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杉版资治通鉴【498】宽严的辩证法。2019-06-14

“治理天下的人,并非是以至高无上的品德来教化,从严则治,从宽则乱。何以见得呢?近世孝宣皇帝明于君临天下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所以严刑峻法,奸恶不轨之人为之破胆,海内清净肃然,天下人心安定。算下来宣帝的政绩,优于文帝。到了元帝继位,多行宽政,以至堕损,威权旁落,汉室衰落,就是从他开始。政道得失,由此可鉴。

“当初孔子作《春秋》,褒扬齐桓公、晋文公,赞叹管仲之功。孔子岂不以周文王、周武王之道为美呢?那是他通达权变救世之理。圣人能够与时俱进,而俗人不知时变,还以为古代结绳记事的方法,可以治理秦朝乱世;以为当初大禹在宫中举行‘干戚之舞’就让有苗部落闻而归降的方法,可以解得了高帝平城之围。

“像熊一样不断伸展筋骨,像鸟一样不断展翅跳跃,虽然可以延年益寿,但是治不了伤寒病。呼吸吐纳,确实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是不能把断了的骨头接起来。治国之法,就像养身,平时当然是修养生之法,但是如果生了病,还得靠吃药。刑罚,就是治乱世的猛药;道德教化,那是太平时期的营养。以道德教化来治理乱世,就像吃营养品来治病;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太平盛世,就像给健康的身体吃药。如今在历代先王弊政之后,厄运交会,数世以来,政令松弛,犯法之人,都得到宽恕。就像车夫扔掉了缰绳,马儿甩掉了口勒,驾车的四匹马,横冲直撞,就算是平坦大路,也要翻车!这正是收紧缰绳,救亡之时,哪里顾得上车上的铃铛响的节奏和不和谐呢?当初文帝废除肉刑,结果是该砍脚趾的改为弃市,鞭刑的直接处死,所以文帝治下的太平,也是严刑峻法得来,不是宽厚得来的。”

崔寔,是崔瑗之子。山阳人仲长统看了他这篇文章,叹息说:“凡为人主者,都应该把这篇文章抄写一遍,作为座右铭!”

司马光曰:

汉朝的法令,已经够严了,而崔寔还嫌太宽!为什么呢?大概衰世之君,性格都柔懦,而那些辅佐的官员,又是凡愚之辈,只知道姑息养奸。于是,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滑之民犯法不诛。天子仁恩所施行的范围,就在他眼前那几个人;奸恶不轨的小人得志,朝廷纲纪败坏不堪。所以崔寔之论,只是一时的矫枉过正,并非百世之通义。孔子说:“政令宽缓,则百姓怠慢;百姓怠慢,再用严猛纠正。政令严猛,则百姓受残害,百姓受残,再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此和。”这才是万世不易之常道。

张居正说:

什么是宽?什么是严?后世之论治者,对宽严二字的意思,并没有搞清楚,所以说得都不对。所谓宽,并不就是放纵松弛,也包含了敦厚宽大,赦免失误,去除烦苛的法令,这个叫做宽。严呢,也不是刚猛暴戾,而是励精图治,整顿纲纪,齐明法度,这个叫做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就像春生秋杀,相代而成一岁之功,雨露雪霜,并效而行天地之化育。二者缺一不可。所以《中庸》论圣德,以发强刚毅,宽裕温柔并言,这才是尧舜以来相传的治体。世儒不知此义,一说要宽,变因循姑息而流于放纵松弛;一说要严,又严刑峻法,伤于暴戾。而人之常情,总是乐于放纵,不愿约束,于是又创造出宁可过宽,不可过严之说。那不就像是说天道可以让阳多过阴,白天长于夜晚,春夏长于秋冬,这能成就一年的天地化育,万物生长吗?当初周公告诫成王说:“敦大成裕,明作有功。”这才是正理,一定要理解到这一层,才能没有弊病,为治者要仔细考虑!

华杉曰:

宽严本身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司马光说宽的时候,“仁恩所施,止于目前。”皇帝宽,对谁宽呢,就是对他的大臣宽,他的仁恩所施,就是眼前那几个人。皇帝对大臣宽,大臣就要违法乱纪,为非作歹,残害百姓,那百姓遭受的就比严还惨,完全是被巧取豪夺。皇帝对梁冀宽,士孙奋就要家破人亡。皇帝对大臣严刑峻法,百姓的生存空间就宽了。

宽严的辩证法,这其中的事理,太深了,读书是读不明白,讲解也讲不明白,唯有自己知行合一。成都武侯祠有郭沫若题的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宽还是严,确实是需要审时度势,一般来说,治道都是宽严交替,在“治人者”从宽转向严的时候,“治于人者”还“不收手”的,就要倒霉。所以,中国人都被历史训练得对宽严的形势十分敏感,这是生存于此国所必须的政治敏感性。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小领导,对自己的团队,所谓宽严之道,还是学习张居正所论,那是儒家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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