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就是大学

教授就是大学

·程　星·

　　有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故事。话说家喻户晓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１９５２年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担任这家著名常青藤大学的校长。上任伊始，将军在下属的陪同下巡视校园，会见校董会、行政人员和学生，最后参加了学校教授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将军致辞。他首先谦恭地对有机会会见在场的全体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们表示万分的荣幸。这时，只见哥大德高望重的物理学教授、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Ｉ·Ｉ·拉比教授站了起来，自负、却又不失风度地说：“先生，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雇员’；教授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

　　拉比教授在这样场合说这样的话，其实毫无惊世骇俗之意；他只是以合乎他身分的方式说出了一个合乎常情的事实。惟一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事实”只是合乎大学内的常情；换了任何其他场合拉比教授都会被认为是一个粗鲁无礼的家伙。

　　在美国大学里有这样的说法：领导大学教授比看管一群猫还难。因此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常自嘲为“牧猫人”。康奈尔大学前副校长俄伦伯格在《学费看涨》（Tuition Rising: Why College Costs So Much）一书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俄伦伯格担任康大副校长时兼管该校的预备军官培训项目（ROTC），而军方 ROTC 的司令则是职业军人，常常是由上校衔的军官担任。当时俄伦伯格碰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康大有几个学院拒绝将学员在 ROTC 必修课程中取得的学分折算成从他们学院取得学位所必修的学分。其结果是， ROTC 学员必须完成他们所在学院的所有学分外加 ROTC 要求的课程才能取得康奈尔大学的学位。 ROTC 司令找到俄伦伯格，要求他解决这个问题。按照军人的想法，这事再简单不过了：俄伦伯格是分管教务的副校长，所有的学院院长都对他负责。只要他下一个命令，问题不就解决了？可是，按照大学的管理方式，课程和学位要求是由学院和专业的教授决定的，连学院院长都不能说了算，更不用说分管教务的副校长了。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一下我自己的困境。自从我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任后，我几乎每隔一阵就会收到求助的电话和伊妹儿（email）。这些求助人往往是我过去的朋友、我父母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以至从未谋面的校友，等等。他们的问题都很共同、很简单：怎样才能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和资助；他们的要求更共同、更简单：只要我到他们申请的系里去向系主任或有关教授说说情。最难以对付的是在我回家探亲将我当面“逮住”的那些朋友，他们往往先把我往餐馆拽。我明知这是“鸿门宴”，但说“不”的代价无异于宣布断绝“外交关系”。

　　但不说“不”的代价呢？有两种结果：一是我自讨没趣。美国教授最烦别人干涉他们分内的事，特别在录取学生和决定资助这档子事上，他们简直六亲不认。因而，你去为什么人说情，他轻则请你自重，重则把你告到上面去。二是我为被求情人帮倒忙。有的教授原来对某人没有什么成见，现在见到有人来“走后门”，反而找到了不录取的理由。反正录取研究生是教授说了算，连院长也无权干涉。

　　其实，美国大学的教授们之所以能够我行我素，不认情面，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个都能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手中有一把尚方宝剑，那就是教职终身制（tenure）。

　　一般来说，系科在助理教授任职的第六年上开始对其科研、教学和参与学校社会和管理活动情况组织评定，然后从系科到学院到学校一级一级地往上报，直到校董事会最后认定。一旦教授被授予终身教职，学校除非有“正当的理由”，诸如刑事犯罪等，而且还要经过冗长的行政程序，才能将教授开除。

　　教职终身制的建立，最初是为了防范企业家和慈善家通过对大学的捐助来干涉以至控制大学教授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活动。十九世纪末，斯坦福大学激进的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教授提出，当时社会最主要的交通工具－－铁路系统应当交给政府来管理，而不能由私营企业来把持。殊不知，勒兰德·斯坦福生前正是通过铁路建设发家的，并在后来成为加州州长。斯坦福先生过世后，他的遗孀成为斯坦福大学校董会的董事长。这件事可想而知的结局便是罗斯教授被赶出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事情在当时虽不普遍，却也并不罕见。为了防微杜渐，美国高校遂决定采取德国大学的方式，保证教授教研活动不受政治干扰的权利（lehrfreiheit）。所以，教职终身制的建立，其最初的宗旨是保护教授的学术自由，使得教授在研究与教学过程中传播任何有争议的思想和言论，都不会对他们的“饭碗”构成任何威胁。

