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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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第五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在中国通史类的书里,元朝和明朝是绝对要分开写的,至少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章节。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两个朝代除了年代上挨的近,好像没有什么相近的特点。

之前我们提到过,卜正民(Timothy Brook)(正是本书的作者)与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探讨,他问: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到底有什么意义?朱维铮的回答非常精彩,让我们重温一下:中国的历史就像一间屋子,中国的历史学家坐在屋子里头,能看清屋子里的每个细节,但他的视野就仅限于屋子内部,没法从更高的维度来看清这间屋子所处的位置,这个问题只能由站在屋外往里看的人,也就是外国的研究者来提供答案。

这个说法对卜正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他特别善于从中国历史学家注意不到的小地方入手,见微知著,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眼光和视野。

拿本书来说,作者把元和明归结出共同的特点,就是“挣扎的帝国”。为什么而“挣扎”?有政治制度方面、经济方面、文化生活方面的,还有其他书上很少注意到的生态环境方面的,以及全球化视野下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元明是为何而“挣扎”的。

一、政治传统的断绝

元朝的建立,使得中国逐步演进的传统政治架构和政治理念被打破。由于忽必烈个人汉化的不彻底,元朝既在政治制度上学习宋朝,又在种族上搞区别对待,所以,元朝的政治结构带着明显的原始酋长国风格。中国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平衡无以为继,对皇权形成制约的力量逐步式微,皇帝的独裁不断加强。

等到朱元璋建立明朝,他没有像所说的那样遵从汉人王朝的传统,而是更多的继承了元朝的政治制度,包括废除丞相职位,发布“大诰”(大诰可以说是法外之法,是皇帝专门用来收拾别人的工具,而健全的法律还是可以用来反向制约皇权的)等,根本目的就是尽量摆脱对皇权的一切制约,把君臣平衡变成大臣对皇帝单向的服务关系。

明朝虽然也有权臣、权宦、后妃干政,但本质上都是皇权的化身,不对皇权构成任何威胁。比如公认不正经的正德皇帝,一句话就办了大太监刘瑾,崇祯办魏忠贤也是轻松加愉快。至于张居正,除了自身能力外,还要加上一层皇帝老师的身份才能稳固地位。

明朝有5大政治事件,分别是胡惟庸案、靖难之变、土木堡之变、大礼议、争国本,除了最后一个皇帝屈服了,其余全是皇帝大获全胜。

也正是因为皇帝把握着政治规则的弹性,每一次的危机都会变成继承的危机,而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要以体制本身应对未来威胁能力的下降为代价。

这也无怪乎在元明的正史中记载了众多的“龙见(xian)”现象。这正是接受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与皇权的对抗中纠结与愤懑的体现吧!

那些看见龙的人宣称,这些偏离常态的现象是皇帝未能留意民生的征兆……如果我们也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么我们也会看到龙。

当皇帝作为上天的化身为灾民下达救荒敕令的时候,世间的一切似乎仍能恢复如常。而当上天变身为市场时,人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够将他们与死亡阻隔。

但,这并不是说“龙见”都是虚构的。

二、小冰河期气候的影响

从正史中对“龙见”的描述来看,很明显就是龙卷风,元明时期频繁出现龙卷风,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发泄不满情绪,也是现实的客观描述。

我们知道,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小冰河期”的气候,这种气候条件导致灾害性天气频发,并且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耕地扩张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频发的自然灾害带来的民变和外族入侵。

之前中国的五胡十六国、西罗马帝国的灭亡都与当时的“小冰河时期”有关。小冰河时期的气温骤降、极端天气频发,往往伴随着北方蛮族生存条件恶化,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南、向西入侵。

历史上最后一次小冰河时期是13-17世纪,正好和元明两朝时间上重合。

在书中,作者用了专门一个章节《九渊》描述了元明两朝比较严重的自然灾难和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其中不仅有龙见,还有虎见,这个虎就是真正的老虎。由于自然环境的退化,老虎的栖息地和人类活动的重合区域越来越大,结果就是,作为食物链顶端的老虎被人类消灭成了保护动物。老虎况且如此,其他动物可想而知了。

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气象的异常,动物的自然栖息地消失了,森林退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堪一击,崇祯十五年,南京朱元璋陵的一棵300年树龄的古树被砍倒,两年后明朝覆亡,许多人相信王朝的终结是这一渎神举动的天谴——也许他们是对的。

三、欧洲人的到来与新的世界局势

与元明同时期的西方世界,以大航海时代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了一个全球化体系的形成,而中国,也自觉不自觉的被纳入到这个体系之中。这也是当今全球化的雏形。

大航海时代之后,不断出现在东方的欧洲人,跟他们的贸易带给中国大量的白银收入,但同时欧洲贸易体系和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的不兼容,这种矛盾也在一点点发酵,另外欧洲人带来的科技、宗教、武器,也都开始影响中国。

一个是文化上的冲击。比如说利玛窦,他带来全新的西方地图,让中国人知道地球是圆的,但仍然有很多知识分子完全不相信,坚持天圆地方的说法。有意思的是,利玛窦在中国宣扬西方“先进”的“地心说”的时候,在他的老家,哥白尼的“日心说”正在取代“地心说”。

另一个是经济上的冲击。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加上用水银提纯银矿石技术的发明,使得大量的白银出现。中国沿海的商人非常敏锐,用蚕丝、瓷器等到菲律宾(殖民地)去交换大量的白银,这直接促成了明朝中后期的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事实上,中国已经被纳入了以白银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和结算体系。

同时,西方的自由贸易主张与中国的“朝贡体系”形成了巨大的矛盾,虽然葡萄牙、西班牙一直在努力争取朝贡国的身份,但根本理念的不同还是对中国带来很多冲击。后来的鸦片战争等一系列事件,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

最后是对外来文化的不信任。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以“天朝上国”自居,一方面在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一方面又对西方的科技、宗教、武器等采取抵制的态度。比如,明朝末年,面对北方清朝的入侵,利玛窦的学生徐光启建议引进西方军工技术人员,但被朝廷给否了,仅仅引进了“红夷大炮”。

什么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财政破产?叛乱?满族军事强权?还是天气?正是上述事项的综合作用拖垮了明朝政权。与其思索是什么最终毁灭了明王朝,不如问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明政权是如何维持到最后一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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