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波顿，英伦才子。他这本《哲学的慰藉》，选择西方哲学史上六位哲学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哲学对于人生的慰藉作用。据他说，选这六个人，只因为他看得懂他们的书，实不然，通篇读下来，是有连贯逻辑的，我理解就是保持理性、拥抱困难、逆向生长。（限于篇幅，蒙田那篇没讲）
与世不合怎么办？
符合逻辑地思考，坚守它。
活着而不作系统思考就好比制作陶器或制鞋而不遵循技术程序，或者根本不知道有技术程序。谁也不能想象单凭直觉就能做出好的陶器或鞋子来；那为什么认为过一种比这要复杂得多的生活，就不需要对其前提和目标进行持续的思考呢？
绝大多数人，是不愿意思考的，更别说怀疑现状。他们害怕大多数人的敌意，服从自己内心默认的东西，还认为既然社会传统规范大多数人遵循了很长时间，一定有道理，哪怕不知道那道理到底是什么。
苏格拉底鼓励我们不要被那些人的信心十足唬住而泄气，他们根本不理会其中的复杂性，至少不如制陶的工序那么严格就断然得出自己的看法。凡公认为显而易见和“当然”的，很少真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教会我们想到世界比看起来更有可变性，因为传统的成见往往不是从无懈可击的推理中得出来的，而是从几世纪的混沌头脑中涌现出来的。现存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
苏格拉底式的思辨方法
1.取一种为世所认定的常识论断
比如，勇敢的行为要求坚守阵地不后退，或有美德的人需要有钱。
2.思考这一论断可能是错的，尽管说这话的人充满自信。寻找这一论断可能不对的情境。
是否存在在战场上后退的勇士？是否存在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的人？一个人能否有钱而无德？一个人能否无钱而有德？
3.如果对以上问题找到例外情况，那么原来的定义就是错的，或者至少不准确。
勇敢而后退是可能的。坚守阵地而并不勇敢是可能的。有钱而为卑鄙小人是可能的。贫穷而道德高尚是可能的。
4.最初的论断必须考虑到以上例外并将之精确细腻地表达。
在战场上退或进都可以是勇敢行为。有钱人只有财产取之以道才可称为有美德；而有些无钱的人可能有美德，因为其处境使美德与赚钱不能两全。
5.如果随后又找到了对以上修正过的论断来说的例外，那么整个过程再重复一遍。真理——就迄今为止人类可以企及的而言——寓于一项看来驳不倒的论断。追求真理，就是发现我们原来差不多认定为是 的其实为非 。
6.思考的产物总是优于直觉的产物。
苏格拉底拷问常识的方法告诉我们：一项论断是否正确，只有不能被合乎理性地驳倒的论断才是正确的。不能证伪的论断才是真理。
坚持己见是危险的，哪怕你真理在握。很多人对苏格拉底恨之入骨，他被判有罪。当然，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哲学而得到生路，还可以逃避死刑，但是他的顽强不屈使他错过这一机会。
我们不能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如何逃避死刑，但是如何在不合逻辑的反对面前维持信心和清醒的立场，他是我们的榜样。
临刑前，苏格拉底说：
如果你们处死我，你们将很难再找到我这样的人。事实上，打个玩笑的比方，我是受神灵委派附在这个城邦身上的，这座城就像是一匹良种马，由于身躯太大，容易懒散，需要牛虻蜇一蜇……如果你们听从我的意见，就会让我活下去。但是，我猜想，不久你们就会从瞌睡中醒来，听从阿尼图斯的话，一巴掌把我打死，然后再接着睡。