　　大学教授所享受的保护在１９９４年又提高了一级。按照国会在１９８７年通过的对《雇佣中的年龄歧视法》的补充案规定，高校不允许强迫教授退休。这个新法案的实施，将取得终身教职教授的铁饭碗上又镀了一层金。试想，在美国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一般人过了五十岁就战战兢兢，生怕失去饭碗后再找新工作不容易。因为这个年龄档子上的人一般工作经验丰富，工资接近任何行业中的顶峰，而且一旦受雇，很可能会在单位里待到退休，所以雇主还要将他们的退休金早早地端正好。这样一来，除非杰出人才，有多少雇主会愿意招揽那么多的麻烦呢？可大学教授不同。在一般学术领域里，姜的确是老的辣；特别是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一定的人生积累，要成为第一流的大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资深教授在大学里就成了无冕之王，他们给大学带来声誉和研究经费，并占据重要的行政管理职位。在靠校友捐赠为生的私立高校，资深教授更是无价之宝，因为只有他们的老面子才能让事业发达的校友和其他慈善家们慷慨解囊。

　　亲身体验到无冕之王的权威，是在我受聘于哥伦比亚大学不久。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哥大师范学院的Ｓ教授，想聘我到他主持的一个在职中小学学区总监和校长博士班任兼职教授。我当时有点受宠若惊了。要知道哥大师范学院不仅在美国教育学院中名列前茅，而且由于杜威教授及其门生胡适博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的关注，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更是如雷贯耳。我没敢一口答应，只是和他约了个时间面谈一下再作决定。行前我查了一下他的简历，立刻被他一大堆让人眩目的头衔给镇住了。见到Ｓ教授后才发现，他居然下身瘫痪，靠轮椅代步，平易近人得和他的身分都有点不符了。Ｓ教授先恭维了我几句，然后转入正题，问我有没有兴趣在他主持的博士班担任教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课程。我有点紧张，就希望他先具体地讲一下他们对这方面课程的要求。Ｓ教授笑了笑，说：“请你就是因为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应该是你告诉我学生应该从你那儿学到什么。我是这方面的门外汉，怎么能对你指手划脚呢？”

　　原来在美国大学里，虽然各学科有教学大纲和学位标准，但教授对课程设置到具体某一门课的教学具有绝对的权威，连系主任都无权干涉教授的讲课内容或教材选择。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更是为专业内的教授们视为禁脔。这让很多刚从中国进入美国大学的人感到不适应。在中国我们习惯于用“体系”这个概念来框定我们所接触的任何一门知识。你要学中国文学史，总不能不读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吧？你要学高等数学，总不能不念樊映川的《高等数学》吧？你要学历史，怎能跳过范文澜呢？中国大学的教授们自然不敢轻慢大家，自成一体。于是，久而久之，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便养成了沿着大师们的脚印走路的习惯。当我们乍一坐进美国课堂时，往往能够得意好一阵：在课堂讨论时，我们能把一个个的“体系”讲得头头是道，将我们的美国同学唬得一愣一愣地，因为他们的教授们从来就没有在他们的脑袋里放进过任何大得吓人的什么“体系”！

　　非但没有体系，而且美国教授们还爱在学生们面前卖弄他们自己的“专长”。有的教授根本不管学术界是否承认，自说自话地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所谓新的定理，并在课堂上大讲他的“张氏理论”、“李氏定律”。这些自作主张的理论或定理，有的的确别树一帜，让人耳目一新；有的也实在难免是老王卖瓜式的雕虫小技。你的教授要是写过一本与他教的课程有点关系的书的话，他非得想方设法让你买他的书、念他的书，而且以他的书作为蓝本。你想抬出大家来压他吗？他会在课堂上孩子似地和你抬杠，告诉你为什么别人都在胡扯，只有他的理论才正确。假如你硬是不服，也没事。做学期论文时只要你化点功夫、自圆其说，他照样给你高分，一般不会因为你不听他的而心怀龃龉、趁机报复。有时你也别出心裁，闹出点新玩艺来，说不定还能让你的教授激动好半天。他觉得惟有如此你才算得到了他的真传！

