时期，侵犯隐私的技术被认为是对抗全球疫情的可行武器，我们不应该至少考虑一下反乌托邦可能带来的危险吗？
我不是唯一一个问这些问题的人。自一月份曝光以来，Clearview AI已经受到不少于四起起诉。第一起谴责其应用程序是对公民自由的“潜在侵犯”；第二起则针对Clearview和IT产品提供商CDW，对其工具用于执法用途的应用许可提出质疑。
起诉者声称“芝加哥警察局……让大约30名犯罪预防和信息中心的官员可以完全使用Clearview的技术，从而有效地向伊利诺伊州的公民释放了这一庞大的奥威尔式监视工具。”该公司最近还在弗吉尼亚州和佛蒙特州被起诉。
尽管如此，全美数十个警察局已经在使用具有面部识别功能的产品。一份关于美国面部识别市场的报告发现，预计到2024年，该行业将从2019年的32亿美元增长到70亿美元。《华盛顿邮报》称，自2011年以来，仅联邦调查局就在联邦和地方数据库中进行了超过39万次面部识别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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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DNA不同，面部识别技术通常相对便宜且操作迅速，便于日常使用。如果面部识别技术更加发达，公共机构对该技术的使用也将变得更加普遍。
在疫情期间，选择使用一些工具有助于追踪和减缓疾病的传播，同时也让我们忽略了这些工具长期以来的弊端。
考虑到以上所有情况，我们似乎至少应该避免因恐慌而决定允许使用面部识别技术，还要考虑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面部识别技术带来的问题。
禁令就是保护？旧金山之鉴
2019年春，旧金山通过立法，明确禁止政府机构使用具有面部监控功能的工具，尽管该裁决经过修改，允许在没有可行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使用装备有面部监控功能的设备。
新法令背后的立法者清楚地陈述了他们的理由：“面部识别技术给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带来的潜在危害大大超过了它所宣称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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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得有道理，面部识别软件的精确性尚待加强。一项新的联邦研究还发现，面部识别对有色人种、女性、老年人和儿童的误认率高于白人男性。
“错误的信息识别和匹配可能会导致航班的延误、漫长的审讯、同警察的紧张交锋、错误的逮捕，甚至更糟糕的情况。”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级政策分析师杰伊·斯坦利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但面部识别在技术层面的缺陷只是问题之一。面部识别技术，无论准确与否，都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隐秘、持久和无嫌疑的监视。”
虽然现在对禁令的效力进行明确评估还为时过早，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新立法立刻引发了该市警局一些重大的变化。
去年12月，《连线》报道称，“当监控法和面部识别禁令在1月底提出时，旧金山警方官员告诉Ars Technica，警方在2017年停止了面部识别测试。但警方没有公开提及，它同年与DataWorks签订了合同，约定到2020年夏季之前，维护一个面部照片数据库和面部识别软件以及一个面部识别服务器。”
警方在禁令颁布后匆忙拆除了该软件，但其掩饰做法仍有问题。旧金山警察局能在没有公众监督的情况下获得并应用面部识别技术，这令人不安。该这样的限制措施是“绊脚石”，阻止人们将监控文化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阻止人们在恐慌时自动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
但是，绊脚石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目前，旧金山处于就地庇护令之下；截至4月6日，已报告583例确诊病例和9例死亡病例。
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是否可以建议该市破例使用面部识别技术跟踪病例以缓和疫情，仅此一次？这是个长期的假设，但也确实让人怀疑，如果我们迫于形势，一步步走进监控文化，将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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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只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尽管旧金山的裁决证明，斯卡佐所说的“法律必须决定什么是合法的，但它不能禁止科技发展。”严格来说并不正确，但隐藏其后的观点却没错。环境会迫使我们考虑使用侵犯隐私的技术，即使这些探索会引导我们走上反乌托邦的道路。
在某种程度上，斯卡佐是正确的；面部识别技术的普及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禁令和保护措施。
相反，应该更进一步加强，从而尽可能减缓这种势头。我们不能屈服于短期的考量，不能在不考虑潜在后果的情况下开始向监视文化倾斜。否则它带来的后果可能比你我想象得要糟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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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组：曹智博、刘露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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