苏格拉底这种被误解的场景有普遍性，社会生活充满了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的实情之间的差距。在苏格拉底的冤案中，我们能听出自己所受到伤害的回响，那些人生中遭遇的不公平。
偏见与妒忌消退需要时间，几十年后，当年投票赞成苏格拉底死亡的人又被雅典人一一处死，死法各异。这个故事鼓励我们，在自己与世不合时，要对更为广大的法庭抱有信心。我们也许不能及时说服本地的陪审团，但是我们可以从后代做出的判决的希望中得到慰藉。
必须再次强调，认为与世不合就是真理的同义词与认为与世不合是错误的同义词一样幼稚。一种思想或行动是否有价值不取决于它广受赞同或广受攻击，而取决于它是否合乎逻辑规则。一个论点不能因为多数人谴责就是错的，也不能以英雄的姿态总是对抗多数，以为这样就一定正确。
听从理性的律令，就会得到最大回报。
没钱怎么办？
钱根本不重要，你要钱干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上面这句话，一定忍不住喷出一口恶笑。
诶，先别急，看伊壁鸠鲁怎么思考的。
1.设定一项追求快乐的计划
为了过得快乐，我必须有钱。
2.设想这一计划可能是错的
我有钱是否仍会感到不快乐？我没有钱是否可以过得快乐？
3.如果能找到例外，那么钱就不是构成快乐的必要和充足条件
有钱可能愁闷无聊，比如说，可能感到孤寂无伴。没钱很可能过得快乐，比如恋人陪伴。
4.为准确表述如何获得快乐，就要把例外考虑在内，从而对最初的计划在分寸上进行调整
感到快乐取决于有没有人陪伴。没钱也能快乐，只要同相知相爱的人在一起。
5.现在看来，真正的需要与最初的欲望差别很大
快乐的真谛在于拥有相知的伙伴，而不是钱。
伊壁鸠鲁学说的核心就是：我们凭直觉回答“怎样才能快乐？”同凭直觉回答“怎样才能健康？”一样糟糕。立即出现的答案往往是错的。因为，病人常常不知病因。
医生的作用就是弥补病人对自己身体的无知，有时这种无知可能是致命的。我们灵魂对自身的病痛并不见得比我们身体对病痛陈述得更清楚，我们凭直觉的诊断也不会比对身体的诊断更准确。
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解读自己弄不清楚的痛苦和欲望的脉搏，从而使我们免于制定错误的谋求快乐的方案。我们应该停止凭第一直觉行事，先审视我们的欲望是否合乎理性，其方法类似苏格拉底的诘难法。
伊壁鸠鲁说，哲学可以提出有时看来与直觉相反的病因诊断，从而引导我们达到优异的治疗和真正的快乐。
伊壁鸠鲁的快乐三要素：友谊，自由，思想。
友谊。凡智慧所能够提供的、助人终身幸福的事物之中，友谊远超过一切。
自由。我们必须从日常事务和政治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以简朴换取独立。
思想。把焦虑写下来、说出来，其主要内容就显露出来了。了解实质之后，即便不能消除问题本身，也可以退而求其次，消除它的一些特点：迷茫、错位、惊愕。
既然钱财不能带给我们特大的欢乐，为什么对我们还有那么强大的吸引力呢？对于未知世界，钱财看起来好像是适当的解决办法。我们所需要的精神的东西在物质世界中被仿造，钱可以购买所有物质，甚至感情。我们需要的是重整自己的思想，却为新的物欲所引诱。现代的商业伦理，让人们把多余的物品与已经遗忘的需求巧妙地联系起来，从而把我们拴住。
有了钱，我们可以干任何事：
我们可能买了一辆跑车，而在伊壁鸠鲁看来，我们追求的是自由。
我们可能想饕餮一顿畅饮一番，而在伊壁鸠鲁看来，我们寻找的是朋友。
我们可能买了一个豪华浴缸，而在伊壁鸠鲁看来，能使我们得到安宁的是思想。
挫折来了怎么办？
安然接受。
当残暴的皇帝尼禄让塞内加自裁，他安然接受。