　　不敢说这种“非体系化”的教学就是美国学生比较具有创造性的原因，但至少可以说，是美国大学独立自主的学术制度，在容许教授们“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同时，也在年轻学子们茅塞初开的时候及时地在他们心中打破各种可能形成的思想的樊篱，让他们有机会过一把标新立意的瘾，尝一尝自成一体的兴奋，也从他们的教授身上看到世人眼中不可一世的学术权威，原来是从哪里来的。

　　有意思的是，前不久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一位教育领事的电话，要我帮助接待国内一个由教育部官员、主管教学的大学副校长和教育出版社社长等组成的高级教育代表团，而该团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美国大学如何统一组织高校教材的编著、出版、发行及使用。这个题目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因为这实在是一个美国大学需要到中国去考察的项目。

　　倒不是要美国大学去考察如何统一教材，有时倒还真希望美国的大学对他们所聘用的这批老顽童们有所约束。我在作博士论文时，就阴差阳错地找了一位这样的顽童，差点让我见不了江东父老。

　　因我的论文涉及高校管理中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导师希望我找一位专家作五人委员会的成员。当时系里最具盛名的是Ｌ教授，而且我还选过他的课，感觉不错。找到他一说，老先生满口答应。我随后兢兢业业，使出吃奶的劲，好不容易完成了论文提案，希望在五人委员会答辩通过后好尽快开始作业。提案答辩之前，五人都先将初稿过目，待每一位都满意放行后才开会答辩。谁知众人在答辩会刚坐稳，前天还满口ＯＫ的Ｌ教授便开始放炮了。他把我的提案批得体无完肤，接着提议让委员会暂时休会，待我按他的意见改好了再行答辩。其他四位教授一脸尴尬，根本还没有发言的机会，又不好当面冒犯这位系里元老级的大师，只得唯唯诺诺地同意散会了。

　　虽然我对Ｌ教授的意见颇不以为然，但秉承我中华祖先“君子克己复礼”的古训，我还是尽力照办，推出提案第二稿，并恭恭敬敬地让Ｌ教授点头了之后，才又将五员大将搬到一起，想再次闯关。为了表示我程某人不计前嫌，我还特意坐在Ｌ教授的身边，在开会前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聊了一会天。他也和我拍肩打背地像没事人似的，说我是他教学多年碰到最好的学生之一。可惜的是，我那些挥舞了半天的橄榄枝并没有给我带来和平，反而招来比第一次更加猛烈的炮火。连我导师和另一位教授与我加盟都没法抵挡Ｌ教授的进攻。最后眼看再闹下去连我颇费心机才拼凑成的五人委员会都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我只得高挂免战牌，答应回去再作努力，准备第三次答辩。就在众人起身退席的一刹那间，我居然鬼使神差地瞄了一眼身旁Ｌ教授桌上我的提案。这不看不打紧，一看当时就气得我七窍生烟：原来他面前放的是我提案的第一稿！批了半天他连我的第一稿和第二稿都没有分清。

　　不知是诚心感动上帝，还是本该否极泰来，我从第三次提案答辩起就真正地成为Ｌ教授“最好的学生”了。在论文正式答辩会上，Ｌ教授居然即兴地对我的研究作了一个热情的讲演，其推崇与赞赏溢于言表，让我着实兴奋了好久。

　　论文答辩后三个星期，我离开学校，到西部的一个大城市就职。上班还没多久，就接到我导师的电话，通知我Ｌ教授突然病逝。原来他由酗酒导致肝癌，在恶习与病魔的夹击下挣扎多年。当家人在书桌前发现他时，他已咽气多时，手中还拿着尚未喝完的混和饮料“司高其”。

