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ikhon / 译文：藏精阁
我们为什么还在用上世纪90年代老旧的资本结构和股票期权对待雇员呢？那公平吗？对谁公平？那么做对吗？我认为不是这样。
在80年代和90年代，创始者们得带着实际的风险开公司。没有当今那样过剩的资本和投资人，追逐两个还没有明确创业点子的麻省理工辍学生。寻找风险投资曾经很难。什么东西都很贵，甚至是硬盘空间。
过去：资本稀缺。雇人容易。上网的人不多——潜在消费者屈指可数。创始人承担着巨大的风险。
现在：资本充盈。有很多新投资人，包括所谓“天使”人才稀缺，特别是专业技术人才。上网的人越多越多——市场更大更广。创始人可以用7美金的启动资金在数字科技的海洋中扬帆起航，且几乎没有风险。创始人开始频繁抱怨他们雇不到工程师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80年代。即便你足够幸运，完全获得了投资人的注意，他们开出的条款也相当没人性。三倍参与优先股融资【投资方握有优先股，参与优先股不但能获得定息，还能享受同普通股一样的利润分红。只有当投资方拿到了初始价三倍的回报时，优先股才会取消定息转变为普通股，仍旧享受公司发展的红利。如果公司破产，投资方能优先拿到补偿。创始人只能祈祷还有些残羹剩菜。】屡见不鲜。这种事今天你再也不会看到，因为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影响力。那么多资本都在追逐为数不多的几个的好项目。创业常常就是向投资人讲故事，25年的情况与此正好相反。
在那个年代，创始人可能为了买一个硬盘而去贷款。有些甚至用房子抵押贷款来渡过难关。上一个你见过这么做事的创始人是谁？我是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了。
所以如果说如今的创始人不用承担主要风险，那么职业投资人基本上就是在用别人的钱赌博，比如你小学老师的退休管理基金，请问到底是谁在承担风险？
雇员。
现今雇员承担着最多的风险。不是投资人，也不是创始人——而是雇员。然而他们的回报仍旧是90年代的水准。创始人和雇员的界别常常显得很荒诞，特别是跟创始人一起奋斗的早期雇员。他们的头衔需要确定。然而这两种人报酬的差价有必要那么大吗？
跟大型科技公司的薪水比起来，早期雇员接受了大幅降薪（更不用说金融企业）。他们得到的期权经常——通常？——过期作废，一文不值。
好个雇员期权的喜悦！能谴责的事儿太多了，以至于很难确定该从哪个开始。不过也许最显眼的就是期权的行权窗口。如果离开公司，你通常只有90天的时间行权或者放弃。
当你不确定那家公司的未来，那种选择真的相当昂贵而且太过冒险。如果行权价高的话那常意味着一大笔钱。
我们姑且把你设定为一个幸运的雇员。你在公司供职，你很忠诚，然后有个绝佳的套现机会。不能更赞了是吗！然而，你没及早行权（大多数人不会——行权价通常很高，你在用自己的真金白银赌博）。我勒个擦。猜猜谁能得到长期资本利得税待遇，谁不能？雇员又上当受骗了？
你猜对了！创始人和投资人获得了长期资本收益，假如他们持有股票超过了一年。我甚至都不谈保留包和黄金手铐，在这些谈判中雇员的影响力太小了，然后发现他们得在创始人和并购部门秘密决定的收购者那里消磨好几年。
传统观点认为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年份，大概有15到25家公司能真的发展壮大。这些案例当中，期权的确很有意义，但是为了让那玩意成真，你可能仍然得尽早加入。即便有一个“特别棒的”退出机会，中期加入的雇员实际上最后会以少得惊人的报酬收场。
投资人怎么看待这一切？现状是有种强烈的倾向或者说偏见，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旧想方设法地把这种过时的东西强加在今天的创业者和雇员身上。A轮天使投资人通常要求拥有雇员期权的否决权。我必须继续直接地反抗这种风气。有个投资人曾告诉我，“以前我给工程师的期权从未超过一个百分点，以后也不会超过。”我扔掉了那次可以获得投资的机会。
创始人们实际上在干什么呢？抱怨，抱怨，抱怨。慨叹招聘真的好难，没有好的工程师了。“为什么那些工程师不离开谷歌放弃舒服的工作，加入我的创业团队，在我们这里他们得加班加班加班，但是没有相应的补偿？明白了，既然他们不肯来，国内又没有更好的选择，就让我们招外国人才给他们H1B签证好了。”
问问大多数创始人——“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回答几乎永远是：招聘。“我想要的人不愿离开谷歌，我发誓，加入我的创业团队工资只比在谷歌少40%，不过我给的期权可值一大笔钱呐！”要是按这种逻辑，那些创始人能招到人，才真是见了鬼了。
更好的办法也有。我们可以补偿这种巨大的差异。我们可以适当地奖励早期雇员所做的贡献。我想就算有了补偿，创业也不是零和游戏——如果新加入某个团队的工程师过了一个晚上就让公司价值增长了10%，别动脑子了，赶紧给她额外股份。最后，我们甚至可能决定更好地对待那些早期雇员。不是“有厨房，有免费食物”那种好，我说的是，为他们承担的风险作出相应的补偿。
也许，到那时，招人会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