死亡，为什么不能接受。旁边的亲友泣不成声，这位斯多葛派哲学家反问他们，你们的哲学都去哪了？
如果你把预期降得足够低，就没有承受不了打击。
塞内加认为，我们对世界和他人过分乐观，这很危险，这也是我们发怒的根源。
我们对挫折反应不当的程度取决于我们认为怎样算是正常。可能下雨违反我们的意愿，但是我们已经见惯暴风雨，不大可能因下雨而发怒。
当我们知道对这个世界能期待什么，经验告诉我们希望什么是正常的，我们的挫折感就得到缓解。我们并不是每当想要的东西得不到就怒不可遏，只有我们认为有权得到时才这样。我们的盛怒来自那些侵犯了我们认为是生存的基本规则的事物。
在大多数人所信奉的世界里，他是不会突遇暴雨的，他开车是不会拥堵的，他买股票是不会亏损的，他的孩子成绩不会是末流的，他的情敌不会是高他几个数量级的……一旦变成“会”，他就会怒气冲天。
认真检视，怒气只不过是种想法错置，你认为某种挫折没有写进生活的剧本，根本不该出现。
塞内加不一样。他从不信任命运女神，把她赐予的一切——金钱、官位、权势——都搁置在一个地方，可以让她随时拿回去而不干扰自己。他同那些东西之间保持很宽的距离，这样，她只是把它们取走，而不是从我身上强行剥走。
我们难免会遭遇伤害，受到伤害时，我们会脑补这种伤害是故意造成的。比如，午睡被楼下车辆噪音吵醒。如此稀松平常的事，我们会生气，因为我们把“车辆噪音”和“我生气”这两件无关的事，置换成因果关系，“那些烦人的噪音都是为了使我生气”。
我们想控制一切，控制不了，要么愠怒，要么悲伤。斯多葛派认为，我们就像拴在一辆不可捉摸的车子上的狗。绳子的长度足以让我们有一定的活动余地，但是决不允许随意到处跑。
狗如果和缰绳较劲，只会越抽越紧。顺则生，逆则亡。
为减少对违背我们意愿事物反抗的激烈程度，我们应该想想，我们的脖子上也从来是套着绳索的。
狗终其一生不能理解它被拴着，也不理解车子的移动和它脖子痛之间的关系，更难理解方向的变换、车子的路径，因此只能不断忍受阵阵的疼痛。
人不一样。我们有理性，就能保持适当的松弛而增加自由感。理性使我们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无法调和的，于是甘心情愿，而不是怨恨满怀地接受必然。我们可能无力改变某些事态，但有自由决定对待它们的态度。正是从自发地接受必然之中，我们找到了明白无误的自由。
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 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这句话好有道理。对。我也想到一些耳熟能详的，智慧也许不同根同源，但从不缺席。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从心所欲，不逾矩。
伤心怎么办？
叔本华坚信“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在他看来，生命意志一向强推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人类的幸福，这能从一对情侣在做爱之后往往倍感无聊和惆怅中特别清楚地感受到。正如那句拉丁谚语，交媾之后立即听到魔鬼的笑声。
他说，我们意识到的只是自己热切地希望再见到某人，而下意识地却是受到旨在繁殖下一代的力量的驱使。
我曾经在一段充满挫折的恋情中长期反复自残，当年叔本华这些话真是超级金句。当然，现在我对他下面这些话更感兴趣了。