　　其实，与我的室友小李相比，我还算幸运的。他读的是工科，作论文时每一步都有实验作后盾，而且每走一步都要得到论文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批准。可在正式答辩会上一位教授突然对他的一个观点提出疑问，最后论文在一比四投票通过后，这位教授断然拒绝在他论文的封面上签名。小李虽然博士帽照戴，但那留了一个空格的论文封面，却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也许，就像每一枚硬币都有正反两面，教授至上的美国高校在容纳独立的思想与人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为此惹来不少麻烦。比如说，大学校长这个差事比起大公司的ＣＥＯ来就要难多了。后者可以顺理成章地让狂狷之徒另谋高就而不必担心公司的利益会受到太大的损害。但大学校长不仅无权解雇教授，而且还要在老顽童们恶作剧时做到“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因为在一流学者身上，桀骜不驯往往与天才同住。哈佛大学有一位名闻遐迩的黑人教授康奈尔·威斯特，在对非裔美国人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此君多才多艺，不仅擅长讲演、表演，热心社会活动，连业余爱好灌的ＲＡＰ音乐唱片都畅销一时。而他也爱凑热闹，对各种团体向他发出的邀请有求必应，整天在国内外飞来飞去赶场子。时间久了自然冷落了自己的学生。哈佛新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上任伊始，找了许多名教授谈心，此君亦在被请之列。萨校长也许还略带一点当财政部长时留下的发号施令的遗风，在谈话时对威斯特支持黑人民权领袖夏普顿竞选总统和灌制ＲＡＰ唱片颇有微词，希望他多务点正业、少赶点场子。谁知这话捅了马蜂窝。威斯特将他与萨校长的谈话透给媒体，当即成为全国许多报纸的头条。他最好的朋友、同在哈佛非裔美国人研究系任教的安东尼·阿皮亚教授为了表示抗议，宣布从哈佛辞职，投奔普林斯顿大学；威斯特当然紧紧跟上，也到了普林斯顿。据估计，系主任盖茨教授不久也会加入普林斯顿。这样，哈佛大学威镇八方的非裔美国人研究专业就因为萨校长的一句话而土崩瓦解了。

　　为了亡羊补牢，萨校长还不得不一再发表抱歉声明，表示自己原没有给威斯特教授穿小鞋的意思。这事让我想起２００２年夏天由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纳什教授去中国、加上好来坞大片《美丽的心灵》在中国上映掀起的一股纳什热。有志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校长们也许应当先问一问自己：假如你的学校里有一个才华横溢的疯子，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你的身边装疯卖傻，动不动还给你惹点乱子出来，你能不能因为他那点不知那一年才能为社会所认可的才气，将他留在你的学校，给他发工资，并为他在图书馆留有一席？如果你不能毫不犹豫地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那么我可以保证你的大学永远也进不了世界一流。

　　有趣的是，美国大学教授至高无上的权威有时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尴尬。比如说，在美国几乎所有的行业中，劳资矛盾都是由工会来协调，而工会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保护劳方的合法权益。可是１９８０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裁决一场涉及大学的劳资纠纷时（NLRB vs. Yeshiva University, 944 U.S. 672）表态说，大学教授属于“资方”或管理阶层，而非劳方，因为他们在日常高校的管理和运作过程中有对课程设置、学术标准、学生录取、学习成绩、课时安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定权，而且现任教授们直接参与新教授的招聘、录用、提升等管理过程，所以，按照《国家劳工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的规定，大学教授没有资格享受集体谈判交涉（collective bargaining）的权利。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从根本上否决了私立高校教授加入工会、与校方进行集体谈判交涉的任何可能性，虽然公立高校的教授仍然保留通过工会与州议会谈判交涉的某些权利。

　　在美国不受工会保护的后果是什么呢？比如在大学里，秘书、清洁工、食堂职工可以在一个学年中最紧张的时候宣布罢工，让忙考试的学生吃不上饭，毕业班的学生毕不了业，校园里垃圾成堆没人收拾。校方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一般会作些妥协，答应增加工资待遇。可教授们呢？虽然很多年青教授的工资还不如资格稍老的秘书，但因为他们是学校的“管理阶层”，没有组织参与工会的权力，因而也没有人为他们到校董会和州政府去争取工资或福利待遇。在私立大学由于校务基金和私人捐助随股票市场的涨落而浮动，碰到经济疲软的年头校董会一句话就谁也涨不了薪；而在消费指数继续上涨的情况下，不涨薪就是减薪。公立大学的情况更不如意。比如我曾工作过的加州大学，其校董会的董事长由州长担任。加州虽然地大物博、富可敌国，但每年在非法移民的处置、监狱、及其他社会福利事业中耗费巨大，州财政往往入不敷出，几乎每过几年就会来一次财政危机。这时州长手中削减经费的巨斧总是第一个砍向加州大学。当教授的工资处于零增长或负增长时，从来没听说过哪个校区的教授举行罢工示威。非不为也；不能也。其中尴尬，非情境中人，难以体会。

　　当然，尴尬归尴尬，却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大学教授们为此宣布放弃他们当家作主的权利。真正在大学里无权无势又无钱的，其实不是终身教授或正为终身而奋斗的教授们，而是一群顶着“兼职教授”头衔的隐身人。这些人平时在教授大会上没有选举权，在系里课程设置的讨论中从不露面，连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都不在被邀之列。半个世纪前当拉比教授骄傲地宣称教授即大学时，这个群体还几乎不存在。

　　然而近年来，随着高校财政日渐紧缩，雇用终身教授费用高昂，再加上取得终身后的教授不易管理，很多高校转而采用“固定兼职”（perma-temps）的教授职位来填补由退休或自动离职空出的教职。据联邦政府教育部统计，从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８年，百分之四十的美国高校采取措施削减全职终身教职；其中百分之二十二的高校用“固定兼职”的教职来取代全职终身教职。有的社区学院兼职教授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连著名私立高校纽约大学都拥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兼职教授。

　　兼职教授是一个成份复杂的群体。大致有两种情况。很多带应用性的学院或专业为了扩大学生的眼界和知识面，有意识地雇佣专业领域里的成功人士担任兼职教授，希望他们能在教授专业课程的同时，传授书本知识以外的职业技能，并利用他们的职位给学生介绍实习以致将来就业的机会。这类兼职教授在ＭＢＡ、教育管理、公共行政等专业尤其普遍。比如首都华盛顿一所著名大学的外交学院，就利用其地理上的优势，聘请许多职业外交官为兼职教授；哥大师范学院聘我的动机也不仅仅是像其他教授那样教一些关于方法论的课，而是希望我将自己多年高校管理的经验融进教育研究方法论，让那些已经身居高位的学生们学会如何用研究来指导和改善他们所从事的学校管理工作。

　　真正的“固定兼职”（perma-temps）在高校的日子就不太舒服了。比如Ｂ教授在新泽西南部的一个社区学院已经“固定兼职”二十年。尽管她的英语文学课深受学生的喜爱，但她承认自己对学术研究毫无兴趣，因此，留任也好，跳槽也好，都无法求得终身教职。就这样二十年来，她每门课挣一千三百元，年收入不足三万，没有医疗、退休或任何其他福利待遇。由于学校不给兼职教授配置办公室，她就在自己的老爷车窗上贴上这样的标签引以自嘲：“兼职教授办公室”。４７岁的Ｃ教授拥有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哲学博士学位，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过讲座教授。无奈哲学专业的终身教职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某年一个小学校公开招聘，一下子收到８００个申请。因而多年来Ｃ教授一直在大纽约市区同时在几个大学担任兼职教授，每天坐着火车“赶场子”。他自讽为“道路学者”（Road Scholar），因英文中“道路学者”的发音与一个著名的学术奖“罗得学者”（Rhode Scholar）谐音。

　　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２００２年纽约大学的兼职教授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成立了美国私立大学中的第一个兼职教授工会，从而开创了私立大学教授集体谈判交涉的先河。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个工会的成立，不仅没有提高兼职教授在大学中的地位，反而以法定的形式将这个知识群体与秘书、清洁工、食堂职工等高校“劳工”之间划上等号。换言之，终身教授和“固定兼职”的兼职教授之间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从此法律化、明朗化了。

　　不知拉比教授活到今天，面对他的新校长，是否会考虑修改他那著名的宣言：“先生，只有终身教授才是哥伦比亚大学。”

 

长江文艺出版社差不多同时推出两本新书，智效民的《八位大学校长》和钟叔河等编的《过去的大学》，唤起的都是老大学的记忆，前者把目光投射到八个办学有成的校长身上，带研究性质，着眼点放在“他们怎样当校长”上面，旨在为当今的教育改革提供一个参照系。后者则是当事人的回忆文字，让我们回到当年的校园，感受那逝去的氛围，仰望曾经的精神高度。