看看那些可怜的蚂蚁忙个不停地辛勤劳动……多数昆虫的一生只不过是不停的劳动，为将来要破卵而出的幼虫准备粮食和住处。当幼虫吃完了粮食，到了化蝶的阶段，它们进入生命，只不过又周而复始地重复同样的劳动……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都有什么结果？……除了饥饿和性欲得到满足之外，什么都没有，只是在无穷无尽的劳动的间歇中短暂的满足。
他不是想要使我们沮丧，而是要使我们摆脱期望，因为期望引发怨恨。
人惟一的先天的错误就是认为我们是生而为追求幸福的……只要我们坚持这一先天的错误……世界在我们看来就是充满了矛盾。因为每走一步，无论大小，我们必然会体验到这个世界和人生决不是为维持幸福生活而安排的……因是之故，几乎每一个年长的人脸上都挂着一种叫做失望的表情。
人非蚂蚁。除了生存繁衍，我们还有艺术。叔本华正是从中找到至高无上的源泉，摆脱“生命意志”的需求。
艺术与哲学以其不同的方式把痛苦转化为知识。“艺术的真谛就是以一概千千万。”
意识到我们的境遇只不过是千千万之一，就足以感到慰藉。亚当和夏娃离开天堂时的痛苦并不单单属于他们自己。
每一个文学青年，都有一段惊魄的失恋。他们读，他们写，一些爱情故事，然后失恋者就会超越自己；他不再是迷茫中踽踽独行的受难者，而是庞大的人群中的一员。这些人自古以来就受繁衍后代的需要所驱使而爱上另外的人。这样，他的苦难给拔掉了芒刺，变得可以理解，而不是个人遭受的诅咒。
对于能达到这种客观境界的人，叔本华作如下评论：
在他的生活和不幸的过程中，他着眼于人类整体的命运多于自己的命运，因而行为更像是个知者，而不是受难者。 我们在黑暗中掘地洞之余，一定要努力化眼泪为知识。
遇到困难怎么办？
拥抱困难，这是命运最好的馈赠。
尼采说：对于我所关心的人，我祝愿他们受苦受难、孤寂凄凉、疾病缠身、受尽虐待、备尝屈辱——我希望他们不得幸免于以下的体验：深刻的自轻自贱、缺乏自信的折磨、一败涂地的悲惨境地。
他是真心的。
他曾经迷恋叔本华的观点，长达10年。后来，尼采对其深表不屑，贬之为倒行逆施。他认为，人的自我完成不是通过避免痛苦，而是通过承认痛苦是通向任何善的自然的、必经的步骤而达到的。
尼采最具争议性的“超人”观点，源于他对加利亚尼、司汤达、蒙田、歌德经历的反思。这四个人有许多共同点：
富有好奇心、有艺术天才、对性爱精力旺盛。尽管有阴暗面，他们都开怀大笑，不少人还常跳舞；他们热爱“温暖的阳光、鲜活的空气、南方的菜园、海风的气息，还有肉、蛋、水果快餐”。其中有些人具有与尼采十分相近的绞刑架式的幽默——从悲观的内心世界发出的欢快而恶毒的笑声。他们发掘了自己的才能，他们具有尼采称作“生命”的东西，那意味着勇气、野心、尊严、人格的力量、幽默感和独立性（与之相平行的就是没有故作正经、人云亦云、怨天尤人和谨小慎微）。
尼采认为，苦与乐是对等的，你追求多少乐，就必须尝试多少苦。
试看那些最优秀、最完善的个人和民族的历史，请问有哪一棵大树长到这样骄人的高度没有经过风霜雨雪；请问，厄运和外界的阻力，某种仇恨、妒忌、怀疑、顽强抵制、强硬反对、吝啬、暴力，难道不都是有利的条件，无此则任何伟大，即使是美德，也难以成长起来？
没有人能够毫无经验而完成伟大的艺术作品，或是平步青云得到世俗的高位，或是初次尝试就成为情圣；在起步的失败与后来的成功之间，在默默无闻到功成名就间必然充满痛苦、焦虑、妒忌和屈辱。尼采告诉我们，自我完成一定顺利到来，否则就根本实现不了。这种想法导致毁灭性的效果，因为它使我们过早地知难而退，而困难残忍是所有有价值事物的合理需求，如果我们对此有所准备，那些困难本来是可以克服的。
蒙田的《随笔集》完成之前有堆积如山的修改和补充稿，司汤达曾写了几十年的劣质剧本，拉斐尔向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偷师多年……
尼采对人的潜力的极端信任——成功的机会是向所有人敞开，又极端残酷——须苦度多年愁惨光阴。
把困难升华、点化、扬弃，遂能成就你。