　　遥望60年前，1946年1月29日，风清云朗、温暖如春的昆明，西南联大，那还是“学本位”占上风、教授们意气风发之时，为研究生王遥毕业论文初试一事，闻一多写信给梅贻琦和教务长潘光旦，将有关事项开列在信上，包括要“文书科办通知”，“事务组届时照例预备茶点”，请其他教授等。第二天，梅贻琦就作了批复，只有两个字：“照办”。在信奉“官本位”的今天看来，俨然老爷的“文书科”、“事务组”竟然都能勤勤恳恳地为教学、为教授服务，校长对教授也是尊重有加，难免大跌眼镜。可是，放在当年这只是平常不过的小事，早已形成惯例。

　　大学总有一些普世公认的基本准则，比如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这早已是常识。在我们历史并不悠久的高等教育史上，这些准则也已成为传统，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代，试图推行党化教育，将权力的意志渗透到高校的围墙内，许多国立大学校长也竭尽所能进行了抵制，小心而坚定地守护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那些传统。哪怕外边是连天的硝烟，外强的铁蹄，内战的炮火，此起彼伏的学潮，都未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在他们看来，大学校长不是官员，至少也有别于一般的行政官员，校长之下，行政后勤人员，一是数量并不庞大；二是不可能凌驾在教授之上，干预教学、学术事务；三是他们的收入也在教授之下，那时的高校还是奉行“学本位”，以学术为本，以教学为本，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所有行政后勤人员乃至校长都是为“学本位”服务的。当然，他们在人格上没有尊卑高下之分，在太阳底下，他们和教授有着一样的尊严，只是扮演的职业角色不同而已，如果专业上有造诣，他们一样可以成为教授，走到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

　　前不久，《新华每日电讯》曾刊出一篇专稿《高校“官本位”：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触及了当今高校最大的病根所在。据记者调查，目前“官本位”意识已渗透到高校的方方面面，大凡教学、科研、利益分配甚至教授资格的认定，几乎都是由行政官员主导。在“官本位”的支配下，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对科学与学术的敬畏和虔诚，剩下的只是对“行政权威”的仰视、顺从和无奈。连一些学有所成的学者也禁不住利益的诱惑，放下学术的身段竞聘系主任、所长、校长等行政职务。一位参与过国家863科技项目的资深教授，先后参加后勤处处长、保卫处副处长的竞聘，两次落选，“只好很失落地继续做教授”。

　　面对“官本位”对高校的侵蚀，记者发出了“不能承受之重”的感叹。虽然他在下笔之时那么小心翼翼：“近年来部分高校出现行政化倾向，一些人‘官本位’意识在增强”，但我们知道行政化倾向既不是近年才开始的，也不是部分高校的特有现象，而是普天之下，莫不如此，1949年以来，或者说是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改造以来都是如此，“官本位”意识更不是局限于“一些人”，而是渗透到了大多数人的灵魂深处。既然院校被定为部级、副部、厅级，校长甚至教授也按局、厅、部等不同行政级别来排列，“官本位”意识的盛行就是必然的，如果不是“官本位”反倒是怪事。

　　在“官本位”意识的全面攻势下，今天的教授再也坐不住冷板凳，转而对当官趋之若鹜，究其原因无非也想分一杯羹。趋利避害是人类的动物性本能，大多数人都免不了按本能行事，本也无可厚非，值得谴责的是以“官本位”为运行法则的高校体制和整个社会体制。首都师范大学一位教师说得很清楚：“当了官，就能拿到更多资源，包括学科建设资金、研究经费、教学收入分配等等。”“一位安安静静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专心做学问的学者，在学术资源占用和待遇上会远不如那些当官的同行。为此，不少教师对教书育人已彻底失去了兴趣，他们或以‘学问’作为叩开仕途的敲门砖，或干脆弄虚作假以取得‘成果’。”另有一位教师更是概括说：“目前，高校体制的一个重大的矛盾就是，越来越多涌进高校的资源和落后的资源配置体系之间的矛盾，而行政主导的方式无疑是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一切以官为本的“官本位”意识，乃是皇权社会残存的余孽，是与文明社会相背离的陈腐意识，从“官本位”回到“学本位”，就是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无疑这是高校改革的方向。此刻，我们回望历史，重温老大学的旧梦，我们毕竟有过“学本位”的传统，即使是日本人的刺刀也不曾削去它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